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胳膊受伤：蒋介石竟派专机送他去治疗
邓颖超是坐海外华侨捐赠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救护车回延安的。可以想象，此时的邓颖超是归心似箭，心情异常沉重。司机祝华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周恩来朝夕相处了几年，感情很深，他听说周副主席在延安伤情严重，心里也很着急，他开车从重庆到成都只用了一天，而两地相隔450公里。那时的公路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再加上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时速并不快的汽车一天能赶几百公里的路，在当时已经是不敢想象的“高速”了。他们到成都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又马不停蹄往西安赶，这两地相距就更远了，有一千多公里，中间要翻越秦岭，山高路险。祝华虽说是年轻人却驾车技术熟练，只跑了四天，他们就抵达了西安，可能汽车在路上跑得太苦了，结果在西安熄了火，趴下不动窝了。
艰苦路程已经下来一大半了，邓颖超已经感到延安遥遥在望了，她不愿意在西安等汽车修好，又急切地坐上西安去延安的大卡车，继续走。当她风尘仆仆地站在周恩来跟前时，着实让周恩来吓一跳，怎么这么快，你莫不是长了翅膀飞来的？
邓颖超回来后，周恩来生活上有人照应了，可是他的胳膊却没有任何好转，还是弯曲得很严重，说什么也无法复位了，至少在延安是无能为力了。而且错位的胳膊经常疼痛，时断时续的疼痛折磨得周恩来日夜不眠，他已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
周恩来负伤的消息惊动了国民政府，蒋介石特地派来他的私人专机送周恩来赴苏治病。1939年秋季，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治疗养伤，陪同前往的除了邓颖超、宋容英，还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陈昌浩，他也同机去苏联治病。
当时中央决定去苏联的人并不多，几个大人和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
陈祖涛是1938年找到的，他随他的叔叔一道被党组织辗转送到延安。不久，他的父亲陈昌浩和由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也一起到达了延安。离别10年的父子俩，谁也没有想到会在延安相见。陈昌浩这个带部队过了两次草地、爬了三次雪山的硬汉子，面对死亡都没有眨一下眼，可抚摩儿子硬茬茬的头顶时，眼眶红了，来之不易的骨肉团聚啊！
他决定利用这次去莫斯科治病的机会，将儿子送进国际儿童院学习。所以这次他们父子同机，却是准备父子又一次的离别。
周总理情报生涯中唯一失手：特工险些被暴露
在我党历史上，隐秘战线有些红色间谍潜伏在敌人的心脏，熊向晖就是其中之一。熊向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周恩来于抗战初期布置在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非到关键时刻不轻易使用。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处理情报工作心思极细的周恩来，却曾不慎将写有熊向晖姓氏和地址的笔记本忘在了马歇尔的专机上，熊向晖面临着暴露身份的危险……
特务眼皮底下造访中共驻地
1943年7月，熊向晖曾向延安密报胡宗南企图偷袭边区的消息，仓促之间，为保卫延安，中共中央断然使用情报材料，公开通电予以揭露。胡宗南一怒之下，严格追查，当时就有人检举熊向晖，但熊向晖处变不惊，灵活应对。幸好，同时查出有两个国民党机关公开要求中共解散，这才转移了胡宗南的视线。这之后，熊向晖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和应变技巧，不仅没有受到胡宗南的怀疑反而更加深得胡的信任。
1946年，熊向晖和夫人谌筱华的订婚照
1946年，为了培植势力，胡宗南推荐了熊向晖等17名亲信，加入国民党制定的留学美国计划，准备把他们培养成博士、硕士。
这一年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当时熊向晖正准备回南京办理出国手续，得知此情，立即通过情报联络员王石坚密报延安。5月下旬，王石坚对熊传达中央命令说：“中央对胡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和、战的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同你面谈，要立即查告你在南京的家庭住址，要你到南京后第一个星期的上午都不外出，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熊向晖知道事关重大，立刻将自己在南京的地址告知王石坚。
6月初，熊向晖从西安飞抵南京，住在卫巷32号的家中。6月10日上午，熊向晖在家里看报，一个中等个头，身穿便装的陌生人来到熊向晖的家中。来人神态尽管有些焦急，可仍平静地问：“熊先生吗？”
熊向晖微笑点头：“我是。”
来人马上说：“胡公有事请你去一趟。”
熊向晖干脆地说：“那好，我们去哪里？”
“梅园新村30号。”熊向晖一惊，梅园新村30号是路人皆知的中共代表团驻地，那里敌特盯防严密，“秘密战线”上的同志从不去那里。
熊向晖取出西服外套，来人说：“天气有些热，熊先生要不要戴顶帽子？”
熊向晖会意，拿起一顶巴拿马帽戴在头上。“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能告诉我吗？”熊向晖轻声问。
来人迟疑一下：“我叫童小鹏。”
童小鹏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熊向晖跟着他一前一后出了大门，相隔有几米的距离。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前后左右，穿过几个街区，确认没有人跟踪，两人在一个僻静处停了下来。
不一会，一辆小汽车停在两人面前。熊向晖上车后躺卧后座，用巴拿马帽盖着脸。不一会，汽车就到了梅园新村30号，只见人员进进出出，很是热闹，显然是为了分散特务注意掩护熊向晖。
会客室东边有座高楼是特务据点，童小鹏先下车，站在东面挡住特务视线，熊向晖下车后则很自然地向西看，大大方方迈上四级台阶，院子里有几个人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清华同学宋平。熊向晖紧走几步闪进了会客室。
周恩来不慎泄密
熊向晖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必武迎上来，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八年半，你的模样没有变，似乎长高了些。”他告诉熊向晖，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有件事，等他谈。
汽车声响，周恩来推门走进，关上门，拉着熊向晖坐在沙发上。周恩来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号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天气热，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回南京还要谈判，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躺一会，一睡就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我还不知道。同行的同志把我叫醒，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周恩来真挚坦诚的态度和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熊向晖，他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但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他接着说道：“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的侍从副官来找我，我不在，他一直等到我回来。他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马歇尔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
“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如果他送，不会送给徐永昌、郑介民这类人，那不合他的身分。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蒋介石一看到，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使他失去‘调处人’的资格。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第二种可能。”周恩来认真分析了目前的形式后，又问道：“你在上海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不引人注意，找个借口住几天？”熊向晖讲了几处地方，包括著名书法家马公愚的宅邸。周说：“住在马公愚的家里比较妥当，他在上海地位高，特务不敢轻易打扰他。”
问清上述情况后，周恩来说，他已让延安通过密台告知王石坚，要王提高警惕，注意敌情，准备应变。如马歇尔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蒋一定会交中统或军统查办，交军统查办的可能性更大。中统、军统都沉不住气，军统更沉不住气，急于求成，一定会很快采取行动。既不敢拖延，也没有耐心放长线。按照他们的规律，从发现线索到捕获目标，不会超过半个月。他们惯于搞突击，突击也会有点前兆。
临变处置侥幸过关
周恩来让熊向晖将情况告诉熊的未婚妻谌筱华，然后立即到上海住半个月，找个借口不出门，由谌注意他家中动静，并用暗语写信给王石坚。如发现熊向晖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即用暗语快信通知熊向晖，熊即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已作了准备，届时会把他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将来再设法送谌去。
周恩来还要熊向晖吸取他这次的教训，对王炳南的姓名住址不要写在纸上，必须记在脑子里，记住九个字“马思南——107——王炳南”。
临别时，周恩来说：“1943年我在西安同你说过，胜利以后再见。今天我重复一遍，胜利以后再见。”董必武说：“我看不是重复，那次说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说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熊向晖也说：“胜利以后再见”，与他们握手告别。
离开时，童小鹏领熊向晖上的已不是来时坐的车。汽车驶到明孝陵荒僻处，熊下车，车飞快开走，熊向晖步行很长一段路，才找到公共汽车站。
照周恩来指示，熊向晖在上海躲了十来天，接到谌筱华的信，内写“王兄康泰，阁府安祥”。这表明一切如常，他立即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并于10月初飞到西安试探胡宗南，胡对他的态度丝毫未变。那个“事故”未产生问题，这次泄密事件不过是虚惊一场。
1947年8月，熊向晖赴美，1949年经香港回国。11月，周恩来宴请张治中等人，熊向晖应邀出席，周恩来向客人公开了熊向晖的身份秘密，举座皆惊：胡宗南身边一等一的红人熊向晖竟然是红色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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