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倒计时牌诞生始末
一张老照片，记录和见证了那段难忘的历史。照片上，中国历史博物馆（该馆在2003年，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重组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前，人头攒动。三个中年男人面带微笑，他们身后的“中国政府对香港回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以下简称倒计时牌）在众人的围绕和注目下，别样庄重。
与其他前来参观倒计时牌的游人不同，他们三人来到倒计时牌前则是为了查看倒计时牌的工作情况，以确保一切万无一失。因为5天后，便是1997年的7月1日，而那一天，他们辛勤守护了900多天的倒计时牌，将记录并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照片上，站在中间的是时任新华社副社长张宝顺（现任安徽省委书记），右边是时任《中国名牌》杂志社社长的庄凯勋，左边是当时《中国名牌》杂志社的总编辑李为民。在天安门广场前竖立倒计时牌，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背后也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个传奇的创意
1993年9月的一天，时任《中国名牌》杂志社副总编辑的奚国金，正在浏览《光明日报》，突然，一幅“法国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刚刚竖立起的公元2000年倒计时牌”的照片进入了他的视线。谁也不曾想到，他不经意间的惊鸿一瞥，却诞生了一个轰动全国，并被永远载入历史的伟大创意。
“当时，我们正在寻找一种合适的方式来表达祖国人民对香港回归之日的热烈期盼。倒计时牌，是我们心中最好的载体。”李为民如此描述当年设立倒计时牌的初衷。
时隔近20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李为民感慨颇深。“当时，我想到了董辅礽社长和周顺敖（时任新华社中国新闻发展公司总经理）、李军（时任中国名牌杂志社副社长）的嘱咐：《中国名牌》杂志社要有社会责任感，也更要有品牌和形象意识，如果活动成功，将给杂志增加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当时我决心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
想法有了，但这块倒计时牌究竟放到哪里最合适？
在当时《中国名牌》杂志社内部，所有人集思广益，最后讨论挑选了多个地点供参考：新华社南门、前门箭楼、复兴门立交桥、天安门广场……当时选定的这些地点都是人流量比较大的繁华地段，考虑到在此竖牌可以吸引很多人的注意。然而，最具政治意义的理想位置，毫无疑问非天安门广场莫属了。
“我问奚国金倒计时牌放在哪里比较合适，他当时提出了三个较佳的地址：一是北京火车站，二是新华社大门口，三是西长安街的北京电报大楼前。我又问他，最好的地点是哪里？他惊讶地反问我：你不会是要放到天安门广场吧？”想起当年做这一决定时的情景，李为民激动不已，“当时，我坚定地说，就放在天安门广场。”事实证明，李为民当时这一毫不犹豫的决定，最后真的创造了一个奇迹。
“当时很多人认为我的这一决定是浪漫的妄想。然而，我却不这么认为，香港回归祖国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应在天安门广场做一个特殊的媒介，传递‘祖国迎香港，同胞盼团圆’的万众情意。”李为民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香港回归祖国，难道我们还穿着中山装喊口号？我们要让祖国人民在世界上‘浪漫’一次。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公关活动，这也是我们庄严的历史使命。”
最后，经过杂志社所有人员的商定，地点选择在了天安门广场的东侧——历史博物馆的西门。想法和地点都确定后，当时《中国名牌》杂志社里参与这一策划的人不禁为他们这一大胆的想法震惊了，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地方竖立一块倒计时牌，真的能实现吗？
“有一线希望，就要尽全力争取”，这是当时他们这些策划者们最真实的想法。于是，一段艰苦的准备工作拉开了序幕。
艰巨而宏伟的工程
竖立倒计时牌是一个好创意，然而，从创意到实施却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
李为民至今仍记忆犹新。“在打算竖这块牌子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很多困难，有些几乎是不可能克服的，一招不慎，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此期间的多次协调会议上，来自安保、公安、天安门管委会的多个部门先后提出反对理由，但这些问题均被执着的团队一一解决了。
“在天安门广场前竖立这样一个牌子，在当时的情况下，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如今已是74岁高龄的庄凯勋如此感叹道。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一创举的策划者们却从未想到放弃。
1994年4月，申请建立中国政府对香港回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的报告如期诞生了，一经呈报就得到了作为发起单位的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社上级主管单位的重视，主管单位的主要领导对活动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向国务院领导做了汇报，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及中共北京市委领导的批复。
1994年5月5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批复，同意在北京建立中国政府对香港回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1994年7月18日，关于申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建立倒计时牌的报告上报国务院及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做了批示，同意建立倒计时牌。
作为当时活动策划的参与者之一，现任《中国名牌》杂志社总编辑顾环宇对此感受颇深，“要在天安门广场前竖立一个倒计时牌，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创意。为了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我记得仅是审批手续，前前后后就盖了几十个章。”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北京市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并与城建、公安、市容及天安门地区管委会等多个部门协调后，关于竖立中国政府对香港回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的所有文件和手续终于在1994年11月6日全部办完。
想法得到了批准，之后便是如何完成这项大工程：什么时候竖立倒计时牌比较合适？
最初的竖牌时间定在了距香港回归1000天的日子，即1994年的10月上旬，而此时恰逢国庆45周年，天安门广场在规定日期内禁止施工。竖牌日期不确定，后续工作无法展开。后来有人建议在1994年12月19日竖牌，因为10年前的1984年12月19日，正是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日子，所以在10年后的12月19日竖牌，将具有深远意义。该建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竖牌时间正式定在了1994年12月19日。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宣武门西大街57号《中国名牌》杂志社的办公室里几乎是彻夜灯火通明，从领导到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从策划创意得到批复并办理完所有手续，已经到了11月份，而要在12月19日竖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短短的40几天时间了。
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倒计时牌的设计、建造及安装等一系列的工作都要在这仅有的40多天里完成，其难度可想而知。对于很多当时参与倒计时牌策划的工作人员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为了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任务，策划者们为这40几天的时间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并把工作人员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倒计时牌的揭幕活动，一组主管倒计时牌的设计安装活动。
在天安门广场前竖立倒计时牌，对整个倒计时牌的整体外观等都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既要适应天安门广场端庄、大方的特点，同时又要与周围的整体环境相匹配。倒计时牌最早设想是横悬在历史博物馆西门上方的，然而这将给安装带来很大困难，后经过多方讨论，最后选择了两根柱子之间的安装方案。
倒计时牌究竟要设计成什么样？在当时国内根本没有可供参考的样本。围绕倒计时牌的工作每向前推进一步，都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难题。
倒计时牌上究竟要有什么呢？倒计时钟肯定是要有的，是否可以镶嵌上国徽？但如果涉及国徽，又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又需要时间。另外，有人提出，要搞倒计时牌的话，可以搞一个小的，摆在历史博物馆的门廊的台阶上，效果达到了不说，还避免了施工时的诸多麻烦，可这却遭到了李为民的坚决反对。“广场空间这么大，搞一个小里小气的倒计时牌，纪念香港回归，意义何在？况且小牌子很不严肃，不协调，这事就算办砸了，坚决不能用！”
几经周折，最后，设计者们确定了方案，使用国徽的一角，即4个小五角星围绕着一个大五角星，取其象征性。色彩方面也是采用了与周围建筑相适应的米黄色。而为了符合外交规范，又特别确定了倒计时牌的“名称”，即此后的“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
设计方案确定了，找谁来生产？又是一个问题。经过反复分析，最终选择了郑州中原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中原在接到任务时，留给他们的时间其实只有42天了。
接到任务3天后，中原公司的工程人员便提出了包括结构设计、发光系统设计在内的方案。与此同时，《中国名牌》杂志社组织了有关建筑专家，在北京城市建设档案馆查阅了三千多张相关建筑物的原始设计图纸，计算了倒计时牌抗风、抗地震的安全系数。在所有参与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
1994年12月9日，3辆载有倒计时牌的10吨重大卡车，由河南郑州启程向北京进发。12月12日，倒计时牌的正式吊装之夜，那一夜，机械的轰鸣声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整整响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当人们再次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发现广场东侧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门廊上多了一块巨大的物体，被红布包得严严实实。
历史在那一刻定格
1994年12月19日，北京的气温很低，子夜还飘起了雪花。凌晨，整个北京城已是银装素裹。上午10时10分，各界群众入场，此时整个历史博物馆前的广场上聚集了1400多人，比原来发出请柬的人数多了近两倍。10时30分，剪彩仪式正式开始。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社社长董辅礽等分别做了发言。
11时10分，王光英、程思远、万国权、孙孚凌、曾宪梓等领导与嘉宾将仪式推向了高潮：彩绸剪开，一块高16米、宽9.6米的浅黄色倒计时牌呈现在了人们面前，整个天安门广场上立即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赞叹声。
揭幕式当天，新华社、中新社均发了通稿，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焦点访谈”中作了重点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也将该消息作为要闻播发。第二天，来自国内外数百家新闻媒体的报道更是铺天盖地。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倒计时牌前，从驻足留影到有组织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人群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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