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是什么意思？汉代时期的选官制度“察举制”简介
惠帝、吕后时，丞相曹参、陈平执政，他们崇尚黄老，奉行“清静 无为”的方针，各项制度均遵守高祖、萧何既定法令，无所更张。尽 管此时曾诏举“孝弟力田”，但是各地所举的“孝弟力田”，仅仅作为吏民之表率，或免其徭役，或加以赏赐，一般不任命为官吏。这一做法，其用意仅在于“劝农”和“敦教化”而已，与选拔官吏无直接关
至文帝时，察举选官制才逐渐建立起来，据《汉书·文帝纪》 载，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发生日食，文帝下自责诏说“……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同书又载，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 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而据同书《晁错传》的记载，这次诏令下达之后，“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当时有个骑郎，名叫张释之，很有贤才，在求贤诏令下达之后，被中郎将袁盎推荐给文帝。文帝亲自召见了张释之。张释之见文帝后便上前奏事。文帝说：“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
于是，张释之就把秦王朝之所以会灭亡，汉王朝之所以能兴起的原因进行了一番分析。文帝听完后觉得很好，当即拜他为谒者仆射(郎中令长官）。张释之受命后，发挥了他治国的才能，尤其是执行法律，更是严明公正。他处处为国家的安危着想，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为了维护国法而犯颜直谏，由此得到汉文帝的赏识。
有一次，他随文帝游上林苑，文帝问起上林苑禽兽簿书的情况，连问十几遍,上林尉及其属官皆不能回答，而一个管理虎圈的啬夫却从旁代尉回答，谈得很迅速，很详细。文帝因此认为上林尉不称职，诏令张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上前提醒文帝说，在任用官员时要注意其实际才能和道德品质的优劣，像这个啬夫“喋喋利口捷给”，未必有好品质，不值得仿效，不能随意授官。文帝觉得释之所说很有道理，就取消了提拔啬夫的想法。
文帝从上林苑回宫的途中，命释之为骖乘，在一路闲谈中，文帝详细地询问秦王朝失天下的主要弊病所在，张释之既扼要又中肯地作了回答。文帝深表赞同。回宫后就提升他为公车令（负责守卫皇宫的重要官员）。张释之任公车令不久，皇太子和梁王乘车入皇宫。依汉法规定，无论何人入宫，到公车司马门前必须下车，违法者罚金四两。但皇太子和梁王没有下车，张释之把他们拦住，并立即上书弹劾皇太子、梁王的违法行为，要求依法处置。
薄太后听说要处罚她的孙子，就找文帝质问，文帝也只能免冠谢罪承认自己“教儿子不谨”，后来还是薄太后亲自派使者传诏赦免太子、梁王的罪，张释之才不得不把他们放进宫。文帝因此更看重释之，提为中大夫，不久又升迁为中郎将。
一次，张释之随文帝到霸陵，文帝面对山川形胜，深有感慨地对群臣说：“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拧絮箭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群臣都附和称善。唯有张释之上前说：“使其中有可 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赞释之说得很好。其后便拜他为廷尉。不久，文帝骑马经过渭桥，当他走到桥中，突然有一个人从桥下钻出来，吓惊了文帝的骑马，差一点把他摔下。文帝很生气，令随从护卫立即把那人抓来， 交给廷尉张释之判罪。释之责问那人为什么在皇帝过桥时突然钻出来？那人说：“我是乡下老百姓，听说皇上大队人马要过桥，无处躲避，就藏在桥下，我在桥下躲了好长时间，以为皇上车马已经过完了，出来后，才看到车马还在桥中，只好再逃跑，没想到因此惊了皇上骑的马。”
张释之根据这个老百姓的犯罪事实，判他罚金。文帝知道后很生气地说：“这个人把我的马吓惊了，幸亏这匹马性情温柔，如果是别的马，肯定会把我摔伤！这么大的罪过而廷尉只判他罚金，怎么行？”张释之说：“我是依法论罪的。法令是天子和天下老百姓应共同遵守的准则。现在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如果我随便加重处罚这个老百姓，法令就会在人民中失去威信。当时皇上派人抓住那个人，如果立刻把他杀掉也就算了。现在你把他交给廷尉依法论罪。廷尉，是天下的一把公平称，如果稍有偏向，用法就会出现轻重不平的现象，这样，人民就不知道该如何做人才好。 请陛下明察!”文帝沉思良久才说，廷尉判得对。”
又一次，有个人偷了高祖庙里的一只玉环，这个盗窃犯很怏就被抓住了，交给廷尉定罪。张释之根据盗窃先帝墓中的御物当“弃市”这条规定论处。文帝得知释之判犯人“弃市”罪，又大怒说这个盗窃犯大胆妄为， 竟敢偷我祖宗的玉器。我交给廷尉的用意是要把他抄家灭族，而廷尉只依常法处理，这不是我想供祭先帝的意思。”释之免冠顿首谢罪说：“法令这样规定已经很重了，现在如果把偷玉器的犯人灭族，那今后若有人偷取长陵(皇帝陵墓）的一杯土，这种罪就更重 了，陛下又该如何加法处罪呢?”文帝一时无言以对，经与薄太后共同商议，觉得张释之量刑正确，“乃许廷尉当”的论处。
当时朝廷中的许多大臣，例如中尉条侯周亚夫和梁相山都侯王恬等人，都很敬佩张释之秉公断狱，便和他结为亲友张释之由于持法公正，敢于直言极谏而得到天下人们的称道，他就是因袁盎的荐举而受到文帝重用的。
汉王朝当时所采取的这种选官方法，在当时成为“察举制”。在汉代，察举制一般分为四个步骤进行：
第一，先由皇帝不定期下诏令，根据所需人才，指定荐举科目；
第三，各地把所推荐的人才送集京都，由皇帝亲自对他们进行策问；
第四，据对策的高下，依次授官。
这四个步骤是察举制度的最基本特征。察举制度虽然在文帝时已经初步建立，但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仕进的常制。文帝在位23年中，仅下过两次察举诏令。从察举的对象看，基本上都是现任官吏，例如晁错在察举前就是秩八百石的太子家令，张释之应举前就是骑郎。至武帝时，察举始成为仕进制度而真正确立。
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孖、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奏可。
这就是说，凡崇尚百家之言的，一律作为“乱国政”而不予察举。
《汉书·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 自仲舒发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董仲舒以后，儒家学说取得了中国学术思想上的正统地位。而察举的主要标准也就以儒术的高低定去留了。
其次，察举的对象有所扩大。文帝以前，被察举者基本上限于现任官职，到武帝时，吏民均可被察举。董仲舒的主张是：“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卫宿”。
例如公孙弘，就是以平民被察举的。虽然他年轻的时候当过看守监狱的小官，但因犯了罪而被罢免了。他家里很穷困，少时曾“牧豕海 上”。到四十岁时才开始学习《春秋》等史书。汉武帝即位后，“招贤良文学之士”。这时他已经六十岁了，被菌川国（今山东寿光县一 带）推荐为贤良之士。他应召入京，被征为博士。武帝派他出使匈奴，回来后奏事“不合意”，被斥责为无能，便告病还乡。元光五年 (公元前13〇年），武帝再次征召贤良文学，菌川国又把他推荐上去。他谦让再三，说：“前已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但国人却坚持要推荐他。公孙弘便再次西行进京。武帝亲自召见各地荐举的 100多名儒生，经过策问，公孙弘对策最好，被擢为第一，当即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后奉命出使西南夷，回京后，武帝“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很为满意。一年之中，直升至左内史，几年后再迁至御史大夫。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
按照汉朝的常规，一般是由列侯晋升为丞相，而公孙弘无爵而居相位。武帝为此特诏云：“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为平津侯。”
从此以后，就有先为丞相然后再封爵的成例。公孙弘身居丞相，为百官之首。但他生活还很俭朴，平时粗茶淡饭。他用自己积蓄起来的俸禄盖起了一座茶馆，招待各地来投奔的贤人，经常和贤人智士商量国家大事，并屡次向武帝荐举贤能之士。公孙弘为丞相御史先后共六年，晚年患病时，还上书武帝，劝说要“招徕四方之士，任贤序位，量能授官，将以厉百姓劝贤材”；并主动请求归还封爵及丞相职，以“避贤者路”。
武帝非常赞扬公孙弘以国家为重的品德，赏赐给他许多金钱和布匹，劝他好好休养治病。后公孙弘至八十岁终于丞相位。史称“公孙弘起徒步”，就是说他被察举时，乃一介平民并非现任官吏。此外，严助被察举贤良时，也同样是“布衣之士”。董仲舒主张地方郡国，每年推举两人，使这种做法进一步制度化，但后来根据官员需要而临时察举，没有受时间的限制。
汉代察举的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三类：
第一，以廉能而被征用的可分为两科：
（一)贤良方正科。在文帝时曾举行过二次，武帝时继续保留，据《汉书·昭帝纪》载，“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遣故廷尉持节行郡国，举贤良。”又《宣帝·纪》载，“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诏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二)孝廉科。《汉书·武帝纪》云：“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年)冬，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又《董仲舒传》云:董仲舒云： “臣愚以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故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汉朝以孝治天下，所以后来“孝廉”逐渐成为察举中经常使用的一种科名，并要求地方郡国每年推举两人，使这种做法进一步制度化。被荐举的孝廉多是先到郎署任职，然后再由郎官转迁为尚书、侍御史，或外迁为县令、长、丞，再迁为刺史、太守。孝廉重品行，所以应选的人很少，郡国执行也很不得力，有时甚至荐不出一人。到武帝特别规定，二千石“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举廉不胜任也，当免。”以此督促察举制度的推行。
第二，由郡国荐举的，可分为三科：
（一)茂材异等。《汉书·武帝纪》云：“元封六年（公元前106年）……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 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宣帝及元帝之世，均有举茂材异伦或 茂材特立之事；
（二)孝弟力田。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及宣帝地节三 年（公元前67年)均有举孝弟力田之事；（三)荐举勇武之士。凡熟知兵法或掌握某些技艺的人，郡国均可荐举，如乎帝元始二年 (公元2年）“秋，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诣公车。”汉成帝 元延元年(公元前I2年），诏公卿、博士、议郎“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第三，由选举进身的，可分为四科：
（一)博士弟子，文学掌故。《汉书•儒林传》云：“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 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 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藉奏…… 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 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 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又云：“平帝时，王莽秉政，増文士 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 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二）以明经进身者，如龚遂以明经为官，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出补谷阳长。又《通考·选举考》云：“孝平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 数、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三）以明法进身者。例如郑崇的父亲郑宾，就是以明法令被选为御史的，薛宣以明习文法，诏补御史中丞。
（四）以学童进身者。《汉书·艺文志》云: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诵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此外，皇帝有时还诏令荐举勇武而熟知兵法或掌握某种技艺的人，如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秋七月，诏“北边二十二郡 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秋，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诣公车。”
汉代察举之途，流弊滋甚，地方官吏不尽其职，选官不得其人，常鱼龙混杂。为此，朝廷再把察举科目简化，明定四科，责令地方官吏要严格考察。《后汉书·百官志一》应劭注引《汉官仪》云：
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 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 明法达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 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 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 实S，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於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 其人，临计过署，不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 罪名，并正举者。
自光武以后，凡符合这四科所规定的条件而被察举出来的人，都可以实受官职。
为了防止郡国压抑人才，保证察举选官的顺利进行，以使智能勇武之士脱颖而出，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武帝在一道诏书中 再次强调识别人材的重要性：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隄而致千里，士 或有负俗之异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武帝是把选官任人作为笼络控制人才的一种手段，诏令各州郡要察举有茂才异等的吏民（包括那些桀骜不驯的人），以便朝廷加以 任用，使他们为刘汉政权尽忠效力。
汉代所实行的察举，不一定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而是根据人才需要指定在特定地区内举行，有时只在三辅、三河等地， 有时则限定在内地某些郡县。察举的办法，有时只限于丞相、御史大夫等高级官员直接向皇帝推荐，有时则由朝廷派人直接到地方进行察举。如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遣太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才异 伦之士。”
为了防止官吏利用察举之权进行贪污舞弊，汉代还规定官员 “试任制”，即被察举的人，必须先试任一年(犹如今之见习期），如果能胜任职守,则可转为正式官职；若不胜任，就要被撤销资格，而且推举的人也要相应受到处罚。例如东汉顺帝时，太尉施延就是 “以选举贪污策罢。”
此外，从汉文帝开始，还采取了策问的办法 来考察被察举者的才干学识。这种策问考试，革武帝时才比较普遍地实行起来,《汉书·武帝纪》云：“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 诏贤良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朕 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又《通考·选举考六》云：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天 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策之，对毕复策之，遂以为江都相《汉书·社钦传》云：“上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
对策的具体做法是 先由皇帝提出一些关于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这些何题按难、易分 为甲、乙等科，均作密封，然后由被察举人任意抽取问题回答，称为射策。最后根据他们回答的成绩优劣派官。例如公孙弘就因“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而拜为博士。
到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G5年），察举孝廉制度经过二百余年的实践，原来规定郡不分大小，岁举孝廉2人，但由于各郡国人口多少差距很大，大郡多至百万人以上，小郡仅数万人，一律按每郡岁举2人的定数察举，事实上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于是 汉和帝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下公卿会议”。当时司徒丁鸿与司空 刘方上书言：
“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 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 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 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这个建议得到和帝的批准。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冬十一月， 和帝又对边郡举廉率重新作了调整，其诏令曰：
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 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 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这次调整，是给边疆地区以特殊照顾。对于中央朝廷官员，则依照 职位高低，规定了每年察举孝廉的名额。《后汉书·百官志》应劭注 引《汉官目录》云：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 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指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各一人，察廉吏三入；中二千石岁察吏各一人，廷 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 司隶、州牧举茂才各一人。
东汉顺帝时，对被察举人的年龄也作了限制。据《后汉书·左雄传》记载，顺帝阳嘉元年(公元32年)左雄上书言：
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 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 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指儒 家之学），文吏课贱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 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
左雄认为，被察举的人，除了有“茂才异行”外，年龄不得少于四十 岁。顺帝批准了左雄的建议，并下诏郡国，照此执行，据《后汉书·顺帝纪》载：阳嘉元年十一月“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贱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诏令下达后的第二年，广陵郡在察举孝廉时，就出现了一件违反年龄限制的事：
有广陵孝廉徐淑，年未及举，台郎疑而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 不能屈。雄诘之曰：“昔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邪?”淑无以对，乃谴却郡。於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
徐淑，字伯进，广陵海西人。为人宽裕博雅，好学乐道。随父徐慎在京师，钻研《盂氏易》、《春秋》、《公羊》、《礼记》、《周官》，并喜欢浦读《太公六韬》，交接英雄，心怀壮志。只是因为年未及四十而被取 消察举资格。可见当时年龄限制是相当严格的。至於“有茂才异 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的规定，并无说明具体标准，实际上也: 不可能做到，只不过空谈而已。
东汉后期，地方上各级行政长官的僚属，基本上是由当地的望 族大姓充任，他们往往通过官府中掌握考核大权的官吏，来控制地 方的选举。虽然当时有所谓“乡闾评议”，但主持评议的也都是本 地的世家豪族，地方的选举权全被他们所掌握，察举出来的人，自然多是望族大姓的子弟了。这就是仲长统在《昌言》中所指出的 “选士而论族姓阏阅”的弊病。应该说，通过乡闾评议，在客观上对 提倡清廉高洁的道德风尚多少起了一些作用，但在东汉腐败的政治局面下，这一制度反成为一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合法手段。
在那些被察举出来的“清议名士”中，虽然也有少数俊逸之士，茂才异等之人，但绝大多数是“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声价”的矫揉造作、不学无术之辈。他们以虚情伪态的面貌出现，攫取政治资本，假装清高，使自己声名远扬，只要能引起官府的注目，就可以被察 举出仕。《后汉书•符融传》就记载了这样两个人：
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
其实这两个被朝廷三公所辟召而奉为座上客的人，并不是什么名士，而是假装清髙，以图私利而已。他们这种欺世盗名的丑态，早被符融看穿，他向少府李膺揭发说：“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杰自置，遂 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 李膺赞同符融的看法。伪装一被揭穿，“二人自是名论渐衰”，议论纷起，门前宾客逐渐减少，“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又《后汉书·陈蕃传》记载，赵宣葬亲守孝的虚伪情态更为丑恶：
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 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
赵宣为了捞取虚名，假装为其亲在墓道中守孝二十余年，被乡人称为大孝子，一时声名大振，引起州县官的注意，多次优礼请他出仕。后来郡太守陈蕃发现他五个孩子都在“行服”期间所生，揭穿了他孝子的假面具，并以“诳时惑众，诬污鬼神”的罪名处治他。而《后汉书·许荆传》所记载的许荆祖父许武，则是用假分家产，欺瞒世人，兄弟三人均成功地骗取了官位，其手段更为卑劣：
(许荆）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 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 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
许武采取在分家产时“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的办法，先自冒“贪袭”的恶名，而二弟则以“兄弟克让”的美名而被荐举，后来许武又把多占的三倍资财还给二弟，于是又获得更髙的声誉。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当时的所谓“名士”，是如何不择手段，挖空心思，弄虚作假，想方设法沽名钓誉的。所以，东汉以后，察举制度流弊百出，竟出现了“举孝廉，父别居”的种种奇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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