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晚清衙门的权力排名：官衔大的未必有实权
“衙门”这个词，我总是联想到它的谐音“爷们”。事实上，衙门就是由一大帮“爷们”构成的。以清代县衙门为例：
正印官知县，秩七品，一县最高行政首长，老百姓尊称为“太爷”；知县手下有一班供其差遣、具体执行公务的书吏、衙役，也被小民尊为“差爷”。另外，朝廷通常还给州县配备了若干佐贰官，作为县太爷的副手：县丞，秩八品，县衙的第二把手，相当于常务副县长，人称“二太爷”；主簿，秩九品，分管粮马或治安的县第三把手，人称“三老爷”；典史，未入流，分管一县治安，县衙第四把手，人称“四老爷”。
以上四位“爷们”（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是进入行政序列的朝廷命官，具有正式的国家干部身份。除此之外，衙门还有一帮人物，并非国家干部，胜似国家干部，也绝对称得上“爷”。
首先是幕友，俗称“师爷”，即知县私人出资聘请的行政顾问、行政秘书、行政助理，但地位比现在的县长助理之类高，与知县大人以宾主相称。一个小县少说也要有两位师爷，分理钱谷（税务）与刑名（司法）；大的县份，师爷则多达七八位乃至十多位，除了钱谷师爷、刑名师爷，还有什么书启师爷（起草公文）、账房师爷（财务会计）、知客师爷（招待宾客）、挂号师爷（掌管函件），等等，以致清代有“无幕不成衙”之谚，幕友又以绍兴师爷为著，所以又有“无绍不成幕”之说。
知县雇用的长随、家丁，即官之仆役，地位虽卑，但仆以主贵，也被称为“二爷”。他们的工作是为县太爷办差、跑腿、伺候左右，根据分工不同，长随有门丁（传达室大爷）、跟班（生活秘书）、司仓（仓管员）、管厨（后勤）、司签（办公秘书）等。有的衙门，“二爷”还有自己的跟班随从，供自己使唤，俗称“三爷”，又称“三小子”，说白了，三小子就是仆役的仆役。平日知县有事要吩咐胥吏衙役，按例由门丁传谕，不过门丁并不亲自传唤，而是转头叫“三爷”去跑腿，受传唤的胥吏衙役进入内衙，也由三小子陪领。
衙门里还有另一批人也被称为“三爷”，即舅爷、姑爷、少爷的合称，我在这里用来泛指官亲，官员的远亲近戚乃至干亲熟人，都可以归入官亲之列。古人外出当官，常常拖家带口赴任，亲朋好友也会跟随着到任谋个差事。现在所谓的“裸官”，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以上三类“爷们”（师爷、二爷、官亲），大致属于前人所说的“无官之责，有官之权”的隐权力者。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是：作为隐权力者的三类“爷们”，与具有正式官员身份的“佐贰老爷”相比，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受到吏役、百姓的敬畏？
这里我卖个小小的关子，先来转述一段《官场现形记》的故事：
话说湖北武昌省城有一座龙华寺，很是繁华，合城文武官员，空闲时候都走来“随喜随喜”（指捐献香油钱）。寺里方丈只管清修，不问别事，执事的另有知客僧，专管应酬客人以及同各衙门来往。这龙华寺里的知客僧，法号善哉，能言会道，非常有人缘，当知客僧不上一年，凡是湖北省里的贵官显宦，豪贾富商，他没有一个不认得，而且还没有一个不同他说得来。他更有一件本事，是这些大人老爷们的太太，尤其没有一个不喜欢到他寺里走动。
有一次，善哉和尚搞了一个超大型的水陆道场兼募捐仪式，广发请帖，邀请达官贵人参加这次水陆功德。善哉和尚竭力张罗，把寺里寺外陈设一新。男客席位，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是提、镇、司、道以及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二等是实缺、候补府班以下人员至首县止，同着些阔佬商家，什么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等字号；三等乃是候补州、县，以及佐贰各官，同寻常买卖人等。女客席座也分三等，同男客不相上下。
中国人在排座次上的学问一直是博大精深的，以前我在某市电视台当记者，入门功课就是记熟市领导的排名，哪个名字在前哪个名字在后，哪个领导上镜五秒哪个领导上镜四秒，都有讲究，绝不能弄错。这个善哉和尚乃佛门中人，按理应该讲“众生平等”，不过他果然是“知客”的天才，深谙俗世凡尘的“排名学”，将来宾的席位分上、中、下三等。享用上等席位的vip贵宾包括提督、镇总兵（他们是驻武昌的高级武官，相当于省军区的司令、军长）、布政使与按察使（副省级领导）、道员（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以及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大概没有屈尊参加这种宗教活动，否则，那一定是vip中的vip了。二等贵宾席所坐的是实缺、候补的知府级官员和首县（省衙门驻地知县），还有一些阔佬商家，主要是金融界与外贸界的成功人士。至于州县领导以及佐贰官，则安排在三等席位上。
这三个档次的席位，是根据什么标准进行排次的呢？第一，肯定不是全然按照来宾的官职高低来排序，因为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并不具备领导身份，却能列席vip上等贵宾席，那些“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的老板们，也不是官员，但席位却在州县领导之上。第二，这也不是完全按照来宾的财产额排名，因为“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的老板们显然财大气粗，却没有资格进入vip席。
如果引入“隐权力”的参考系数，我们一定会恍然大悟：善哉和尚原来是根据来宾所拥有的实际权力值（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作出不同档次的“知客”待遇的。提督、镇总兵、布政使、按察使、道员都是地方高层领导，正式权力很大，是当然的vip；督抚衙门的幕友与官亲，虽然不是国家干部，但与省领导关系非同一般，隐权力不容小瞧，所以也坐了上席；由于晚清之时，商人的社会影响力（隐权力）日益显著，因而那些商界的阔佬，也能享受到与中层领导同等的招待。
而坐在三等席位的“佐贰各官”，虽说也是戴官帽、着官服的，也各自有独立的衙署，看起来似乎风光体面，实际上却有职无权，权力完全被正印官架空，比如清代定例：佐贰官不准擅准词讼，不得擅系犯人算功。难怪他们被安排到最下等的席次，同“寻常买卖人”一般待遇。
从知客僧善哉的“权力排名学”，我们可以得出前述问题的答案了——衙门中的师爷与官亲，远比那些具有正式官员身份的“佐贰老爷”更有权力、更受尊敬。
晚清民众的反教情绪：导致的“文明冲突”
针对中国民间的反教情绪，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流露了深深的困惑：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那末，在十九世纪所有那些来中国冒险的人们当中，为什么传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呢?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任何一个答案的话，那就是传教士常常要、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洋教士“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这不是一句让我们舒服的话，幸好这句话还没有说满，“?少在表面上”云云，使习惯“文化侵略”定势的我们尚不至于大动肝火。实际上，即便是在持“文化侵略”论的人那里，与持洋枪洋炮叩击中国国门者相比，手拿福音书的洋教士的面貌也温和多了，只不过他们认为，这种温和是一种“掩饰”和“伪善”。相对温和，或曰善于“掩饰”的洋教士们，为什么反而引起了中国人最大的恐惧和仇恨?费正清们提供的答案，归结于洋教士的“文化自负”。他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洋教士认定中国文化不如基督教文化，决心从改造中国的文化入手来彻底改造中国。易言之，这是由洋教士“文化自负”所导致的“文明?冲突”。
不同的文明之间未必只有冲突，大可求同存异。这是当代人的共识，取得这点共识远非容易。特别是在不同的文明相遇之初，如果沟通和交流不畅，甚至根本缺乏沟通和交流的有效渠道，那作为某一个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文明，在异族眼里，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图景呢?《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提到了十九世纪在中国流行过的一本小册子《辟邪纪实》，是专门抨击洋人洋教的，内容骇人听闻，如说外国“所有出生三个月的婴儿，不论男女，肛门都塞以空心小管，而于晚上取出，他们称这为‘固定生命力要素之术’，这使肛门扩大，长大时便于鸡奸。…?”现在很难找到《辟邪纪实》来证明以上说法，不过，类似的言辞曾在中国流行应是事实。大陆出版的《筹办夷务始末》收录了一份1862年在江西出现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实际上就是当年知识分子张贴的一张匿名大字报。其中洋教士的罪责被归纳为：“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幼童”，“行踪诡秘”，大字报号召民众“齐心拆毁天主教堂，泄我公愤。”当时为息事宁人，清朝官方还派人到江西查访，了解民情。官员问：“我等从上海来，彼处天主堂甚多，都说是劝人为善。譬如育婴一节，岂不是好事?”回答者说：“我本地育婴，都是把?家才养出孩子抱来乳哺。他堂内都买的是十几岁男女，你们想是育婴耶?还是借此采生折割耶?”相似的事物，在不同的文明环境中，往往呈现迥然不同的外观。这里提到的育婴堂，同为中外皆有的慈善机构，但一旦到了异质文明的土壤中，双方不接触不了解，谣言就会转而成为相互认知的唯一媒介，这样，在异族的奇特想象中，文明也将成为格外狰狞和恐怖的东西。
俗话说，“只要锄头舞得好，没有墙壁挖不倒”。梁启超就是这样一名善于挖墙脚的高手。当年，梁启超曾经在背后挖了孙中山一锄头，挖得他元气大伤，损伤惨重。以至于过了很久，孙中山提到此事都恨恨不已。梁启超为何要挖孙中山的墙角？他是怎么做到的？
众所周知，美国檀香山是孙中山青年时代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少年时代，他在这里的基督教学校毕业，拥有众多同学和故交。孙眉是当地大富豪，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其在华侨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和号召力。1894年，孙中山本人又在此地成立了兴中会，有了大批追随者。因此，孙中山一直视檀香山为自己的发源地和大后方。每每在国内遇到什么挫折，就逃到这里来舔舐伤口、恢复元气。1899年冬天，梁启超从日本来到了檀香山。我们知道，虽然梁启超与孙中山是地地道道的老乡（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人），但两人所行之路截然不同。一个从维新走向了保皇，一个因为改良之路受阻，走向了革命。两人就像两道平行的铁路轨道，虽都旨在拯救中华民族，但绝少交集的机会。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来檀香山呢？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起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期望在中国进行君主立宪的改革实验。无奈，顽固派的势力太大，没几个回合，变法就以惨败告终。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遭到清廷通缉，被迫逃出中国，流亡到了日本。迫于清廷的压力，日本把康有为礼送出境。后来康有为去了加拿大，继续筹建保皇党；而梁启超留在了日本，并与当时正在日本发展革命力量的孙中山见了几次面。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孙中山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虽然梁启超与自己政治理念不同，但他认为，既然大家都是被清廷通缉的流亡分子（孙中山也曾经被清廷通缉），就应该同仇敌忾，共同对付清廷。此时，目睹了日本现代社会的梁启超，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触动，也使得他与孙中山的交谈，有了更多共同语言。根据史料记载，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甚至开始策划合作成立革命党了。可就在这时，远在加拿大的康有为听到了风声，非常生气。作为保皇派的领袖，康有为不愿弟子梁启超滑到革命党一边，就写信要梁启超离开日本。去哪里？檀香山。干什么？发展保皇会成员。骨子里非常传统的梁启超，听从了康有为的指示，启程去了檀香山。不过，在启程之前，他找到孙中山谈了一番话。梁启超告诉孙中山，自己这次去檀香山，是去发展革命会党。因此请他开一张介绍信，把自己介绍给在檀香山的孙眉和兴中会会员。要说孙中山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了，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风浪没见过？听了梁启超的话后，居然深信不疑，挥笔写了一张介绍信，交给梁启超。
梁启超是第一次踏上檀香山的土地，但是，凭借着孙中山的介绍信，他受到了兴中会会友们的热情接待。在梁启超写给孙中山的信中如此描述，“同人相见，皆问兄起居，备致殷勤。”梁启超去拜访孙眉一家时，孙眉不但“招待优渥”，还令儿子对梁启超“执弟子礼”。显然是没把梁启超当外人看。面对此情此景，梁启超很是感动，信誓旦旦地向孙中山表示，“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但真是这样吗？梁启超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开始在兴中会会员中发展保皇会成员。他是这样对兴中会会员们说的，“我们现在名义上是保皇，实质上是革命。”梁启超因为“戊戌变法”，在华侨中颇有声名，本身口才又甚为了得，加之他又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竟然赢得了不少兴中会会员的信任。他们在梁启超的鼓动之下，纷纷脱离了兴中会，加入到保皇会。接下来在檀香山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加速了兴中会会员们投向保皇会的步伐。当时，檀香山刚刚发生过瘟疫，为了杜绝传染，美国政府纵火焚烧了疫区。这一把火，让当地华侨财产损伤惨重，也激起了他们团结起来抵抗外人（美国政府）的决心。梁启超就告诉他们，只有把光绪扶起来，重新做皇帝，才能国富民强，抵抗外敌。这些华侨们本来就有浓厚的保皇思想，听了梁启超一番话，就更加紧密团结在他周围了。这时候，梁启超俨然成为了当地兴中会和华侨的领袖人物……至于孙中山，已经被人们抛到脑后。接下来，梁启超开始谋划向当地侨商筹款的事项了。梁启超已经在檀香山居住差不多半年了。按照初衷，他的主要目的倒不是来檀香山发展保皇会员，而是为国内唐才常等好友策划的勤王活动筹集资金。老实说，能不能在檀香山筹集到足够资金，梁启超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最初只是把檀香山作为中转站，通过这里去往美国或者香港。但是，由于康有为不支持梁启超去香港，去美国也因为瘟疫的原因屡屡遭到美国政府拒绝，不能成行，还被美商赫钦骗了2万元。怎么办呢？还得找侨商们想办法。梁启超通过精彩的演说，向广大侨商游说，只因清廷腐败无能，导致列强欺凌，在国外的华侨们才备受歧视和欺负。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只能进行勤王活动。在梁启超的鼓动之下，侨商们慷慨解囊，很快就筹集到10万余元。远远超过了梁启超的估计。
梁启超筹集到足够的款项之后，于当年7月18日离开檀香山，回到日本。在檀香山短短半年时间内，梁启超不但挖了孙中山的人，还挖了他的财。1904年春，孙中山回到檀香山，为革命开展筹款活动。他发行了一种“军需债券”，声明此时借款10美元，革命成功后还款100美元。但他最终只筹集到2000余元，与梁启超筹集到的款项相比，相去不知道里计。梁启超的挖墙脚行为，给孙中山带来的恶果远远不止这些。兴中会的会员严重水土流失也就罢了，无法筹集到更多款项也就算了。孙中山在檀香山的生存环境也变得恶劣起来。他不得不考虑离开檀香山，去美国发展。为了拉拢美国著名社团组织——洪门，他打算在檀香山加入其分堂致公堂。没想到的是，致公堂中颇多保皇人士，千方百计阻扰他的加入。好在洪门老叔父钟水养非常敬重孙中山的为人，拍案而起，“我们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孙中山虽然没有加入洪门，但他在外已经实践了多年。这种人士我们打开大门欢迎都来不及，怎么会把他阻拦在外。这不是违背洪门的宗旨吗？”在他的力排众议下，孙中山始得加入洪门。最后说一个小故事。孙中山从檀香山来到美国旧金山，当地保皇会人士勾结关员，阻止孙中山登陆，把他羁留在海关附近的一处木房。在洪门的帮助下，孙中山才安然脱险，进入美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在与较激进的革命人士打交道的时候，一些保皇人士表现得确实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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