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家学渊源与荆州的文化教育
诸葛亮的家学渊源，自然以儒学为宗。他幼受父、叔的教诲及兄长的启迪，在学业上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可是，由于他迭遭家庭变故，母父先后亡故；再加上兵燹频仍风鹤惊心等原因，所以还不可能具有賅博的学识。孔明学业的大进、识见的成长，主要是到襄阳之后的事情。为此，这里有必要谈一下东汉末年荆州的文化教育情况。
由于长期战乱，不仅洛阳的大学早已停闭，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官学、私学也都遭到破坏，国家藏书几乎损失殆尽。当时只有荆州及少数边远地区由于战乱较少，以及牧守的重视，属于例外情况。例如建安五年（200年），刘馥为扬州刺史，“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杨俊“迁南阳太守，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之”。而独步于全国者，只有荆州。史载刘表“广立雍泮（即学校），设俎豆，陈壘彝，亲行乡射，跻彼公堂，笃志好学，吏士子弟受禄之徒盖有千数。洪生巨儒，朝夕讲论”。正是由于他的广立学校、“亲行乡射”，重视学术，优礼硕彦，因而使得当时的荆州教育事业相当发达，不论官学或者私学的规模都比较大，而且文献典籍也得以保留和不断充实。
刘表在荆州的政治中心襄阳“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同时，他也重视对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册定。“于是古典毕集，立于州闾”。一时荆州的学术研究气氛异常浓厚。刘表在政治上军事上虽无建树，可是他能重视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保存和抢救大量文献典籍，功不可没。清人何焯说：“丧乱中经籍不遂泯绝，实赖有此。非可以刘表无远略嗤为不急”，这是比较公允的评论。
正是由于刘表的礼贤下士，故“士之避难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其中若古文经学家司马徽即在襄阳办有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例如蜀人尹默学成回川后，被刘备任命为“劝学从事”，负责教育工作。诸葛亮北伐曹魏驻节汉中时，任尹默为“军祭酒”，依畀甚深。其他如庞统、马良、董恢、向朗等人，后来都为蜀汉政权的建立作过贡献。事实上，诸葛亮的学识才能也是在襄阳培养起来的。他初来襄阳时，因为年纪尚轻，开始在刘表所设的“学业堂”中学习，其内容自然是儒家的经典。这时，他依靠叔父诸葛玄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再加上自己的勤奋好学、聪颖敏捷，不仅结识了不少青年俊杰，还使自己的学识有了长足的进步。
诸葛亮与其挚友徐庶（字元直），倶曾向司马徽（字德操）趋谒请益。彼此辗转相引，孔明结识的师友遂越来越多。如宜城人向朗“少师事司马德操，与徐元直、韩德高、庞士元皆亲善”，诸葛亮即因徐庶的关系，得以与这些人缔交。司马徽素有知人之名，号称“水镜”（或作“水鉴”），即对人物的评价，如水之清，可以鉴影；如水之平，公正恰当。他对于诸葛亮这位年青人是十分器重的。他说：“以君之才，当访明师，益加学问。在这里，司马徽既有谦虚之意，认为自己仅仅通晓经术，还不够做“明师”的资格；又有激励的深衷，希望孔明能够突破儒家经典的范畴，广泛学习诸子百家的学说来充实自己，以便实现拯世济民的抱负。所以，孔明当时“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即不断向名流学者学习请教，而同学之间也互相砥砺切磋。可以说，诸葛亮在襄阳的十二年，乃是他一生功业发轫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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