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事做尽：民国时主张“共妻”的奇葩军阀是谁
张宗昌一生劣迹斑斑，罪恶满盈，被枪杀于济南火车站。张宗昌，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人。拥有“狗肉将军”、“混世魔王”、“三不知将军”、“五毒大将军”、“张三多”等绰号，奉系军阀头目之一。张宗昌曾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造成“青岛惨案”。1932年9月3日被西北军名将郑金声之子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枪杀于津浦铁路济南车站。
张宗昌深知，要站稳脚跟，就必须有军队，因此毫无节制地扩大军队，军队编制完全处在失控状态，虽然说是最盛时有30多个军20多万人，其实连张宗昌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军队。他刚到山东，济南人就发现“副官满街走，差遣多似狗”；不久，民谣就变为“参谋满街走，副官多似狗”；再过段时间，又变成“司令满街走，参谋多似狗”。这么多的军队，就要钱养活，山东虽然不穷，但也架不住这么多不务农工商的嘴吃饭。因此，张宗昌的部队待遇极差，欠饷欠物资是常事，活不下去的士兵就在张宗昌的纵容下狼一样扑向民间。在“剿匪”之类的名义下，部队所到之处，抢劫烧杀，无恶不做：鸡鸭猪羊被杀光，骡马牛驴被拉光，门窗壁橱被拆光，这叫“三光”；翻查箱子柜子，翻挖院内和室内砖地，看有没有值钱东西，这叫“两翻”；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扔出去，使家家户户屋里空无一物，这叫“一空”。
张宗昌的军队随时抢劫、敲诈。军人购物，从不付钱；军人坐车，从不买票。如向其要钱，轻则被臭骂，重则被毒打，用士兵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白人已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心理，张宗昌却对白俄兵尤其倚重。每次战斗，张宗昌都安排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白俄兵一冲锋，敌人就魂飞魄散，四散奔逃。在山东的白俄兵整日酗酒，大醉后狼嚎一样高歌，满街乱窜，见男人就打，就妇女就辱，人们看到他们如见瘟神，四散奔逃。
张宗昌在山东收取的税捐也是空前绝后。他设立的捐税项目，有正式名称的即有60多种，主要是：田赋，契税，牙税，当税，牲畜屠宰税，盐税，“讨赤”捐，房铺捐，烟酒特捐，茶叶特捐，富绅捐，驻军给养费，营房捐及驻军营房费，军鞋捐，军械捐，车捐，集市摊捐，地亩特捐，慰劳将士费，货车特捐，娼捐，戏捐，人口捐，锅头捐，狗捐，鸡捐，修张宗昌生祠捐，修张宗昌铜像捐等等。这还不够，还有一个“粪税”！张宗昌设有一个“金汁行”，做为大粪“官营”的管理机构。饱受压榨的山东人有副对联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这是讽刺，更是控诉。
童年张宗昌在山东有过乞讨经历，更因父病亡、母大脚而受过不少欺负。如今成为统治全省的“山东王”，张宗昌扬眉吐气，格外讲威风。他每次外出，都必须在三点前净街，官署前的大马路，必须洒水去尘，并禁绝车马行人；街道两边，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他的专车前，是白俄兵作前导，车后是一二十辆大卡车，卡车上满载卫兵，个个握着手提机关枪；而且，头顶上还有两三架飞机盘旋，随行护卫。这个排场，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皇帝的威仪。张宗昌的私生活更是荒淫无耻，糜烂不堪，他有50多名不同国籍的姨太太，号称“八国联军”；这还不算荒淫，张宗昌只要看到合意女性，立即强抢强拉，宣泄兽欲。
她一名才女！与当时的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她是一名特工！却因此背负了汉奸的骂名；她被误解成汉奸，也因此失去了最爱的人，最后孤老一生。
关露，1907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原籍河北延庆。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曾在中国诗歌会创办的《新诗歌》月刊任编辑，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当时上海文坛，有“女诗人关露”之称。
关露幼年家贫，但自学完中学课程。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1930年初，关露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于南京《幼稚周刊》。
虽然关露文采不凡，喜好作诗，但是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国志士，与传统的文弱诗人完全不同。九一八事变之后，有抱负的关露参加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并与1932年加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左联”。
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了以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下，胡绣枫接待了她，所以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基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做间谍，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于是推荐了她的姐姐关露。就这样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分，打入76号魔窟，渐渐地使李士群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并将李士群成功策反。但尽管如此，关露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在做这些工作时，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滩传开了。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
再一次是去日本人创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在该刊发表长篇小说《黎明》，同时以此作掩护，收集日伪机密情报，并积极组织策反，功勋卓著。据悉该社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就这样，关露在敌营苦熬六年之后，回到自己人的身边，然而单纯的她并不知道，自己要经受的煎熬还没结束。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为了怕暴露中共与日伪间的 秘密关系，中共不是出面澄清关露的真正身份，而是将关露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要她躲起来。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遇到的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
回首这六年，不仅仅是对自己内心的折磨，更在外人看来，关露的形象已经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即使在等到后来的日本投降之后，关露依然不能洗脱自己，甚至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然而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的结果，却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没想到，痛苦的打击才刚刚开始。很快，她接到恋人王炳南一封绝交信。尽管这并非王炳南本意，而是为了革命事业。但却使关露几乎崩溃，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
然而，关露的厄运远还没有结束。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而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 一次关了8年。 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但是没几天，关露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关露临死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有细心人发现，在那次追悼会上有一个并不属于文艺界队伍但是神情极其沉郁的老人，自始至终都未与任何人说话，他一直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面，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王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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