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良将用妙计修建“水上长城”抵御北方骑兵
宋太宗年间，宋辽边界有一个瓦桥关。一天，这个瓦桥关突然出现了一群官员。这些官员在河上泛舟，他们嘻嘻哈哈地一边喝酒，一边观赏河面上盛开的蓼花。领头的官员见大家的兴致都这么高，就提议以蓼花为题作诗。官员们于是你想一词，我说一句，合力作了一首《蓼花吟》。领头的官员大喜过望，他一边用笔记录下诗句，一边命人将大家的行乐趣事绘制下来，准备呈送给太宗皇上。瓦桥关的百姓们见到这一幕都大为不满，他们纷纷指责那个领头的官员。
原来，这个领头的官员正是镇守瓦桥关的总兵何承矩。在百姓们看来，一个统帅不去镇守边关，却跑到这里来游山玩水，简直是玩忽职守。现在，何承矩居然还让人将一行人游山玩水的情况画下来，向皇帝去炫耀，这让他们更看不下去了。他们猜不透，这个何承矩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一段时间之后，太宗皇帝命人在瓦桥关下达了一道旨意。直到这个时候，百姓们才恍然大悟：何承矩的行乐图里有玄机!原来，此时的辽国非常强大，瓦桥关根本没有把握能守得住北宋的疆土。作为边关的统帅，何承矩更为这个问题头疼不已：一旦辽国侵扰，后果将不堪设想!细致的他于是对瓦桥关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他发现这里有很多洼地，就产生了“蓄水为塞”这个想法。蓄水为塞，即引水到洼地形成一个人工塘泊，成为一个防卫的屏障。
何承矩写了一份奏折向太宗皇帝提交了“蓄水为塞”的建议，但太宗皇帝根本不予批准。无奈之下，何承矩想出了一个点子。为了掩人耳目，他邀请来素日交好的几个官员，带着他们在瓦桥关游山玩水，喝酒、赏花、吟诗。实际上，他们是在考察地形。何承矩让手下画的行乐图实际就是地形图，他想通过这幅图告诉太宗皇帝，瓦桥关目前的形势非常危急，必须得做出防守对策。
果然，太宗皇帝看了这幅图之后不再反对何承矩的想法。不过，他同时提出了一个疑问：“洼地蓄水之后虽能抵御辽国的侵袭，可百姓不能再依靠它种地了。百姓无地可种，就没了吃的来源，没得吃了，他们岂不是要闹事?如此一来，外患解决了，但内忧岂不就产生了?”
何承矩笑了笑回答说：“无碍，那些准备用来蓄水的洼地都是盐碱地，本就不适合种庄稼。但这些地方如果引进水去，百姓可以养鱼、养蟹，可以收割茭白，还可以割芦苇，他们的生活会更有保障。”面对这样一条利国利民的好措施，太宗皇帝再也没有异议，他让何承矩放心大胆地去实施。
就这样，何承矩引水入瓦桥关，建起长达三百多里的人工塘泊，形成了一道塘泊防线。这道塘泊防线有效地限制了辽国骑兵的机动性，使得瓦桥关所受的辽国侵扰大大减少。那里的百姓也因为有了鱼蟹菰苇之利，生活过得更富余了。
宋朝人流行二男一女生育观:是否重男轻女
在金庸先生的武侠系列中，涉及南宋历史的只有射雕与神雕，遗憾的是，历史的大背景，老先生是把握了，但民风民俗描写则稍显疏漏，比如财富观、生育观等等。要知道，江湖人物虽属社会边缘群体，然则未必就能剥夺他们的社民身份，他们也未必就能将自己完全放逐于社会主流风俗之外，而不着任何痕迹。
南宋人的生育观比较特别，由于战争的原因，大量北民南迁，主要城市人口空前膨胀，以至于形成了市民、乡民自发进行计划生育的奇怪现象，并日久成俗，其代表生育风俗之一，就是“二男一女”的理想子女数。这在元人修的《宋史》、当时宋人笔记和《马可波罗游记》中多有提及。比如“生子不举”条目中，就有“(育)二子一女寻常，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的明确记载。“生子不举”又叫做“洗儿”，就是父母遗弃或虐杀婴儿来控制子女数量。到第四个孩子时，无论男孩女孩都是一样要被“洗”的，没有性别歧视。
此风俗的形成，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对于社会中下层家庭来说，多生下一个本来不想要的孩子，就意味着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还有沉重的身丁钱负担，有不得已心理。而社会上层受此民俗波及的也不在少数，因为诸子平均分产行为让南迁后本来就不多的遗产将被分得更细。朝廷为控制人口数量，也鼓励官绅“不宜多子”，当然，这种“鼓励”并未明确规定子女数量如何搭配，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二子一女”模式，在未来将导致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造成深刻的社会问题。
二是住房紧张。南宋主要大城市如杭州等规模并无实际上的扩展，但北方诸省的移民潮在最初的一二十年却一波接着一波，朝廷为了安置北民，想尽了一切可行的办法，最后连寺院都被允许成为他们的安身之处。后来倒是大规模兴建住宅了，但人多地少，《梦梁录》中写道：“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往高处增建，房屋仍然缺乏，很多人不得不依靠租房来安身。“兼官私房屋及基地，多是赁居，还僦金或出地钱，但屋地钱俱分大中小三等钱。”租金的具体金额我们无从得知，但从记载中频繁出现朝廷颁布延期缴纳房租的诏令可以得知，房租对于普通的城内居民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多生一个孩子，未来就得多建或多租一幢房子，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担忧。
三是对朝廷禁令的逆反和对弃婴生命的不担忧。有读者可能理解前者而不能理解后者，这不奇怪，因为逆反心理大家都会有，而不担忧弃婴生命，则属于历史认知度的深浅了，不了解那段历史，自然就不能理解。由于“生子不举”之风的盛行，让朝廷不得不采取相关的措施来阻止，但是“以立禁赏，顽愚村乡习以为常，邻保亲族皆与之隐。”这就是逆反。而百姓溺婴现象并非全部是虐杀，大多则倾向于将新生儿遗弃在大街上。朝廷对于弃婴，采取的是慈善救济措施。“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马可波罗在自己的行纪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南宋)其国诸州小民之不能养其婴儿者，产后即弃，国王尽收养之。”负责收养婴儿的机构被称之为“慈幼局”或者是“慈幼庄”，这可谓是宋朝的独创，所以，老百姓并不担忧弃婴无人赡养。像杨过那么小的孩子，在穆念慈死后，不可能还独自生活在嘉兴郊外，早该被政府“收养”了。
在金庸先生的笔下，我们读不到有关这种生育风俗的如何蛛丝马迹，除了郭靖黄蓉夫妇生育二女一男，稍微符合这个理想子女数之外，其余侠客及涉及人物，或无子女，或有子无女，或有女无子，鲜有“达标”的。倒是在笑傲里不经意间“达标”了一次，林平之的外祖父王元霸，生了二子一女，儿子是王伯奋、王仲强，女儿是王夫人，就是林平之的母亲，可那是明朝中期了，莫非金庸先生也玩月光宝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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