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把打败蒋介石形容为刘邦打败项羽？
1948年5月，前委和工委、后委会合不几天，周恩来同志问我，去看主席了没有?我说怕干扰他，还没有去。周恩来同志告诉我，明天可以去，不要谈工作，说笑说笑，这一段太紧张了。
毛主席见到我还是那么亲热，说到刘筱圃(我爱人)撤出延安前给他的那些豆豉，在陕北是好菜，吃光了，要谢谢她。后来问我：“傅主任(这是毛主席对我的习惯称呼。1946年秋，我从重庆回到延安重新分到总政工作时，毛主席说，‘傅主任还是我们的副主任’)，我们进关了吧，离‘咸阳’还有多远?”我想他是用刘邦打败项羽的故事，来比喻我们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已经临近了。毛主席大概听我回答的得体，笑了!我们就项羽、刘邦不同的为人和不同的结局说笑了一阵。毛主席又问我在重庆(1946年我曾在重庆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兼新华社代理社长)交了哪些朋友?说他们快来了;我们已邀请了关中父老、豪杰，下一步就看我们的“约法三章”抓得如何了!
毛主席说的重庆的朋友快来了，指的是党中央已给上海局发出指示，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事。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那段时间，中央对党的政策和纪律问题，抓得非常紧，要求极为严格。正如中央对山东兵团领导人指示中说的：“我党已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正是基于这种形势和任务，1948年四五月以后，党中央、毛主席对继续进行新式整军运动提出了新的更高更全面的要求。
实际上，毛主席早在3月7日的评论中就指明了整军运动要同正确进行的整党运动、土改运动相结合;同整党的缩小打击面、严禁乱打乱杀、团结90%以上的人民大众，亦即贯彻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爱国统一战线方针相结合;同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三个“相结合”的要求，也就是要求整军运动要推动全军全面、无误地贯彻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几项基本政策。
《宣言》提出几项基本政策时就曾强调：“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这种对于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要求，对于主要是农民成分的我军来说，越是到胜利的时候越是重要，不仅对基层指战员重要，对中高层尤其是高层干部极为重要。
邓小平同志1948年3月间给干部作报告时说：“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能够办到的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毛主席在开始建立红军时就规定下来的。把军队的三大任务集中了一下，能够适合每个军人都能做到和必须做到。把打仗集中成为一切行动听指挥，把群众工作集中为不拿人民一针一线，把经济集中为一切缴获都归公。把我们的任务和政策具体到八项注意中去，如说话要和气，是反对军阀主义，买卖公平是工商业政策，不搜俘虏腰包是俘虏政策等。”所以小平同志教育干部，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简单的规定，只是群众纪律问题。应该知道，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才是一个革命军人够了格，只靠两个冲锋，是不够格的。由于大家都知道“士兵委员会”是毛主席首创的，小平同志说，以后要恢复“老章程”，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只要这件事办好了，力量就是无穷的。”
在进攻作战的胜利形势下，城市纪律成为部队非常突出的问题。1948年初，拿下高家堡的部队，有向商人捐款、没收敌军官家属财产等破坏纪律的行为。毛主席得知后，立即批示：“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自然，反复地深入地进行这种教育是整军的重要课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罗荣桓等同志，在亲自对干部授教时，还都以李自成、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发人深省地说明，如果破坏党的政策，享乐腐化，得了天下还会失掉天下。罗荣桓同志还说：北洋军阀来个大翻把，辛亥革命夭折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个大翻把，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还想再来个大翻把，发动全面内战，我们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没有被吓倒，才有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但是必须加强思想领导，提高指战员的政策水平。他一语中的地说：“贫雇农为骨干是指乡村来说的，在城市就不适用，就不能贫雇农说了算。姓穷的打姓富的，也只是打地主，而不打工商业”。他强调指出，部队进城的纪律不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为此，党中央接连发出指示。3月11日，中央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批语指明：放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广大新区及城市工作的开展，都要懂得党在新区和城市中的正确政策，而不至重复过去的许多错误。20日，中央转发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既肯定经过多次教育，部队入城纪律己见进步，同时指出，“唯因本位主义思想作怪，争抓物资与强买强卖的现象仍未根除。”
3月21日，毛主席就各种政策的执行向全军发出指示，肯定西北野战军南进执行政策有进步，对征借粮草和偿还与买粮等问题，重申了规定，并由此而责成各旅委书记必须每半月向前委报告一次新解放区各项工作，各野战军前委各军区对部队执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没有抓得很紧的事，必须从自己领导方面加以检讨。就是在这个指示中，毛主席强调指出：“须知党的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不注意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使这种教育贯彻到底，使全体指挥员充分明了，不加检查，让单纯军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不尖锐、全面、彻底的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向这种观点让步妥协，或者隐瞒这些现象不向前委或军区反映，而前委或军区不向或少向中央反映，只将战绩向上级及中央反映，那就是离开了或多少离开了党的路线，必须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现象，应立即加以检讨。”
紧接着，党中央、毛主席对报告制度又补充规定，自4月起，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下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的指示，包括下级向其作的政策与策略性报告并对之作的答复，均应同时发给中央一份。
由此可见，在迎接全国胜利的关头，毛主席、党中央对政策与策略问题是一抓到底的，非常周密，尤其对高层领导干部抓得紧而又紧。
自然，这方面的收效是巨大的，但由于胜利形势发展迅速，加上自身种种原因，要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完全走上正轨，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时有件突出的事情是：山东兵团在对昌潍地区之敌宣布宽大政策时，把罪大恶极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大恶霸，也和敌方其他人员一样，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将功折罪。党中央立即发出指示，指明这“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首恶者必办一项规定的”，并对其没有事先请示，粗率地向敌方发出这项不正确声明，予以严肃批评。同时尖锐地指出了必须立即克服的五种恶劣作风，即“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中央要求，对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野战军前委包括在内)的负责同志，应严肃地加以改变，并指导所属中级及下级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同样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中央指出，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合乎中国革命形势的要求的。这种形势要求我们党缩小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而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各地各军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1948年5月，陈毅、粟裕同志到中央来见毛主席，毛主席提了三条方针。一是重申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强调内线、外线的分工，南线、北线的配合，纪律与政策的提高;二是老解放区生产长一寸;三是为保证前两项方针的实施，必须在全党全军反对无政府主义，中心是杜绝无纪律，破坏政策。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毛主席特别恼火，他号召全党讲纪律，讲政策，服从统一领导，进行正规建设。后来，陈毅同志和华东野战军前委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使部队在山东、中原的作战与纪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
在此期间，邓小平同志模范地遵循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抓紧了党的政策策略教育的深入进行和贯彻到底。他以自己学习研究党的路线和政策策略的心得和亲身体验，给干部作过一次教育作用很大的报告。他说，夺取全国范围的胜利，形势与人民觉悟是具备了，但如果我们犯错误，革命还是要失败的。按毛主席指示，在战争、土改、整党、杀人、工商业5个问题上不犯错误，就能很快胜利;搞错了，或其中任何一个搞错了，都会使革命失败，或者延缓革命胜利的时间。因此中央号召我们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没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路线是空洞的。“这一点，每个党员，每个干部，负的责任越大就越有认识的必要，越是领导机关，就越不能粗心大意。”
小平同志联系部队情况说：在我们实际行动中，却往往忽视了党的生命——政策和策略。这是和胜利局面相连的。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我们用心钻研政策和策略，比如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现在已迫近胜利，又不认真讲究政策和策略了，有的只记得中央路线的几个口号，不去好好体会路线下面的政策和策略，把新华社广播的东西当作是对国民党区宣传的，不当作是对我们的指示，认为自己还有一套，不懂得我们共产党是表里一致的，能做的就能说，能说的就能做。
在报告中，小平同志对右的“左”的偏向作了具体分析，并指明怎样才是正确的。他说：今天是胜利的局面，主要是“左”的错误。不讲政策、策略叫“左”，忘了党的路线叫右。“左”的偏向表现在多方面，如土改中侵犯中农;对地富无区别，对大中小地主一律扫地出门;斗争中乱打乱杀;在新区不估计到斗争环境，操之过急，打击面过大，工作步骤犯急性病等。但反对“左”的偏向不是把土改放在一边，另外搞一套政策、策略，而是正确执行土改这条路线下面的政策、策略，土改不但不能动摇，而且要加速把它完成。战争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有土改的老区。土改是取得胜利的保障。小平同志还对什么叫策略，按毛主席思想作了精辟阐述，并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中央的政策是非常明确了，但为许多党委所忽视，以致许多行动都带有盲目性，使革命遭受损失。经过中央天天的喊，现在开始警觉到了，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必须警觉起来，加强对党的政策、策略的学习和掌握。”
后来，小平同志在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联系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与具体实践的结合上，透彻、全面地阐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策略思想，对部队政策和纪律的提高，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此期间，刘伯承等野战军领导同志，也亲临讲坛，对部队主要是中高层干部，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灌输。他们率领中原野战军顺利完成了整党和新式整军第二阶段的任务，进一步整顿了连队党支部，加强了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普遍建立了营党委和纵队、旅直属党委，在大规模作战中贯彻执行了党的新区政策、城市政策，争取军政双胜利。到5月下半月，举行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了各级党委建设、巩固与发展三大民主等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存在于我们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文章指出：“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思想原则与组织原则。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案，1937年‘反对自由主义’的提纲，便是他为这种原则而写作的”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党中央、毛主席还有过多次这样的指示，要求维护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和集中领导。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我们党将成为统一的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政党，“集中的革命纪律，便具有头等的决定的意义”。《前言》公开地重申了中央于4月对山东兵团领导指示中的原则和基本精神。左派幼稚病-->
各野战军首长认真学习了《前言》，贯彻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并重读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彭总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还指名道姓催促一位高级干部补课，学习列宁的这篇着作。
中原军区及野战军前委，于7月底8月初在豫西宝丰，召开了全体团以上干部会议，系统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之后的党中央、毛主席有关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指示，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检查团以上领导作风，作为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的第三阶段。
刘伯承同志在会上提出，要达到上级、同级、下级“三层亮”，解决纵队、旅、团三级领导作风问题。会议按此三级顺序，从党委领导、作战、建军、执行新区政策和党内团结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检查。干部们发扬“脱裤子割尾巴”的整风精神和“闻过则喜”的传统美德，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给各级领导及部队中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经验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满和不团结等不良现象，以深刻的揭露和严肃批评，同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这就是在当年有典型意义的着名的宝丰会议。它使到会领导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建军思想教育，认识到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提高政策与纪律性的重要，还看到了新式整军运动、三大民主的作用与深远影响，对进行大兵团作战、全歼中原敌军，是有力的政治动员。
会后，部队以新鲜、有效的多种方法，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和大练兵运动，并在攻坚组织与方法上有了许多发明和创造。刘伯承、陈毅同志亲临练兵场，观看并指导攻城演习，对指战员研制的“飞雷”即炸药抛掷筒，给予了很高评价。这时部队的战斗力，显然已全面得到提高。所以淮海战役后小平同志说，胜利的重要源泉是整党，是战斗意志坚强，是不叫苦。因为经过1948年8、9月整党，对各级干部教育很大，官僚主义大为减少，干部责任心大大增强，在战斗中从上到下都颇为坚强。各纵队虽经过3次到4次的火线编队，但没有叫苦的。
但是，党中央、毛主席抓全军纪律，越是取得重大胜利之后抓得越紧。6月指示之后不久，中央军委又对整顿全军纪律发出了《训令》，要求“全军各前委、各军区、分区、纵委、师委”，均须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及整顿纪律问题，均须作出关于此两项问题的简明扼要的决议，而且明确规定：“两项检讨应分别开会，不要混在一次会上检讨，须写出两个决议，不要将两项问题写在一个决议上”。直至指令，若有某一纵委、师委、军区、军分区没有开会检讨，没有作出决议，必须补开，补作，以此定为一项纪律。所以这样严厉要求，三令五申，就在于我们要有“铁的纪律”，“达到全党的政策与纪律的完全统一，以便迎接全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我党我军能够更加成为人民的模范，早日完成革命任务”。
正是新式整军运动的继续进行，和整党相结合，才有了全军执行政策和纪律的提高，创造了许许多多动人的事迹，为1949年向全国胜利进军，模范地执行“约法八章”，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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