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最后这样说……
刘文辉，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字自乾，法号玉猷，是著名川军将领刘湘的叔叔，民国第24军军长，陆军上将。四川省主席，四川争霸战的主角之一，外号“多宝道人”。其曾主政西康省十年之久，人称“西康王”。1949年12月9日率部起义，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其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
1935年，四十岁的刘文辉被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主政西康期间，他十分重视教育。1939年，在一次演讲中，他语重心长地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 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
1935年红军长征期间重要战役“飞夺泸定桥”，就发生在刘文辉部队与红军之间。据2011年9月14日《南方都市报》关于《起义者刘文辉 从“多宝道人”变“一宝”的历程》报道，四川大学一位张姓教授曾向南方都市报（后称南都）记者转述刘元瑄(刘文辉侄子，曾任24军代理军长，已逝)的话，说蒋介石曾通电话让刘文辉将铁索桥砍断，但刘文辉回应说那是康熙大帝御批修建的，趁蒋介石思考的间隙，刘文辉表示：没关系，我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了就行了。事实上，木板也没有全拆，就拆了几块。泸定桥如果不放，那么长的铁索桥，红军根本无法短时间内冲过去。”
刘文辉侄子刘元华对当时采访的南都记者说，“我听其他军人说，泸定桥是刘文辉故意放红军过去的。”刘元华之子刘小飞亦对记者说，刘氏家乡成都大邑县安仁镇有个杨德辉，是刘文辉部下当年参与守卫泸定桥的士兵，他晚年曾在当地茶馆讲过，刘文辉部队之前与红军有约定，朝天放几枪就先走人，然后红军安然度过。当然，对这一版本的说法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其实，除“飞夺泸定桥”外，后来刘文辉一直与中共关系保持着接触。
抗战爆发后，1938年，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和陈绍禹(王明)等人由陕北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途经成都，与刘文辉进行会面。这是刘文辉和中共的初次正式接触。据资料记载，刘文辉在与中共代表的这次谈话中，初步了解了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也把自己反对蒋政权和拥护中共抗日方针的态度向他们作了明确的表示。
1939年之后，刘文辉与董必武等人再度在重庆会晤。
1942年2月，通过民盟朋友牵线，刘文辉首次在重庆会晤周恩来。据资料显示，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措施，都须给以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西南地方力量在现阶段有条件这样做，大胆行动起来，中共愿意在政治上给以支持。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至此由一般联系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
据刘文辉在《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自述，中共中央是在1942年6月开始派王少春到四川雅安，和刘文辉经常联系，并设有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报。王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他传达，同时把出安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
1949年8月，刘文辉给中共中央发去一份电报，表示已和邓锡侯、潘文华两部约好起义，请示机宜。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至此，刘文辉开始悄悄为之后的起义做准备。
这也正是刘文辉由“多宝道人”变“一宝”的历程。
如今，在安仁，刘文辉留给世人的刘文辉公馆，于1942年建成，但该公馆建成后其并未居住过，而是在建国后直接将其交给了国家。该馆占地面积为24822平方米，建筑面积8406平方米，1988年正式挂牌川西民俗博物馆，由此进入了公众视野。2012年10月，刘文辉公馆的部分展馆被改造成崔永元电影传奇馆，开始向世人展示电影发展的传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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