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周恩来的英文水平：一词就考倒高级翻译
我于1954年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当时正是“以俄为师”的年代，该校在推行俄语的同时，一度停止了英语教学。我在上海虽然自幼年起就有机会学习英语，但在当时却无法报考英语专业。
1956年，在七爸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推动下，全国高等院校普遍重视英语教学，南开大学从此恢复了英语专业。由于我在半脱产干部中英语水平稍好，所以学校把我调到了外文系继续半工半读。
周恩来总理
当初，七爸七妈事先并不知道我要考南开大学，校方领导和老师同学们也不知道我是总理的侄子。当两位老人家得知我考上了七爸的母校南开大学时，特别高兴，专门找我谈话，设“家宴”以示庆祝。50年代中国大学生很少，我们周家也只有我和尔辉上了大学。尔辉身体不好，高血压，学习有困难，相比之下我学习起来比较轻松，因此七爸对我的学习情况非常重视。尤其是我调到外文系后，他多次和我讲英语的重要性，我也有机会听他说过非常地道的英语，陪他一起看电影时，我发现他看英语电影时不一定需要翻译，而英语以外的语种才需要翻译。
1959年，七爸到南开大学视察时，曾专门到外文系和同学们交流，并纠正他们的发音。记得他常对我说学外语最好能有机会勤练“童子功”。他在年幼时从东北转至天津入南开中学时一度英语成为学习难题。初赴伦敦时口操英语尚有困难，但历经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以后，才感到运用自如。最后达到的水平同英语专业毕业者相差无几，甚至还有其超乎寻常的独到之处。为此有时他竟调侃地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勤学苦练是上乘。”
周恩来总理
当七爸得知我提前毕业，留校担任教研室主任时，他感到不放心，专门和我谈起英语的教学方法。我发现他的英语知识近乎专业教师，他还提出了许多带有创造性的教学方法。他说，除了语言专业人员要把语音、语法、词汇分开进行教学与研究外，对于其他外语工作人员来说，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应注重应用实践能力。
有一次，我陪他接见外宾，担任翻译的是外交部首席翻译冀朝铸和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高级翻译劳远回，他们都是我平时非常尊重的高级翻译。不意这次总理和外宾的交谈翻译过程中，双方都用到了as well as这个短语。事后，总理突然问：“你们知道as well as的确切含义和如何准确运用吗？”他特别面向两大翻译，他们却不知如何回答，因为他们对词汇只是自然地运用，并不专门研究，所以讲不出道理。我由于在学校工作过，对词汇应用有所注意，所以我回答：“它的意思是in addition to，除……以外，还……”七爸对我的回答相当满意。
我还发现虽然七爸和我一样说普通话时夹杂有南方口音，但他的英语发音却相当准确，而且优雅动听。他只读到大学阶段，又不是英语专业，居然能从教学角度以简要的语言讲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而且能找到实践的方法，我由衷地敬佩他。
白崇禧，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绰号“小诸葛”。军事家杨杰曾说白崇禧是国民党内三个半军事家之一，日本人在淞沪会战后称他为“战神”，毛泽东则称他为“中国境内第一个阴险狡诈的军阀”。那么周恩来是如何评价白崇禧的呢？周恩来对小诸葛白崇禧的评价是：有指挥才能无政治远见！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周恩来与国民党的军事将领交往较多。白崇禧很佩服周恩来的恢宏气魄、渊博学识、军事才略和政治工作经验。而周恩来也很欣赏白崇禧的主战立场和指挥才能。
小诸葛白崇禧
1938年3月上旬，白崇禧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之前，专请周恩来、叶剑英商谈津浦战场的作战方针。周恩来建议：津浦线南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使淮河流域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徐州以北则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白崇禧对此建议非常赞赏，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这个方针，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但在政治上，周恩来一眼就看出了白崇禧的弱点。1965年迎接李宗仁从海外回国时，禧有过中肯的评价：“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
说白崇禧政治上低能，主要表现在他对时局的认识不清上。
1929年初，白崇禧在率部击溃“直鲁联军”后，在北平大谈天下大势时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向蒋介石统治的江浙进军之势。
周恩来总理
1948年12月24日，身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利用当时对蒋介石极为不利的形势，发出致蒋介石电，提出“恢复和平谈判”以解决时局的主张，逼蒋下台，抬高桂系地位。25日，在白崇禧指导下，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指出“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觅取途径，恢复和谈”。蒋介石无法，只好以李宗仁继任“代总统”。
毛泽东看穿了白崇禧的伎俩，在1949年2月15日的一次对外谈话中，讥笑道：“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1月1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为和谈代表，到北平与共产党谈判。白崇禧在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曾商定一项“划江分治”的方案，提出全国都将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领导之下，但人民解放军不必渡过长江，在长江以南由国民党军驻防，两军“就地停战”，“划江而治”。这个方案理所当然地被共产党拒绝了。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警告国民党：“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4月20日，最后签字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
对此，李宗仁有过中肯的评价：“健生(白崇禧字健生)的作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对人毫无诚意，唯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饮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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