西府土皇帝、凤翔活阎王、活着挖坟盗墓、死后兄弟全部割韭菜
民国时期，特别是北洋政府的民国前半期，中国总体处于无政府状态。这种弱肉强食的的乱局中，枪杆子就是硬道理，匪如蚁生，军阀四起，兵为大匪，匪为小兵，兵匪难分。陕西土匪数量之多，危害之烈，位居西北各省之首。民国初年，匪患就已经呈现蔓延之势。至南京政府统治时期，土匪更是猖獗至极，30年代中叶，匪众达10余万人。其中陕南匪患尤为严重，其中千人以上的大股匪帮就有王三春、李刚武、沈金亭、周寿娃、王志胜等18股，被当地群众称之为“十八路诸侯”.
军阀之间年年混战，争夺势力范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被打败的军阀成为流寇土匪，割据一方，鱼肉乡里。 当时关中匪患四起，其中最大的两个土匪是党拐子和麻老九，分别割据东西两府自成一体，与民国政府主流势力形成对抗之势。时称“哼哈二将”，党拐子原名党玉琨，麻老九原名麻振武，二人均出自陕西靖国军。
民国6年（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以武力捍卫《临时约法》，试图推翻北洋中央政府的“假共和”。郭坚以此为借口，成立陕西靖国军，自认司令，“为国除奸”。民国10年（1921年），郭坚被陕西督军冯玉祥以鸿门宴设计暗杀，靖国军从此被分化解散。党拐子为靖国军支队长，就此走上退守一方的土匪生涯。
民国16年（1927），西安解围，军阀冯玉祥任命五虎上将之一的宋哲元为陕西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宋哲元欲以武力统一陕境，在攻克东府大荔血洗麻老九后，于次年进军西府。
民国17年春，北伐战事正紧，陕西境内的第二军刘汝明部和张维玺部陆续东调，留在陕西境内的只有宋哲元所部的五、六个师和第十三军之一部——第二十师(师长王和祥)和军直属的迫击炮团、炮兵团、坑道营。他们的任务是肃清陕西各地抗不听命的土著军阀队伍——或者说土匪。宋哲元感到兵力不够，从宁夏调来第二十四军马鸿宾部。
【党玉琨】
该年的上半年，宋哲元依靠这些部队，先后攻克了三原、泾阳、富平、高陵、朝邑、韩城、郃阳、蒲城等城池。关中战事趋于平息，仅余西府残余势力，而其中最为坚硬者就是宝鸡凤翔的党拐子。
风翔也和同州一样是自古以来的一座著名城池，是关中西路的重镇，在汉代为右扶风池，唐宋以降直至清末民初，都是一个府治，素有“金宝鸡、银风翔”的称号。城内地势远远高于城外，城墙既高且厚，坚固异常，城壕潭宽各在三丈开外。城北有一个叫做“凤凰嘴”的塬头，有碗口般粗的一股泉水，长年不息地流入城壕，形成著名的东湖。
20世纪20年代末，在陕西宝鸡地区流传着一首民谣，其中说道：“党拐子，土皇上，派出土匪活阎王；活阎王指挥穷人把宝挖，抬脚动手把人杀。斗鸡挖宝八个月，真把百姓害了个扎!” 这首民谣中所说的“党拐子”，就是斗鸡台盗宝案的主谋者和指使人党玉琨。
党玉琨是陕西富平人，又名党毓坤。因其走路时一只腿跛，故被当地人称为“党拐子”。他从幼年时起便不学无术，厌读诗书，也不愿从事家务和生产劳动，而是整天和一帮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为人狡黠奸诈、刁钻善变，尤其喜欢聚众赌博。党玉琨生性顽劣，动不动就与人争斗，杀人越货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那条跛腿，就是在与人争勇斗狠时被对手打伤，从而留下病根的。
据说，党玉琨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四处游荡，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经受了古董商的熏陶和点拨，见过不少古文物。久而久之，便成为此中行家。他特别善于识别铜器，真品赝品一看之下便知分晓。后来，一向极不安分的党玉琨弃商从戎，先是投到了盘踞在陕西凤翔一带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部下当小头目，历任排、连、营、团长。因他十分精于钻营之道，懂得怎样投上司的喜好，所以较受郭坚的赏识。但好景不长，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军打死，郭的部下李寺被冯玉祥委任为该军头领，带兵驻守凤翔。
党玉琨顿时失去靠山，只得率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到陕西醴泉县驻扎。不久，李寺奉命东调，留守的地方军队之间互相勾心斗角，四分五裂。于是，党玉琨便乘虚而入，于1926年2月率部再度回转凤翔。为了壮大声势、显示威风，他就自封为“师长”，号称“司令”。
正如俗话所说：“财大方能气粗”，“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心想称王称霸的党王琨心里当然明白，钱财才是打造实力、扩张势力和巩固权力的真正基础。但同时他也深知，在国困民疲、人穷财尽的现实情况下，仅仅凭借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是很难达到目的的，故而还必须另辟蹊径，广开财源才行。素有“古董癖”的党玉琨很知道文物的重大价值，明白古董的实际用处。他常对手下人说：“古董为天下之贵宝，价值连城，以之馈赠，可讨对方欢心，换得特别重大的人情；以之，中：售，可换回自立为王、独霸天下的枪械弹药。”
正因如此，所以，他平时对古董就特别留意，甚至连那些看起来非常残破的器物都爱不释手，摩挲把玩不已。他的师部经常有古董商来来往往，有的是来送消息，有的则是买卖古董。在他卧室旁边有两间陈列室，摆放着许多铜器、瓷器、玉器等。铜器、瓷器多系前清或民初仿造前人的；玉器中仅有两件汉代玉璧，较为珍贵；其他多系近代物品。
既然他对古董的喜爱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也就难怪党玉琨会后来会做出大规模盗宝的举动了。。不过，喜爱归喜爱，而党玉琨毕竟不是古董商，而是一个妄想拥兵自重、雄霸一方的地方军阀。所以，他对古董的喜好，更多的是出于为自己谋夺更大利益的实际需要——他知道古董能卖大价钱，换回各种各样的军需物资。党玉琨先在凤翔城内开设了“宝兴城”钱庄，企图借此垄断金融、聚敛军资；后来，他又勾结地方上有名的古董商张九太，在今凤翔县的灵山、宝鸡市的竹园沟一带大肆挖掘古墓，多方搜觅文物，以充军饷。
在党玉琨看来，掘墓盗宝实在是不必费心劳神而又可一本万利的事情，并且他也尝过其中的甜头。当他在醴泉县驻防时，曾经得到了三件较为珍贵的文物，有卣、簋、爵等，上面均刻有铭文，价值不菲。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些宝物捏在自己的手里不放，而是脑筋一转，使之“物尽其用”，将这三件文物都送给了河南南阳的一个军阀。果然不出他所料，该军阀立即“投桃报李”，回送给他10000发子弹、2挺机枪、3支手枪。这一收获使他欣喜若狂，因而此后对盗掘文物的兴趣更大，也更加竭尽全力、不择手段了。
渐渐地，胃口越来越大的党玉琨把盗宝的目标集中在了宝鸡斗鸡台的戴家湾。陕西宝鸡，在唐代以前叫陈仓，这里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也是周、秦文化的摇篮。古陈仓即今日之斗鸡台地区，在宝鸡市东约7公里处，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秦文公为了祭祀天帝活动建立的陈宝夫人祠 (俗称娘娘庙)就在这块台地上，所以又叫祀鸡台。
古陈仓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不仅是周代的重要城邑，而且是秦立国初年的都城，因此，地下埋有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极其丰富灿烂的珍宝，是埋藏文物的一个重要地区。就在这个地区内，有个名叫戴家湾的自然小村，村北有一条上起贾村塬、南迄渭河，深十多丈、长七八里的戴家沟。据《史记》记载，秦国的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就在此地。早在清代末年，这里就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当地人常常看到，每逢大雨、大水冲刷之后，便有很多古代文物暴露于土崖边或田土巾，其中不乏上等佳品。人们虽不识其朝代、名称，但都知道那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宝贝，因而便称之为“宝”。
当时，斗鸡台地方有一个名叫杨万胜的乡绅，此人平日横行乡里，恶贯满盈，民愤极大。后因他私自加派大烟税款，更加激起了当地农民的义愤。因此，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告发他的罪行，并有人扬言要将他暗杀，为民除害。杨万胜不由大为恐慌。他找党的马弁、与自己同乡的张志贤给他说情，开脱罪责。之后，做贼心虚的杨万胜得知党玉琨喜好文物，正在四处寻宝，为了寻找靠山，也为了感谢张志贤，即向张透露说： “戴家湾村后大沟里，靠崖处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村里人常常挖取卖钱。如某人赌博输了，没钱还债，就在洞内挖取两件，去西安卖了几十元白洋。在洞内只要动一动镢头，就一定能挖出一些宝物，随便卖个几十、几百白洋都是平常事。你如果派人挖一回，也定能发个大财。
张志贤听了杨万胜的一番奇谈后，感到这是讨主子欢心的—十好机会，于是向党玉琨提供线索说：“在戴家湾村北的一个窑洞中埋有大量古董，只要轻轻一刨，就能刨出文物。”党玉琨听了这一报告，异常高兴，预感到自己大发横财的时机到来了。 因此，杨万胜和张志贤的话，成为党玉琨作出到斗鸡台戴家湾掘墓盗宝这一决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为探明虚实，1927年春党玉琨亲自到戴家湾村进行勘察。他经过一番踏勘了解，就肯定这里的确有宝。于是，经过紧锣密鼓的周密研究、部署后，场大规模的盗宝行动便在当年秋收以后开始了。为了探明真实情况，组织掘墓盗宝，党玉琨曾先后多次亲自到斗鸡台戴家湾去实地探勘、访查。
第一次是在1927年春天，盗宝方案也基本上是在此时研究决定的。当时，他一副绅士打扮，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棒，乘坐着一辆十分豪华的马拉轿车，众多随从也一律骑着彩饰的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派头十足。劣绅杨万胜毕恭毕敬地把他迎到家中，大摆宴席予以殷勤招待。数日后，党玉琨便对戴家湾村的情况已经有了一番仔细的了解，很快打好了盗宝方案的腹稿。随后，他下令找人作计划，并据此选定合适的人员执行其盗宝任务。其具体安排如下：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挖宝总指挥；委任凤翔“宝兴成”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挖掘总负责人，此人曾在汉口市坐过庄，对买卖古董颇有门路； 派遣卫士班长、绰号“大牙”的凤翔人马成龙及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四人为监工头目，下有监工员多人。柴官长、张福、向寿才均为宝鸡县人，非常熟悉该地的风土民情，对开展挖宝工作是极为有利的；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郑郁文做秘书 (人称“挖宝先生”)。此人的实际任务是做挖宝的现场指导员，负责对挖出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劣绅杨万胜也对盗宝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盗宝指挥部就设在他的家里。在挖宝行动开始后，党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时，也都住在杨万胜家中，由其负责接待。
党玉琨将以上负责盗宝的主要人马一一安排妥当后，便下令众人准备动工挖掘了。具体从事挖宝工作的民工，全部是从附近县、区农村中抓来的青壮年。开始时工作量不大，仅靠就近强行摊派就足够了；后来随着挖掘墓穴的面积不断扩大，所需人手越来越多，附近村庄摊派不出，就一下子扩大到了宝鸡、凤翔、岐山三个县的大部分村庄。这样，高峰时一天就有1000余人在埋头挖宝，整个戴家湾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挖宝人。
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个月中，这支七拼八凑的挖宝大军把戴家湾两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个底朝天。在杨万胜的指点下，开工的第一天就在戴家湾东边的一个窑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铜镜、铜钫、陶灶等，是一个汉墓的器物。第三天，在另一处又挖出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器物，马成龙等人说该物是香筒；但经“挖宝指导”郑郁文鉴定后，说是“觯”。接着，就在这一处坑里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铭文的鼎、一件彝(即簋)和几件残破器物，另外还有戈、铜泡等。不久，在另一座墓中又挖出了一个大鼎，鼎里面有小羊羔一个，虽然皮、肉早已腐烂，但骨架却完整无缺。约在11月底，挖出了一个大墓。据参加盗宝的人回忆说，墓壁上还有壁画，内容是大山和牛羊。画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画的是：在连绵重叠的大山脚下，有一群羊，在大路旁边放有陶鬲、陶罐；第二部分为群牛，牛有卧有立，牛群中似有一人(剥落不清)。山都画成整齐的大小三角形。牛羊身体各部也不甚成比例，粗有轮廓，形象不准。惟头部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眼睛极为有神。该画由朱红色绘成，虽多处脱落，大体完好。画面上在大路旁还画有生活用具等，很有可能是当时秦人游牧生活的写照。这个墓内出土的器物较多，大多是青铜器，有乌纹方鼎、扁足鼎、兽面纹尊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墓坑里出土了三件铜禁(俗称“铜棹子”)，最大的禁上置有方鼎、尊、觯、爵等两排酒器。较小的一件上放有三件铜器，中间放了一件卣。这些被挖出土的器物，均造型美观大方，装饰花纹，有些图案画了鸟兽，线条流利挺拔，实为难得的艺术精品。
盗宝伊始便旗开得胜，收获甚丰，使得党玉琨不禁大喜过望。他挖宝的胃口变得更大，气焰也更加嚣张，不但在组织上控制得更加严密，而且在人力上也不断充实加强。这就害苦了斗鸡台地区及其附近的人民，搞得人神共愤，风惨云愁。被党玉琨委任为盗宝总指挥的贺玉堂，就是前述那首民谣中所说的“活阎王”。他非常残暴，在盗宝前就曾将一个无辜农民用大铁钉钉在宝鸡东面的城门上，把头皮割下来，蒙住眼睛，使这个农民最后竟然活活疼死。贺玉堂接受了指挥盗宝的任务后，一向专横残暴的他在党玉琨的纵容、庇护下，更是为所欲为。在出工问题上，他派范春芳、马成龙等人出面，召集斗鸡台附近桥镇、贾村、蟠龙、陈仓、长寿、陵原等80多个自然村的土绅予以研究，商议决定了派工人数为600民工，并规定各村轮流出工；如有误工、缺额的，一打二罚，绝不手软。还有一个被抓来挖宝的人，说了几句牢骚话，监工听见后，报告给总指挥贺玉堂。贺立即叫人把这个农民抓来，将其活剥，其状惨不忍睹。事隔多年以后，宝鸡的一些老人提起此事，还痛斥党玉琨、贺玉堂的暴行。
仅就盗掘文物这件事来说，被打伤打残的人就难以统计，这充分反映了军阀的残暴。党玉琨为了挖宝扩充军费弄得宝鸡地区风惨云愁，日月无光。1927年秋，因村民们大忙农活，工未出齐，“大牙”马成龙就带领手下的监工员们，骑上高头大马挨村催工，对未出工的农民又打又罚。蟠龙乡大槐树村的农民张十斤因一次迟到，就被罚大洋300元；该乡另一农民因修房一次未出工，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寿乡的杨武仅仅因为有一次未及时出工，就被关押了10天之久，直到其家人送给监工员200斤菜油后才被释放出来；为出工的事，马成龙还勒索村民韩培肥猪3头、粉条200斤。事实上，即使农民按要求准时出工挖宝，在工地上也同样备受折磨。他们必须自带干粮和工具，天未亮就得出工，天黑后才能回去。中午，只有斗鸡台附近的人能回家吃一点饭，稍远点的只能就地吃一点干粮，喝一点水，算是吃了一顿饭。晚上，住在近处的人还能回家睡一觉，而那些外县的则只能一律露宿于村中人家的屋檐下或是土窑洞中。监工头目整天手拿皮鞭，紧密监视。监工人员对待民工们非常残酷无情。如有点卯不到的，不是用皮鞭猛力抽打，就是罚其头顶砖而跪；挖宝动作缓慢，或因头疼脑热而一时动作不力的，就被监工抽打得头破血流， 特别是那个外号叫“大牙”的土匪头子出身的监工马成龙，对民工更是心狠手辣。他不但性情暴躁，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而且故意找那些家道稍稍殷实一点的民工的碴儿，以敲诈勒索钱物。 韩家崖的农民毛谊，挖宝时在已清理完的土坑中拾了一件很小的铜器。此事恰好被杨万胜知道了，就逼他出了300块大洋，才算了事。党玉琨、贺玉堂等人还非常阴险狡诈，对民工们防范森严，措施极其狠辣，经常使民工无端受屈，惨遭不幸。挖出的宝物都被暂时存放在杨万胜家中，并派专人严加看守；以防有人偷抢。
有一次，一个名叫杨根满的看守在偷盗了几件宝物后远逃他乡，因一时弄不清情况，他们就怀疑这是另一个名叫杨冬满的民工所为。其理由仅仅是因为杨冬满曾经在杨万胜家打过长工，路径很熟。在这种无端怀疑下，贺玉堂就命人将杨冬满活埋，以达杀一儆百的目的。幸亏杨冬满的哥哥及时赶到，把他从土中刨了出来，才得幸免一死。人们对党玉琨、贺玉堂、马成龙等人恨之人骨，当时就编了不少民谣反映和控诉他们的罪行。如：“大牙来催工，鸡犬不安宁；壮年顺墙溜，老人发叹声。”“风翔范春芳，宝鸡贺阎王；杀人不眨眼，倾家又荡产。”
但是，党玉琨、贺玉堂、杨万胜等人却根本不理会民工的死活，而只顾挖掘出更多的宝物。从1927年秋天到1928年7月，在历时8个月中，不仅把戴家沟两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个底朝天，挖下来的土把偌大的一条深沟也填平了。为了虚张声势，凑热闹、显排场，贺玉堂还特意请了几台大戏和皮影戏在工地上接连演出了三个多月，以壮声威。大戏台下和整个村子的角角落落中，都摆满了关中民间的风味小吃和日用杂货。由此也不难看出当时的“空前盛况”。 党玉琨把挖出的文物先在乡长杨万胜家中暂存后，尔后陆续运回驻防司令部的所在地——凤翔周家大院。他一方面对这些刚刚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清理，包括简单的清洗、辨认、照相。另一方面，围绕这些出土的珍贵宝物的销售和分赃的争斗也就开始了。党玉琨频频给僚佐和上司馈赠古物。这引起了妻妾，亲属的不安。其三姨太马彩凤之父马应珍见状，力促女儿串通并收买负责在斗鸡台盗宝的刘差官长，把四件铜器，包括一卣、二鼎、一觚装入木箱，偷运至娘家。这件事被党知道后大发雷霆，除对刘差官长拘押拷打外，又派人至龙单村搜缴全部古物，酿成一场不小的风波。这件事很快又被党的二太太——卫队团团长张彩霞、绰号“小白鞋”知道了。“小白鞋”可谓女中豪杰，骑马持枪，悍同其夫，名为党拐子二姨太，但其行为放荡不羁，实际与党分住两处，与名旦张贵民长期私通，党拐子拿她也没法子。为此事，“小白鞋”与“党拐子”大闹，逼党给她一部分古物。“小白鞋”得到这些古物后不久，张贵民病故，她便将这批古物连同银元、烟土一起运走，分别埋葬在高陵通远坊天主教堂、富平党荔堡、到贤镇西仁叉坊东王堡、界首北堡等地。还有人说“小白鞋”把极其珍贵的古物秘藏于张贵民的墓中。
党玉琨对于妻妾和家人在古物上的纷争遭遇忧心不已，为妥善行事，他在积极寻找买主的同时，又多次和心腹贺春轩密谋，大约在挖出大墓后不久，即当年冬天，遂把最精致之器物秘密埋藏于凤翔城内某地。贺春轩在解放后的回忆中说，这次埋藏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中秘密进行的。地点是在一处空院内的防空洞内。该洞漫道长约百米，顺漫道下去，于最深处一侧洞壁上再凿暗洞一处，计将斗鸡台所掘大铜禁上11件珍贵器物全部藏于此，次日黎明后再命兵士把这处防空洞全部用土塞实，不留任何蛛丝马迹。
党玉琨盘踞凤翔府整12年，不论谁来担任陕西省的军政首领，一切军令政令他概不听从，实则是陕西西府的土皇帝。党拐子以重典统治西府，他曾经说：凤翔人有两条路可走，或者规规矩矩地听命于我，或者永远离开凤翔。重典就是嗜杀：抢劫者杀、偷盗者杀、告状者杀、抽烟者杀、打牌者杀……
熟读三国的党拐子常以诸葛亮自比：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凤翔境内，他首创了证件制度，人们必须有五证：居民证、出门证、通行证、乞丐证和营业证。
和那一时期的普遍状况一样，党拐子的手下说是军队，实则胜过土匪，纪律废弛，苛索强搜，杀人越货，横行一方，民无宁日。加上党玉琨本人鸦片烟瘾特大，烟酒嫖赌，恶习俱全。党拐子还是与孙殿英、靳云鄂齐名的民国三大盗墓贼之一。党拐子统治西府时期，大肆盗掘西府一带古墓葬，窃掠了大量自先秦至汉唐的珍贵文物，以供其挥霍和扩充武装实力。
“自作孳，不可活”。党玉琨在宝鸡大肆盗宝，聚敛财物，势力逐渐扩大，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盗掘古墓的过程中，党玉琨等人残酷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引致天怒人怨，民愤四起，更使冯玉祥感到必先除之而后快。
党拐子在凤翔做了12年的土皇帝，对民间的苛索搜刮和抢劫无所不用其极。他把这座城池当作他的万世家业，城内的囤粮可供城内驻军和居民三年食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宋哲元动用了三万多兵力，自春至夏围攻达半年之久，官兵伤亡达四五千人，却始终未能打开凤翔城。
7月间，北伐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宋哲元请准冯玉祥把远在山东临清和河南滑县、道口一带的张维玺所部第十三军主力调回陕西。同时，泾阳、高陵、富平、朝邑、蒲城等地业已次第攻克，原先留在陕境归宋哲元指挥并参加这一带攻城战的第十三军的一部，这时也归还了张维玺部的建制。8月初，张维玺率领着全军三万多人，由西安开到凤翔东郊，参加攻城之战。
张维玺基于上年攻打同州的惨痛教训，认为爬城硬攻，不仅牺牲太大，而且徒劳无功，乃决计立即采取挖掘坑道从地下进攻的战术。坑道是从“东湖”西北角的“喜雨亭”附近一家民宅院内开始掘进的，那里距离城墙只有二百多米远。花费近半个月的时间，坑道顺利挖到城脚之下，里面埋藏了近四千公斤的炸药，并接上了电线。
宋哲元亲自指挥总攻，按下炸药电纽，随着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城墙上出现了二十丈宽的大豁口。爆破的同时，枪炮齐发，炮声枪声号声和喊杀声震耳欲聋。城内的守军惊慌失措，完全陷入瘫痪状态。攻城部队毫无阻碍地像潮水一般，从崩开城墙的豁口上涌进城去。零星断续的巷战，不到一个小时即告全部结束。
党拐子本人在乱军中被击毙，城内守军被打死打伤约两千左右，其余五千多人被俘。城内居民葬身在炮火之下的约在万数以上，到处触目皆是死尸和满身血污的伤员，城内的房屋大部分都成了一片焦土和废墟。
攻克凤翔后第三天，在宋哲元的强力说服下，张维玺接受了屠杀令。党拐子被生擒的50000名俘虏将被全部处决。这种大规模的处决行为——或者说杀俘行为在近代史上极为罕见，至今引发的争议仍然很多。但当时狼烟四起匪患蜂聚，中国刚刚走出皇权专制时代，离现代社会依然遥远，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很模糊，军人与土匪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信奉的都是血酬定律，当然也无什么军事法庭和人权意识。如果将党拐子部属作为战俘（军人），那么屠杀自然应受到谴责，如果将其视为土匪，则令当别论。毕竟这是一个野蛮的时代，无法奢谈文明。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屠杀或者说处决被安排在风翔城东八里纸坊镇东头的一座关帝庙前。宋哲元张维玺坐在关帝庙门口，下令从手枪队拘押的500名俘虏开刀。每两个手枪队的大刀兵架着一名俘虏的两只胳膊，从关帝庙西侧院子里飞快地跑到那眼枯井的边沿，喝令俘虏跪下。在枯井旁边早已预先排列好五十名刽子手的大刀兵，由最前边的一名开始执行，手起刀落，人头立即滚入井中。行刑的人跟着又是一脚，把死者的尸体踢进井里。
前面的一个刚完事，后面的一个又架上来，照样又是一刀之后再踢一脚，好像走马灯一般一个接连一个地不断投进枯井。刽子手杀上十个八个就已血溅满身，刀钝臂酸，手都软了，接着再由后面的刽子手轮番上前。有的俘虏被架到井旁时，为了避免挨刀断头之苦，连跪也不跪就活生生地扑进井去。有的俘虏被架到井边时，早已神魂离窍浑身发软，使刽子手无法下手，只好一脚，不死不活地将其踢入井中。有的俘虏跪下之后，脖子挺得较硬，只消一刀即可人头落地立时毕命。有的俘虏由于吓得魂不附体，脖子挺不起来，一刀不能断气，以致连砍数刀，疼得凄惨嚎叫，那种怪叫声使人不忍闻。有些刽子手手法比较干净利落，一刀下去就身首异处。有些刽子手则是初次杀人，举刀时手腕发软，只能砍进个三两分深，这就使被杀的人遭到了最大的痛苦，当然会哀嚎乱叫起来。
屠杀过程中，宋哲元和张维玺若无其事地端坐在关帝庙门口，一面喝茶，一面谈笑，一切都如同一场游戏，真是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刑场周围戒备森严，但并不禁止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前来观看这场千载难逢的杀人游戏。当一个年轻俘虏被架着奔向枯井，在眼看就要丧命的时候，突然从看热闹的人丛中跑出一位老汉，跑上前抱着那个年轻人，大喊一声“我的儿呀!”据那位老汉说：他是凤翔城外附近农村的人，他的儿子本来在家务农，向来不会为非作歹，半年之前进城赶集卖柴禾时，被“党拐子”的队伍拉去当兵，刚当上兵，凤翔城就被围困起来。据位老汉最后哭诉：“我的儿子并不愿意去当兵吃粮，他也没有造过什么罪，即便作过什么孽，也都应该上在‘党拐子’的账上。你们要杀我的儿子，真是天大的冤枉，那真是老天爷瞎了眼睛啊！”他说罢，死死地抱着自己的儿子不放，又说：“你们如果一定要杀我的儿子，那么就请把我自己先杀掉!”他们父子俩被带到宋哲元张维玺跟前。张维玺说：“就让他老子把他带回家去好了！”这爷儿俩千恩万谢，头也不敢回地走了。
这500名俘虏（除过被他爹救走的那个）全部葬身于关帝庙前的那口枯井。宋哲元遂即下令：“在各师、旅、团拘押的俘虏，限令你们都在今天夜里一齐把他们杀掉，一个也不许留，一个也不许放!”于是另外的四千五百多名俘虏中就有三千几百名都在那天夜里遭到杀戮。唯独第十三军的第十七师赵凤林师长杀了不到一百个老弱残兵交账，将其余1000多名青壮年偷偷释放。
这场骇人听闻的集体大杀戮，很快地传遍了陕西全境。在这种砍头如割韭的暴力震慑下，盘踞在陇州、郃阳、宝鸡、郿县等地的甄士仁张九才等武装势力惶惶不可终日，不几日就纷纷单骑来降。宋哲元的血腥暴力居然使兵刀四起的关中从此走向平定，各种土著军阀和土匪势力陆续肃清。
宋哲元主政陕西期间，取消斗捐，以恤民艰。民国18年关中大旱遭遇年馑，粮价骤涨，特由陕西省筹款30万，再由河南省接济30万，汇往汉口，买米十万石。围剿党玉琨的战斗结束后，宋哲元把所获的部分文物在凤翔新城四面亭内展览了一天。随后留赵登禹师驻守凤翔，令军法处长肖振赢率兵，动用近百辆汽车、骡马车装载古物、银元、烟土等，回归西安。宋哲元凯旋回师西安后，受到了西安数万市民的热烈欢迎，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前来采访。宋哲元以陕西省主席的身份向报界介绍了凤翔战事的概况。除战况外，他所说的“另缴获党拐子古物、银元、烟土颇多，其中古物约计40余件。此40余件古物，大多数均为铜器，现存省政府，编号封存，拟以半数送中央，半数保存西安”的消息，令西安民众目瞪口呆。因为市民们亲眼看见宋回归西安时的车队盛况，不相信缴获党拐子的宝物只有40多件。 这之后，这批文物的去向也成为一桩谜案。
抗战时，宋哲元卫戍平津，被日伪特派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并被指定为委员长，宋哲元到天津，发表谈话，希望“中日亲善”，保全领土，内政不受干涉，一时间宋哲元竟然成为全国最为著名的汉奸。卢沟桥事件爆发，宋哲元29路军积极抗战，一时又称为全国抗战的楷模。1940年4月5日，宋哲元以中风不能言语，病逝。令人须臾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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