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葬礼为何唯毛主席没去
1953年3月5日，获悉斯大林逝世的噩耗，毛泽东许久没有说出话来，“他甚至连饭也不想吃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烟”（引自毛泽东卫士的回忆）。此前一天，毛泽东率党政主要领导人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请潘友新大使转达对斯大林病情的关切与慰问，并表达了对他早日恢复健康的盼望。翌日，中国政府随即发布公告，宣布7日至9日，在全国下半旗志哀;在三天的哀悼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3月6日，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称斯大林为“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随即，毛泽东率党政领导人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3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为悼念斯大林而写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下午4时54分，即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葬礼的同时，北京各界6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开始举行盛大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率全体党政领导人参加。下午5时整，全场默哀五分钟，鸣礼炮28响，全国各地群众都肃立志哀。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第一把手都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唯独毛泽东没有去，他派周恩来前往。究其原因，笔者看过许多内部材料，都找不到答案。有一次，笔者看毛泽东一名卫士的回忆文章时，读到这么一句：1953年2月，主席外出调查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至月底才回北京。笔者想，毛泽东外出调查刚回京，也许过于劳累，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至于毛泽东为何没派党内第二把手刘少奇去参加葬礼，从《刘少奇年谱》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当时因阑尾炎开刀正在住院治疗。
1947年五一节，斯大林(右二)在莫斯科红场观礼台观看游行
对于斯大林，毛泽东始终坚持“三七开”的态度。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
1963年2月23日，毛主席决定马上亲自召见契尔沃年科大使，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当晚八时许，毛泽东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
毛泽东是在菊香书屋卧室接见苏联大使的。我和赵仲元提前到达菊香书屋时，见到中办机要室录音员刘吉顺。我问他，你来干什么？刘吉顺说，毛主席叫他来录音。又说，刚才毛主席还让周总理检查录音设备和线路安好没有。他还带我去看了看放在卧室对面书房书桌上的录音机。这台录音机和放在卧室的麦克风用专线相连接。
毛主席穿着白色毛巾睡衣，靠床头半坐着。因为毛主席不久前才从外地回京，正在患感冒，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是带病同苏联大使谈话。
我站在大门口迎接苏联大使，大使到后对他说，毛泽东主席感冒了，今天在卧室接见你。
毛主席床旁摆了七八把矮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等，以及契尔沃年科大使、罗满宁一秘，依次坐在矮凳上，我坐在苏联大使的左侧，紧靠卧床的墙，翻译组负责记录的赵仲元和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坐在靠卧室门口的矮凳上。
谈话从晚上八点多持续到晚上十点多，会谈中毛主席对赫鲁晓夫冷嘲热讽，毫不掩饰地挖苦。我坐在床旁的小矮凳上，一边翻译，一边观察，只见苏联大使神情紧张，脸色忽红忽白。但是总的来讲，毛主席还是一种和解的态度，提出同意苏方关于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会议、中苏两党举行会谈的建议。
赫鲁晓夫
契尔沃年科主要是听，只是在谈话结束时低声说道，今天毛泽东同志的谈话他将立即报告中央。
赫鲁晓夫
我们整理谈话记录时议论说，回想起来，这些年来赫鲁晓夫明里暗里不知多少回放肆地攻击毛主席。可想而知，毛主席肯定憋了一肚子气，但赫鲁晓夫又远隔千山万水，没有机会当面说理。自从1960年12月毛主席接见前来祝寿的苏联大使以后，事隔两年，今天是第一次又接见同一位苏联大使，于是“一点儿牢骚”，一吐为快！我们几个翻译都为毛主席这一席开诚布公的谈话感到十分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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