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来早年留学德国和女人有一儿子？
核心提示：他的研究披露，1923年在格丁根住过的一个自称姓“朱”的中国学生与一个名叫库尼贡德·斯坦芬碧尔的年轻美貌的女人睡过觉，致使该女人于1924年4月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法国政府作出了驱逐学生的决定。100多名学生被押上驶往马赛的火车，随后又被赶上开往中国的轮船。李立三就在这些人之列。他们发觉自己被过早地遣送回国了。李立三比周恩来大两岁，湖南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比周早来法国一年，一直是半工半读。
他还组织了一个自己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并在此后加入了周及其他人组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在1922年6月，这时李立三已回国。〕负责宣传工作，而周恩来负责组织工作（这和几年后他们俩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的职务几乎一致）。擅长讲演、激进而又顽强的李立三主持党的工作时，周恩来是他的忠实的支持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这个消息过了一段时间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向国内的朋友通报了在法国的大多数觉悟社成员的情况，并说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讨论，他最后也选择了共产主义。他还补充说：“1921年10月刚过，我们就作出了正式决定。”在写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也谈到了自己到欧洲一年来的思想变化。他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现在我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在猛烈地抨击了国家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之后，他又写道：“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握着，生死的命运既由他们操着，工人哪有成功的希望呢？……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周估计当时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三分之二的人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其他人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分子各占一半。
1921年春，周成了正式的共产主义5人小组的一名成员。这标志着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1921年年末，他开始筹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部分政治上积极的留法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
1922年年初，周恩来又来到伦敦，进行了近两个半月的考察。后来，他曾对一位美国记者承认说，他“不喜欢那儿”。1月15日，他向《益世报》报道了英国军队在爱尔兰和埃及的暴行，并预言这些麻烦将导致英军在中东的更残酷的行动。周恩来在伦敦时，发生了一件后来被证实对其政治发展影响极为重大的事情。
曾在天津加入了周恩来的觉悟社的黄爱，在长沙的一次纺织工人大罢工中被枪杀。黄因此成了早期共产主义烈士之一。周怀着强烈的悲痛感，撰文悼念牺牲的同志，这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特殊的友谊。
周恩来对是否加入正逐步成为中国激进政治主流的共产党，一直是在反复思考的。对这个新的哲学，周显然在思想上有所疑虑，而且他一定为接受这样一种极其自信的人生处世哲学而冥思苦想了一番。朋友之死，加上每个人都力促周投身这个事业，这也许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为周恩来提供了能消除残存的思想疑虑所必需的情感动力。
在新的青年团成立的几个月期间，他撰文的方式都是启发式的。他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第二期上发表文章说，“共产主义是彻底的改造良方”。文章还论述道：
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依着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
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从这两段话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中国也许是不得不接受这个可怜的办法，并想最充分地利用它。因为，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接受这个主义。
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短暂的宣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特点。在周的同志中，很少有人去问无产阶级是否能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也很少有人对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改变社会的纲领的可行性产生疑问。当时，马克思主义颇为盛行，要想抵御其魅力诱惑，需要有相当坚定的决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值得信奉的科学，这如同人们“信奉爱因斯坦定律一样”。
对一个以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立志使祖国赶上欧洲水平的中国人来说，要想抵御那些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提出来的建议的诱惑，真是难上加难！因为这一建议暗示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奔共产主义。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并能免受走进西方式社会这一必然阶段的痛苦。说得好听点，甚至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许还会超过欧洲。
周恩来是个反叛者，他激烈地反抗中国统治阶级众多的利益、特权及其愚昧。作为一个家庭贫困的人，他深深地同情和他同病相怜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在欧洲，他本能地倾向当地的反叛者们对其政府的反抗。这些反叛者很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留学欧洲的大部分年轻的中国人都想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周恩来也不例外。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即周没到法国之前，在脑海中把这个国家理想化了。这主要是由于读了陈独秀的文章的结果，使他产生了法国的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印象。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受这么高的期待。
周恩来欣赏并喜欢巴黎的许多东西。几十年后，他对法国驻中国大使说：“你们是热爱自由的人民。我在法国时，曾高兴地注意到，在所有的大街小巷，你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尊重种族平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国警察、政府官员、大学教师、女房东及其他一些中国学生与之打过交道的法国人，对年轻的中国访问者都特别友好或能给予特别的帮助。
在周恩来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他的言论流露出一种缺乏信心的痛苦之感。似乎他对在国内和欧洲的朋友说过：“好吧！如果你们开始信奉共产主义，我将加入你们的行列，并尽力使之步入正轨，至少是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虽然它可能不是中国目前之所需，但只要是能使中国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任何东西都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半保留的思想隐约出现在1922年3月他为悼念亡友黄爱而作的一首诗中：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有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它，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撒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还有个传说谈道，比周大12岁、阅历极为丰富并在后来还成了着名将军的朱德，于1922年10月来到柏林，希望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在柏林经周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朱德是一位经历了各种反政府造反的资历很深的旧军人。他的入党要求曾遭到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拒绝。当周的房门打开时，朱德看到了“一个身材挺直，相貌俊美的文静的年轻人。他那张脸严肃而又透出聪颖，富有男子汉气概……周是个举止文雅，善于思索的青年，甚至还有点腼腆”。
朱德挪开周拉过来的椅子，向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如何同军阀及最近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决裂的，如何戒掉吸鸦片的习惯，同孙中山的会晤等。周恩来注意地听着，习惯地侧着头，并提出帮他找住处。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而尚未批准之前，暂时吸收朱德为候补党员。
最后，朱德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他的党籍将对和他仍有联系的国民党保密。周的小心谨慎后来被证明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1922年10月，周恩来离开德国，途中可能取道比利时，返回巴黎。他还要求当时尚未选择共产主义但倾向科学的朋友聂荣臻从比利时的沙洛瓦赶来会见朱德。结果聂本人也参加了共产党。〔聂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年初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
不久，周还以聂的客人的身份参观了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聂本人后来成为中国核工程的组织者。人们记得周在沙洛瓦时，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非常沉静，还经常陷入沉思。据说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密友—马将军的侄儿关系很好，以后他们交往甚为密切。
周及时赶回巴黎出席共青团的一个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在他旅欧的最后15个月期间，他利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少年》1922年8月1日创刊，《赤光》1924年2月1日创刊。—译者注〕宣传革命主张，反击诋毁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献身于党和团组织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仍旧过着很简朴的生活，经常身穿满是油渍的工作服，还自己用水泡面包充饥。
然而，他有时也脱掉工作服，炫耀般地穿上漂亮上衣，和一些富裕的同学在巴黎郊外的索斯玩一晚上。如果他去得早的话，他还要下厨房，做几个他十分拿手的中国北方的美味佳肴。
那年春天，他开始了一项新奇而有趣的工作，即定期选派旅欧中国学生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而且他每次都把这些有成就的代表送到柏林。赴苏的一些学生在基层党组织的地位有的比周高，他们的离去使得周恩来逐渐赢得了旅欧中国共产党更高的职位。没人怀疑周恩来在解决中国人的争执甚至派性问题时表现出的灵活性，也没有人怀疑他那永恒的吸引力和精湛的处世技巧。
一位同学后来回忆道：“周恩来对理论的掌握相当薄弱，但他能概括我的思想，然后能比我更好地把它们表述出来。我们多次依靠他准备口头或笔头的公开声明，因为一旦他领悟了组织的思想，经过重新表述后，这种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别共同接受。”
准确地说，在周恩来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人们要求他运用这种卓越的技巧，把所有争执不休的中国学生帮派统一在一个爱国的政治纲领之下。在要求把中国重新统一在共和旗帜下的具有进步思想的大部分学生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国民党成为中国共和革命公认的领导党。只有国民党才能提出似乎可行的方案来推翻那些趁清帝国崩溃之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各个省份的封建军阀。
孙中山请求西方大国帮助他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但这些国家却借口没时间而没有理睬他。他别无选择，只好转向新成立的苏俄以求得他所需要的物质帮助，而俄国人则一请即允。这反过来意味着，通过共产国际发挥影响的克里姆林宫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同国民党的争吵，双方合作来制订定一个有利于中国统一的民族方案。
在巴黎，两个中国政党组织〔1923年6月周同孙中山派到法国筹建国民党巴黎分部的代表王京歧商谈两党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青团员80余人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被国民党总部先后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驻欧支部特派员、代理执行部长等。—译者注〕的年轻的成员们服从了这些命令，但另一个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帮派却不肯屈服。与此同时，周恩来不厌其烦地修改着那份政纲草稿，它将提交在克吕尼博物馆附近的大会议厅召开的400名学生出席的大会上讨论。
辩论进行得相当激烈，以至于会议最后竟恶化成拳脚交锋的局面。在这一事件中，两名学生被送进医院，许多椅子均遭损坏（其中有把椅子摔在周的身上）。
这时，周恩来离开祖国已两年半了，一些朋友对他没有异性相伴的事实感到震惊。在社交场合上，他显示了对“留在国内的姑娘”—邓颖超的忠诚。他把这些情感都突出地反映到写给她的信中。当一位老校友来拜访周并问周最近是否有什么“新发现”时，周回答道：“你是指……姑娘？不，没有。”
“我不信，像你这么有魅力的青年，加上你在这儿的影响，难道会没有？”
“我不想涉足于此。最好还是独身一人，这样更方便。”
“邓颖超怎么样？你还是每隔一周给她写一次信吗？”
“你怎么知道的？”
“她告诉我的。你知道，我偶尔也接到她的来信。”
过了30年，即1954年，当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重访欧洲，参加关于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有位德国记者试图追溯周20年代在德国的生活经历。他的研究披露，1923年在格丁根住过的一个自称姓“朱”的中国学生与一个名叫库尼贡德·斯坦芬碧尔的年轻美貌的女人睡过觉，致使该女人于1924年4月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由于朱、周读音接近，且姓氏相似，而且那姓朱的学生的生日和周的生日也十分接近，这位记者便猜测这个学生一定是周恩来（如果周允许外界了解他的准确的出生日期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遭到随即而来的侮辱）。这个消息刊载于《明星》杂志上，而且大量的可佐证的细节显示这件事还远远没有披露出来。
例如，有人推测，当婴儿被房东送上驶往她父母家乡的火车的时候，周送给那位姑娘一块毯子给小孩取暖。孩子后来在那儿长大成人，还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当装上了标准的德国军人玻璃眼球后，他觉得自己的新的蓝眼睛和以前的褐色眼睛大不一样。在后来的一次战役中，他阵亡了。但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这也可能是周的孙子。这个孩子1954年还在东德生活，在一家汽车厂工作，有两个女儿。
《明星》杂志的文章说那个女子是1923年夏季怀孕的，按理说很可能是周恩来来往于柏林和巴黎时，中途在格丁根停留过，但却实在没有证据。而且，那年夏天，他在巴黎也有很多机会，但他可能很难在格丁根长期逗留。例如，10月份，他在哲学会堂召开中国学生联合组织的一个会议。在10月10日中华共和“双十节”的庆祝会上，他令人震惊地打着一面红旗，绕场一周，在十几个人的附和下，大唱马克思主义的歌曲。
一位当时和周一起在共青团工作的同志宣称周没有什么事件：“他过着简朴、严肃的生活。”这个人还指出：“周的个人道德品质无可怀疑。”
然而，从表面上看，像周恩来这么漂亮潇洒的年轻人在旅欧期间播点“野种”，似乎很有可能。难道还有比格丁根城更值得选择的“播种”城镇吗？因为格丁根城既很少有中国学生，又远离巴黎或柏林这样的政治温室，地点无可挑剔。但需要作出解释的是为什么在这件事被披露后的30年期间，其他调查者无法找到为《明星》杂志提供证据的当地证人，以至于后来这个传闻既没有得到单独的证实，也没有深入的进展。
周恩来本人对《明星》杂志的传闻没有明确的表态。他的自尊受到刺伤了吗？他的助手们气愤地表达了另一个层次的反应。在周恩来当上总理后，他确实对一个德国代表团说他从未去过格丁根城。后来，他曾跟加拿大的皮埃尔·特鲁多提过传说他有个德国儿子的事。他说，如果这是真的话，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后，这个传说被格丁根一个勤快的档案保管员所揭穿。他发现身为小孩父亲的那个中国学生名叫朱林金，而且他的生日同周的生日并不一致。
让我们再回到现实中来吧！1923年至1924年整个冬天，周都在试图和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们对苏俄要给中国援助这件事所持的保留意见进行辩论。他们认为中国将失去独立，并处于花言巧语的沙皇继承人的控制之下。他们怀疑国民党具有抵御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逐渐渗透到中国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不仅要求周恩来和同志们与国民党保持一致，而且还要他们加入国民党。这样，周恩来在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同时为两个党工作。国民党还把他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原文如此。〕这时期两党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
当周被怀疑不忠诚时，据传他采取了富于戏剧性的自卫方式。他突然哭了起来。这情景如此感人，以至于在场的许多人都相信了他。在一次由国民党召开的会议上，当谈到无政府主义者时，他说：
“他们大谈请愿、罢工，可是，当示威游行爆发时，面对着警察的枪口、棍棒，是谁走在队伍的前面，惨遭毒打、被捕、监禁甚至遭屠杀呢？是我们国民党的干部们！而不是他们！他们高谈暗杀和恐怖主义，但抛洒热血的却是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却不是他们！”周恩来恰到好处地身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发表了上述慷慨激昂的演说，以显示国共两党的联盟将工人阶级的利益牢记在心。
1924年7月，周恩来接到党的命令：他在欧洲的任务特别是作为组织者的任务已经没有必要了。在异邦的土地上，他被一帮比在天津见到的还难对付的学生拥立为领袖，他们相处融洽。他领导解决了各种问题，例如学生承认双边政府的合理的贷款，充分利用欧洲教育机构，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促进欧洲政府对中国侨民的理解，等等。
但现在他得返回中国南方的广东省，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青年时代留学欧洲并幸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周的政治生涯中，几乎人人都支持他，如陈毅、李富春、蔡畅等。即使在经历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这些人虽然不像别的团伙那样来往密切，但所谓的“法国帮”仍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挥着影响作用。
在法国，周恩来不仅遇到了李立三（李在几年后就成为周的有力的竞争者），而且还遇上了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周后来谈道：“在我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胡志明已经是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是我的兄长。”
在欧洲度过的3年半时光，使周恩来得以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使他本人完全同这个主义相融合了。所有这些，加上他在巴黎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的逐渐提高，从而为他今后在国内的政治生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24年7月下旬，他离开了巴黎。
6个月后，法国警察在一份缉获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件中发现了周恩来的名字，因此决定调查他。他们除了知道周和共产主义运动有联系之外，其他的却什么都不知道了。但仅凭这一点，他们就足以把他驱逐出境。然而他们的行动足足晚了6个月。
鸟儿已经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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