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强：那些长征中受尽“缠足”痛苦折磨的女红军
题记：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份72年前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名单。长征出发时，有32名女红军随军出征，其中30名最终到达了延安。1934年10月，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突围，是准备转移到湘西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出发时带上少数女红军，是为了在新的根据地开展妇女工作的需要。这些女同志大部分都在中央机关和苏区政府部门工作。
在这些女红军中，一部分是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和领导干部的夫人，如邓颖超、康克清、蔡畅、贺子珍、刘英、金维映、刘群先、肖月华等；一部分是卫生部门的女红军，如邓六金、刘彩香、李桂英、陈慧清等；还有一部分是工作组的成员和政治战士，如李伯钊、王泉媛、危秀英等，她们的任务是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政治战士还要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
女红军参加长征是要经过严格挑选的。第一要政治思想好，是共产党员；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好，能扛东西会走路，连体重差一点都不行。参加长征的女同志要经过体检，身体合格者才能随部队行动。中央领导的夫人和担任了中央直属机关领导职务的女同志，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否随军转移，由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决定。最初确定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共有34人，包括彭儒和贺怡，她们因为自己的丈夫陈正人、毛泽覃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后来没有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长征出发不久，又有2名女红军因病返回苏区，最后到达延安的女红军只有30人。
这些女红军在长征途中并没有特殊的待遇，却经历了很多常人无法想像的磨难。她们同样身负十多公斤重的行装，包括武器、干粮等，有的担负了照顾伤员的重任，有时还要抬担架。李伯钊在长征途中担负着宣传鼓动的任务，她背着红军剧社的剧本，每天往返于各部队之间，所走的路程是别人的两倍。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32位与中央红军一同长征的女人：她们》一书讲述了长征途中红军女战士受到的常人无法想像的磨难的经历，尤其是性别带来的另类痛苦。
在长征途中，当大部队开始行进于闽赣边界的大庾岭山区时，道路越发崎岖，坎坷不平。为了不惊动敌人，部队仍然保持夜间行军，而且，多挑一些人们不经常走的小路。这样一来，这些本来就不习惯走夜路的女人们，走起路来难免摇摇晃晃、磕磕绊绊。
女人们的双脚在经过几百上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以后，有的肿有的烂，正经受着一种身心俱疲的煎熬。在长征途中，红军的药品并不充裕，即使是伤病员都不舍得用药。好在队伍行进得并不快，她们有很多的时间，犒劳那双在裹脚布里就受尽了折磨，这次长途跋涉更是吃尽了苦头的脚。
每到宿营地，女人们总是先支起锅灶烧上一大锅水，热了以后打到洗脸盆里，再把酸痛的双脚泡进去，一边泡脚，一边聊天儿。温热的水将脚掌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那种酸痛和劳累顿时随着滚滚的热气飘散开来，那个惬意，那个爽呀！没有经历过长途跋涉的人不懂得那种苦楚，同样，也体味不到这种苦尽甘来的舒畅。此时，该是这些女战士们最欢愉的时光了。
刘彩香保护脚的方法，却和大家不太一样。行军的时候，她的步子就比女同伴们迈得大，一到了宿营地，别人都累得躺在行李上懒得动弹，她虽然也累，却不急着躺下，而是绕着行李跑几圈，跳一阵儿，就像现在运动场上刚刚比赛结束的运动员一样，做一些整理运动，使紧绷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这样全身血脉平稳流通，然后再去休息。这无疑就是朴素的运动科学，可惜连她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但这种方法，却为她以后在延安参加体育竞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居然能够在长跑比赛中把男人远远地抛在身后，自己独得三个第一名。
这些女人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长途跋涉的行军。那些身体健壮的女人，一人要护理三四个担架的同时，还要帮助其他人背行李、干粮和药箱。每到宿营地，男人们就像泥一样倒在地上一动都不想动。但是，这些女人是不能倒下的，她们要先安顿了伤员。急行军的间隙，她们还要在伤员们休息的时候，去到村子里说服老百姓作挑夫，补充那些中途损失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好以后，她们才能享受那段美妙的泡脚时光。
由此看来，她们的脚走过的路又何止二万五千里？当然，也有一个特例，她从不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双脚，总是躲在角落里，完成泡脚这在众人看来意义重大的每日一课。她便是杨厚珍。有时夜行军，借着月光的清辉，可以看见一双小脚支撑着一个又矮又胖的身子，就像陀螺一样被秋风吹赶着，摇摇晃晃地走在这条蜿蜒的长龙般的队列中。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就是用她的“三寸金莲”般的小脚，以寸为单位跋涉在红军转移的路上。
不知道是哪个朝代兴起缠足这一陋习的，但最早咏叹缠足的诗词见于宋代诗人苏东坡的《菩萨蛮》。“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这也可称之为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从诗词中不难看出，女人缠足是为取悦男人。
封建时期，对于有钱人来讲，女人就是一个附庸，是一个花瓶，是供男人们把玩和欣赏的。在小脚时尚的年月，女人的小脚成了男人们追捧的焦点，同时也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女人不裹脚被视为大逆不道，没有教养，正经人家是不会娶一个大脚女人作媳妇的。越是懂一点知识文化，有一点纲常教养的家庭，越是受制于封建礼教。越是爱女儿的母亲，越是把女儿的脚裹得更紧。“三寸金莲”之说深入人心，甚至出现了脚小得不足三寸，进进出出均要他人抱的“抱小姐”，并且受到当时社会的追捧。
清朝初年，统治者曾一度下令禁止女子缠足，但一直未达目的。辛亥革命时期，及至五四运动，人们的思想逐步开放，缠足的陋习才渐渐遭到摒弃。
杨厚珍生长在典型的南方城市贫民家庭。母亲爱女儿，在她四五岁的时候，就用一条长长的裹脚布，把女儿那还未长成的小脚丫脚趾朝向脚心紧紧地包裹起来。初裹时，杨厚珍曾悄悄地解开裹布，但短暂的自由带来的却是母亲不绝于耳的数落和训斥，并在大人的严厉监视下完成整个的裹足过程，直到双脚不再发育定型为止。于是她的脚就成了“三寸金莲”式的小脚，她也就成了典型的小家碧玉。
这个大眼睛的小脚姑娘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变故，她也许还会延续她的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生活。但当她去赣州为死去的父亲收尸骨时，被时任当地军阀将领的罗炳辉一见钟情，并帮她处理了家父的丧事，不久，两人结为夫妻。
从小受封建家庭教育的杨厚珍，在嫁给罗炳辉以后，一直秉承夫道。参加革命之初，她并不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而是对丈夫的支持，夫唱妇随而已。当她了解了罗炳辉亲共的一些活动情况后，对丈夫说:“我看近来各方面送来的‘赤化’分子，你都释放了，有的还给他们饭吃，离家较远的，还给他们路费，穿得破烂的，还给他们衣裤……你说，‘天下穷人是一家，要替穷人找出路’，我听了很钦佩，我能给你做点什么？”这个小脚女人的一席话深深地感动了这位戎马一生的云南汉子。
一开始，杨厚珍悄悄地在罗炳辉与中共方面的联络员谈话时为他们放哨，后来，发展到冒着生命危险担当丈夫与共产党之间的通信员，在罗炳辉举行吉安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跟随丈夫的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厚珍到了苏区，投入到如火如荼的解放区生活中，她才真正放开小脚，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
这次全军大转移，像杨厚珍这样的小脚女人是不适合行军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她作为红军第九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才被批准随队。跟随丈夫，跟随大部队共同前进是幸运的，但征途中的艰难险阻需要自己来克服，这样一双小脚也要走完二万五千里布满荆棘的长路……
杨厚珍的小脚即便是放开，也不可能恢复如初。她的脚已被挤压得脚趾变形，成了地道的“三寸金莲”。生着这样一双小脚，连生产劳动都不能参加，只能围着锅台转，最多下地送饭送水，就更别提行军打仗了。
刚出发时，走不了几里路，杨厚珍就走不动了，只好骑在罗炳辉的马上。由于她的身材又矮又胖，罗炳辉的马可是又高又大，每次上马都成问题，总是要别人托着。为了减少麻烦，杨厚珍只要是骑上了马背，她就尽可能地不下马，除非晚上到了宿营地。用她的小脚走在路上，她怕走不动掉队，可一整天都骑在马背上的滋味也不好受，有几次，刚一下马，由于双腿麻木，“扑通”一下，重重的身子就摔倒在地上。她觉得很难过，更恨自己的脚不争气，坐在地上捶着一双小脚自怨自艾。但她从没说过留下来、不走了之类的话，她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女人，嫁了罗炳辉，她就要陪他走到底，哪怕是刀山火海；追随了共产党，她也同样紧紧跟随革命的队伍，不怕遇到千难万险。当然，在长征结束之后，她与罗炳辉的分离只能说是岁月弄人，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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