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忍叛党张国焘肃反：女红军太漂亮不杀不放心
1932年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连战连捷，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正当红军羽翼丰满之际，张国焘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许多年后，历尽劫难的王新兰才通过丈夫萧华，从当年负责肃反的一位领导口中得知，自己姐姐王新国当时被杀的原因是：她长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千金小姐，不“杀”掉不放心。一篇题为《张国焘川北肃反》的文章讲述了那个风雨如磐、血泪交融的烽火岁月。
历史，不仅浸透着太多苦涩的泪水，还染着斑斑血痕。对那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由自己人造成历史大劫难的悲剧。对此，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张国焘亲自审问。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以后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我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行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分局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
当时，张国焘将红33军中的各级指挥员一锅端，并将军部特务营营长的任俊卿杀害。任俊卿是战功累累的英雄，还是当时川北根据地著名的“红军之家”的成员。在这个家庭中，王新敏、王新正两兄弟，王新诗、王新国、王新兰三姐妹，加上入赘到王家的任俊卿，总共6人参加了红军。“红军之家”的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是如今健在的女将军王新兰，她参加红军时只有9岁。王新兰后来是萧华将军的夫人，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而他们的亲叔叔，就是著名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
王家满门忠烈，他们全家参加红军在川北苏区传为佳话，连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川北穷人》也发表过介绍“红军之家”的文章。可这6人中的4人成为革命烈士的原因，却让后人感慨万端：他们没有一人牺牲在对敌斗争战场上，全是被自己人杀掉的，仅剩下王新诗、王新兰两姐妹。
“红军之家”中第一个被杀掉的，是王新兰的四姐夫任俊卿。罪名是他参加红军前当过清溪乡的团总，那是党组织派他前去卧底为共产党抓“枪杆子”的。
1933年深秋的一个傍晚，任俊卿被反捆双手，押上了落叶萧萧的峰城山。几名红军战士把他推到一个土坑前，坑很大，里面裸露着骷髅、白骨和野狗撕碎的灰色布条，以及许多新鲜残缺的尸体。站在他身后的几名红军战士都提着大片刀，却不动手杀他。他们推出一个犯人，要犯人当刽子手。犯人不愿意，哀求着拼命往后退，红军战士就用刀背砍他，有个当官的还威严地呵斥：“这是给你个机会，看你能不能够和你的反革命姐夫划清界限，能不能接受革命的考验！”被强迫当刽子手的，竟是王新敏和王新正，任俊卿妻子王新雪的两个亲弟弟。任俊卿怆然喊道：“来吧，兄弟，你们不砍我，他们也会动手的，哥不会怨你们！”
即便是经受了如此严峻的考验，王家兄弟也难逃一死。一个月后，兄弟俩也被保卫局处决。临刑前，满腔悲愤的兄弟俩提出，要和自己的师长见一面，告个别。王波师长和士兵站在了一起，眼泪却只能往心里流淌。
王波后来在一次老同志聚会时发言说：“5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两双泪汪汪的眼睛，像灯一样，一直在我脑海里亮着。”王波还说，解放后他碰到王新雪，从不谈任俊卿被杀的事，也从不谈他和新敏、新正最后分手时的情景。
北京的王新兰则对看望她的人说：“其实，任俊卿刚死，我四姐就知道了，在峰城山杀任俊卿那天，有个认识他的农民躲在岩包后面看见了，马上跑到清溪场给我四姐报了信。四姐赶去已经是半夜了，她摸着黑从死人堆里认出了丈夫，把他背回长田湾，悄悄挖个坑埋了，还请石匠打了块碑，立在坟头上。后来红军撤走后，还乡团回来把坟挖了，把碑也砸了。”而王家长得最漂亮的王新国则是在炉霍被处死的。
那时前进剧团和中央党校、红军大学都住在炉霍城里的一座大寺庙里。一天深夜，小新兰和姐姐王新国睡在一起。不知啥时候，小新兰被惊醒了，睁眼一看，姐姐已被几名战士拖了起来，正在用绳子反捆双臂。战士们不解释，捆好，就推着她往外走。王新兰那时虽然才12岁，可一看这肃杀的气氛，就明白大祸临头了。她一下子扑上去，死死抱住姐姐的腰拼命哭喊：“我姐姐是好人，你们不要抓走她呀！”王新兰眼睁睁看着姐姐被带进沉沉的黑夜里，再也没有回来。
对于姐姐王新国被秘密处决，王新兰一直挂在心上。许多年后，她才通过丈夫萧华，从当年负责肃反的一位领导口中得知，处决王新国的原因是：她长得太漂亮了，白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混进革命队伍的千金小姐，不“杀”掉不放心。
王新兰的五姐王新诗是妇女独立团战士，长征时背着个奶娃娃跟不上队伍，在夹金山脚下被党组织上动员离开了部队。后来，她一路乞讨才回到了故乡清溪场，从此一辈子在大巴山上当农民。“红军之家”就这样被极左思潮给毁掉了。
1950年，王维舟与余洪远率领中央慰问团重返川北，在通江王坪红军公墓前悲愤地说道：“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300多名青年干部，遭到了无辜的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和我风雨同舟，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创建壮大了川东游击军，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和自己人胜利会师以后，在张国焘左倾路线的屠刀下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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