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隆中的耕读生活
这一家庭变故，是孔明继失去父母之后所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从此，他在襄阳顿失靠山，政治上无人扶持，经济上陷入窘境。北望中原，烽火弥漫，故乡琅邪是不能再回去了；然而眼前的襄阳，达官显宦、富商大贾麇集于斯，米珠薪桂，开支很大，没有相当的经济基础很难长期住下去。于是诸葛亮决计与弟弟诸葛均搬到距离襄阳不远的乡村居住，这样既可通过耕耘土地，在经济上基本上达到自给；同时，还可以利用农闲到襄阳游学，汲取教益。经过反复考虑、选择，兄弟二人终于在襄阳城西的隆中定居下来。《三国志》本传说：（诸葛）玄卒，亮躬耕陇亩。”寥寥七个字，却包含了生活上的巨大变化，心灵上的无限创伤！然而艰苦的环境和坎坷的经历，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才能，造就人的器识。正如孟子所说的：“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不能。”诸葛亮就是在备尝艰苦之后，由于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成为三国时期的一位杰出人物的。
(一）隆中形势
下面简要地介绍一下隆中胜地。
隆中是一个美丽的山村，四周岗峦起伏，松篁叠翠，泉水潺湲，鸟语花香。环境之清幽静谧，令人心旷神怡。隆中群山环抱，势若盘龙，主峰隆中山海拔306米，居群峰之首。与隆中山隔谷相望的是乐山。据《水经注》载：沔水“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登上隆中顶峰，东望襄阳，城堞依稀；北眺沔水，如同一条青绿色的玉带，江水缓缓向东流去；向南向西俯瞰，则松青柏翠，百鸟飞鸣，溪涧萦曲，禾稻油油。这的确是一个山清水秀、耕读隐居的妤去处。
小说《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刘玄德三顾草庐”，对隆中秀丽景物作了生动的描写：“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
这一描写，与实际情况基本上是相符的。可是《三国演义》同一回目中的“古风”诗，却作了夸张性的渲染：“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床头堆积皆黄卷，座上往来无白丁。
叩户苍猿时献果，守门老鹤夜听经……”这样一来，就把隆中草庐描绘成为超然世外的蓬莱仙境，而且还有“苍猿献果”、“老鹤听经”，诸葛亮也就成为飘飘然有出尘之概的道家仙长了。由于小说的广泛流传，顺便说明这一点，主要是为了使人们对隆中胜迹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隆中距离襄阳只有二十里，但并不属于襄阳管辖。东汉时期的隆中属于南阳郡的邓县。当时南阳郡的郡治在宛，共辖三十七县，是荆州属下的一个大郡。故诸葛亮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是就其郡望而言的。古人喜以郡望所出来表述自己，已相沿成风。何况创立东汉政权的光武帝刘秀也是南阳郡（蔡阳县）人氏呢！因而立志恢复汉室的诸葛亮，以“躬耕南阳”自称，既符合当时的郡县管辖实况，还寄寓着他要步光武中兴的后尘的深衷。
(二）边耕边读
至于诸葛亮在隆中是否真的“躬耕陇亩”，直接参加劳动的问题，笔者认为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以及陈寿的撰述，均完全一致，应该是可信的。同时，东汉末年不少有气节之士因为反对宦官而遭到迫害，往往遁迹山林耕田种地以为自全之计。如夏馥为避党锢之祸，“隐匿姓名为冶家佣”;又如淮阴人步骘，“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倶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后仕吴官至丞相；又如河内人司马芝“少为书生，避乱荆州，……居南方十余年，躬耕守节”，后仕魏有政声。而对诸葛亮至为赏识的学者名流庞德公，他住在襄阳岘山之南，即“躬耕田里”，以“琴书自娱”。荆州牧刘表一再延请他出来做官，倶被谢绝。后来，刘表亲自下乡去敦请，庞德公正在田间耕耘，刘表问：“先生苦居畎亩之间而不肯当禄，后世将何以遗子孙乎？”德公答复说：我以“耕读传家”，不做官可以给子孙带来安全，刘表只能叹息而去。由此可见，既然诸葛亮的师长及其他同时代人都能洁身自好，不以躬耕为耻，因而他又何至于四体不勤鄙视劳动？至若他的生活来源是否全靠种田来维持，这是很难确切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孔明在隆中十年（十七岁至二十七岁），除了边耕边读外，还要不断到襄阳一带去“游学”，投师访友切磋学问，如果没有别的经济来源的话，也是不可能的。比较可靠的经济资助，当然是来自他的两位结褵名门的姐姐。
郭沫若为隆中武侯祠题词，曾把诸葛亮与陶渊明并列，题词云：“诸葛武侯隐居隆中时，躬耕自食，足与陶渊明先后媲美。然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这主要是从两人都曾长期隐居出发的。所不同者，武侯是先隐后仕，陶潜是先仕后隐，结果一以功业名世，一以隐逸留芳。鲁迅对长期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生活的陶渊明，评论说：陶潜还是“有些生财之道”，否则“早已在东篱边饿死了”。鲁迅的话，并非无中生有厚诬贤者，因为陶潜自归隐田园后，曾经多次获得亲友们的接济，这是有史可稽的。从而可知，倘使诸葛亮兄弟二人的衣食之源、求学之资，都完全依靠地上的一点收获来解决的话，自然也是有困难的。
(三）博览群书
诸葛亮之所以会选择隆中这个山村作为自己躬耕与读书之所，除了隆中山川秀丽环境清幽之外，还由于它距离荆州的首府襄阳很近，步行不过一两个时辰即达，如果是骑马的话，那就更快了。襄阳密迩中原，交通便利，南来北往的人络绎于道，全国各地的重大信息很快就会传到这里。而襄阳又聚集了一大批学者名流、官宦士人，他们都十分关心国家局势。每有大事发生就互相评论，各抒己见。所以，当时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军事上的胜负成败，各种信息俱能迅速传播开来。例如裴潜“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客礼”。当曹操有窥伺荆襄之意时，潜即闻之。他“私谓所亲王粲、司马芝曰:‘刘牧（指刘表）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因此，诸葛亮身居隆中，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天下形势。
隆中十年，是诸葛亮生理上发育成熟、学识上淹习古今、世界观已趋定型、政治上臻于明达谙练的时期。十年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曾不足以一瞬，可是在个人的一生中却是相当长的一个阶段。而风华正茂时期的十年则尤为宝贵。孔明从十七岁隐居隆中，到二十七岁时离开，以后运筹帷幄大展经纶，成就蜀汉鼎足三分之业，可以说，都是与隆中十年的勤奋学习、师友间的切磋问难有着密切的关系。
诸葛亮在未出山之前，就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在一般青少年中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由弱冠而及冠，“身长八尺，容貌甚伟”，而言论识见，超逸群伦，故“时人异焉”。诸葛亮自十五岁到襄阳后，究竟读了哪些书？今已不可详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东汉末世由于黄巾农民大起义的荡涤，接踵而来的则是大小军阀之间的混战，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崩溃了，作为统治思想支柱的儒家学说，其独尊地位也随之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形势下，诸子百家的学说就容易自由传播，而刘表统治荆州时期的和平安定环境，襄阳所具备的人文荟萃的有利条件，就为诸葛亮的博览群书并加以融会贯通，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所以，诸葛亮除研习儒家经典外，在此期间也读了不少有关法家、兵家、纵横家以及道家之书。有下列事实为证：
其一，蜀汉建兴元年（223年），刘备于白帝城托孤时，遗诏敕刘禅（后主）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从这则遗诏中可知，不仅是诸葛亮，连粗通文墨的刘玄德也认为这些书可以“益人意智”。诸葛亮亲手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之书及《六韬》兵书，说明他对这类书籍的造诣甚深，因而十分重视。
其二，黄老之学（道家学派）于西汉前期盛极一时，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只能在民间私相讲授。东汉末年，在学术思想的禁锢被打破的情况下，黄老之学又公开流传了。例如在刘表手下担任别驾官职的刘先，不仅“明习汉家典故”，“尤好黄老”，这至少说明《老子》、《庄子》之书及其学术思想在荆襄地区已不再受到什么限制。事实上，诸葛亮对老庄哲学也是很喜欢的。他的名言“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即显然受到道家学派的影响。
其三，孔明在著名的《草庐对》中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与《战国策》内纵横家们随机应变的犀利辞锋颇有相似之处。公元208年，曹操攻入荆州，刘备仓惶南逃，诸葛亮“奉命于危难之间”，劝孙权联刘抗曹的一番说词云：“（将军）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纵横捭阖词旨明彻，句句震憾了孙权的心灵深处，终于使他作出了共同抗曹的决定。所以，诸葛亮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他洞察天下风云，指画了了，宏论滔滔，辩才无碍，显然也受到先秦纵横家及其他诸子的一些启发。
以上所举事例，主要是为了说明诸葛亮于隆中读书时期，不会拘于一家之言，而是博釆众长加以贯通。他读书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务于精熟”，而是“独观其大略，即不象一般汉代儒生那样寻章摘句训诂名物，而是深入思考领会其精神实质。这一点，倒很有一些类似陶渊明的“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即喜欢读书但不钻牛角尖。当然，孔明读书的目的及志趣与陶潜可能是不大同的，他是才为世出学以致用，而非超然物外的遁世主义者。所以，他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思想感情。
(四）喜吟《梁父》
诸葛亮在隆中时，耕读之余“好为《梁父吟》”。这一歌曲本为其故乡齐地的“土风”（民歌），他自幼习唱，爱之不忘。流寓荆州之后，继续吟唱此歌，以解疲乏，以抒郁闷，以寄乡思，以畅情志。然而有的学者则解释“好为”二字，是诸葛亮“拨弦弹唱《梁父吟》”，并“为之谱曲填词”，这样，就把《梁父吟》说成是孔明所创作的了。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曾写有《关于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一事的辨析》一文，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现在隆中的武侯遗迹中，有一处为“梁父岩”，相传即为诸葛亮歌咏《梁父吟》之地。笔者认为对此胜迹亦不可拘泥理解，因为孔明喜吟《梁父》之曲，并不一定非立于此岩之下方才放歌，难道他在草庐之内、陇亩之间、乐山之巅，或者往返于隆中、襄阳道上，就不能吟唱吗？至于《梁父吟》的具体内容，迄今存者只有唐代《艺文类聚》所录的一首，其文如下：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二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据此，《梁父吟》显然是讥刺晏婴的进谗陷害忠良，似有无限惋惜、悲愤之情。孔明特爱此曲，则寄寓着思乡、念亲、忧国忧民、壮志未酬等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殊难执一而论。
史载诸葛亮在隆中的另一癖好是“抱膝长啸”。他与同学好友徐庶等人在学习余暇，“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现在隆中有一座“抱膝孕”，相传即为武侯抱膝长啸之处。这一胜迹与“梁父岩”一样，亦不可拘泥解释非此地莫属。所谓啸”，除了“虎啸”是专指猛虎的长声吼叫外，对于人而言，则是指撮口发出长而清越之声。古人是喜欢而且擅长吟啸的,《世说新语?栖逸》篇载：“阮步兵（籍）啸闻数百步。”数百步折合今制，约有数百米之远，其声必然是高而长始能达到这样远的距离。这种“长啸”大约是古代的一种风尚，许多知识分子都擅长此道，很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引吭高歌”。可是，长啸的难度则又过之。因为要撮口发出清长之声非经长期练习不可，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口技吧！
古人的“长啸”往往都寄寓着个人内心世界的深刻忧思和感情。阮籍的“长啸”，是他于曹魏末年对司马氏的跋扈专权有着强烈的不满有关。公开发表谠言直论吧，就立即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遂借“长啸”以抒发郁积在内心的愤懑不平之情。而比诸葛亮稍后的诗人左思则于其名篇《咏史》诗中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则是表达自己要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西晋初年的陆机于《猛虎行》诗中说：“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综观全诗则是借长啸以倾吐自己的功业未建徬徨苦闷的优思。至于宋代抗金名将岳飞于《满江红》词中所说的“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话，其“长啸”所表达的爱国主义思想更是为人们所熟知，这里就不多谈了。
可是，诸葛亮的“长啸”又寄托什么思想感情呢？孤立地看，是很难获得答案的。只有结合记载这一事件的《魏略》的上下文来看，才能弄清其底蕴。原来诸葛亮于抱膝吟啸之后，还对同学好友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三人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志，亮但笑而不言。”此时无声胜有声，笑而不言胜有言。孔明实际上是在说，自己一旦风云际会走上“仕进”之路，其地位当远在刺史、郡守之上。因此，诸葛亮从“好为《梁父吟》”到“从容抱膝长啸”，都寄托着胸怀大志吟啸待时的激情壮怀。正如后代有人所写的一首咏《抱膝亭》诗所云：“想见当年梁父吟，疏风落叶下空林。不因先主劳三顾，宁易隆中抱膝心?”这首诗的意境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它一方面指出诸葛亮借吟啸山林以抒夙愿未偿的深慨，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没有刘备三顾茅庐，孔明也是不会轻易出山的。
(五）自比管、乐
诸葛亮躬耕陇亩，过着类似隐居的生活，是否真的如同他于《出师表》中所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以说，这既是真情，又不完全是真情。作为真情来说，孔明后来在荆州已经跻入上层社会，要想仕进还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荆州牧刘表的“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作风，却使他望而却步，不屑与之共事。这就反映了孔明的谨慎处世，不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人生观。因而从这一角度看，他说自己“不求闻达于诸侯”乃是真实心情的写照。然而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忘怀世事，身居隆中山村，却密切关注着风云变幻的天下大势，所以才能在草庐之内为刘备决策三分；并且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终于毅然出仕。因此，从这一情况分析，诸葛亮又不完全是“不求闻达于诸侯”，只是要慎于出处，择主而事罢了。
诸葛亮胸怀大志，在隆中时常常“自比管仲、乐毅”。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齐桓公任命他为相国，他协助桓公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一系列改革，很快使齐国达到了“通财积货，富国强兵”的目的，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尊王攘夷的任务，功业烜赫彪炳千秋。乐毅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名将，他奉燕昭王之命联合韩、赵、魏、楚等国大败齐军，以不到半年的时间连下齐国七十余城，并占领齐都临淄。正在齐国即将覆灭之际，燕昭王死，惠王即位，听信了齐国的反间之计，撤换了乐毅改派骑劫为将。齐军残部乘机发动反攻，大破燕军得以复国。燕昭王的临阵易将铸成大错，而乐毅的韬略深邃指挥若定，遂一直为后世所称述。乐毅自述功绩和剖白心迹的《报燕惠王书》，言词恳切，情致委曲，也流传迄今成为人们所爱读的古文名篇之一。
很清楚，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乃是他希望出将入相建功立业思想的具体反映。他说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三位同学好友出仕可为刺史、郡守一类高级地方官，但其治化功业只能局限于一隅，而自己则要追踪管、乐建不世之业。如果结合当时的现实情况，来分析孔明的政治抱负的话，那就是要协助明君贤主敉平军阀叛乱，复兴汉室再安黎庶。在中原板荡民无宁日的战乱年代，他的这种思想是积极的进步的，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然而诸葛亮在隆中时，毕竟还是一个手无寸柄和从未崭露头角的青年知识分子，以致许多人在听了他“自比管乐”的宏论之后，均不禁付之一笑而“莫之许也”。只有与他友谊深厚并真正了解他的才华器识的两位朋友：崔州平和徐庶“谓为信然”气也就是说，诸葛亮不是故作狂言高论来欺世盗名，其才能和抱负是可以相信的。可是，既然要做管仲、乐毅，就不能长期隐居隆中而独善其身，还必须俟机改变“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念头，下山出仕驰驱戎马才能兼济天下。由此足证，诸葛亮的高卧隆中“不求闻达”，乃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其情况恰似“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一旦风云际会，就必然会乘时而起以酬夙志。
诸葛亮的政治信念是兴微继绝再造汉室。这种政治思想的形成自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与家庭教育、社会影响，尤其是与自己长期的生活体验、实际观察、求学论道、反复思考不可分的。所以，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定型化乃是多方面的因素所促成。如前所述，徐州各郡人民对于曹操的屠戮焚掠是憎恨的，孔明颠沛流离也深受其害，因而他倾向于拥汉反曹乃是很自然的事。其好友孟公威“思乡里，欲北归”，孔明劝他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从字面上看，诸葛亮是为友人着想，既然要施展才能又何必到人才相当集中的中原去呢？但是要深入实际，结合诸葛亮的心态与经历来看的话，也多少流露出不愿孟公威为曹操效力的思想。同时，荆州地区战乱较少，刺史刘表又是汉室宗亲，属郡南阳更是东汉光武帝的故乡，所以荆襄人士的正统观念要较其他地区强烈。这一特定环境的影响，也促使诸葛亮确立了兴复汉室再现文景之治的思想。
据上可知，诸葛亮在隆中时期的抱负与情操已经不同凡响。裴松之概述其政治趋向说：“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旧京）为己任”，这一分析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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