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生长在什么样的时代?
诸葛亮，字孔明，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卒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二年（234年）。如同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在事业上有建树、有作为的人士一样，其思想和行动都必然要受到自己所处时代条件的制约、所继承的历史文化的影响，而不可能超越这一客观规律的支配。诸葛亮生长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东汉末年，对于当时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与残暴，深恶痛绝。所以，他后来与刘备分析导致东汉政权倾覆的根源时，认为汉桓帝（刘志）和汉灵帝（刘宏）重用奸佞摈排群贤乃是重要原因。为此，诸葛亮于《出师表》中向后主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然而，东汉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则是官僚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与压榨，这一矛盾的日益激化终于酿成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农民大起义；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外戚与宦官两大政治集团的极端腐败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则加剧了郁积已久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最后，已经被农民大起义严重削弱的东汉王朝，就在军阀混战声中名存实亡了。
桓帝灵帝，宠信宦官
桓灵之世，屡兴党狱
黄巾起义，天下震动
军阀混战，生灵涂炭
诸葛亮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本文不拟赘述黄巾大起义的前后过程，但有必要说明一下对他后来的政治道路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与事件。
当黄巾起义军严重震撼东汉王朝的统治地位之际，各地豪强则纷纷举兵进行镇压。曹操、刘备以及孙权之父孙坚，均参加了这些军阀队伍的行列。不过，他们当时的官职卑微，并未显名于世。曹操仅是一名“骑都尉”，嗣因战功才被任命为“济南相”。后来历经战斗，遂奄有黄河流域。刘备由于“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因为得到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等人的资助，“多与之金钱，先主(刘备）由是得用合徒众”，关羽及张飞亦于此时投入刘备麾下。刘备正是靠了这支小小的武装，“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旋又升任高唐县令。孙权（182—252年）之父孙坚（155—191年），少任郡县吏，曾随朱㑺镇压黄巾起义军，因功擢升长沙太守，后来进攻刘表时阵亡。其遗部就是孙策、孙权弟兄平定与统治江东的基本力量。诸葛亮说：孙氏“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而言的。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病死，皇子刘辩时年十四岁，被立为帝（史称少帝）。何太后之兄何进以大将军秉政，外戚势力又开始抬头。何进想彻底诛灭宦官，又担心力有不逮，遂密召陇西军阀董卓入京相助。宦官段珪等获悉何进密谋，乃先发制人将进杀死。中军校尉袁绍等勒兵反击，宦官无论少长悉数被诛，死者二千余人。至此，东汉中叶以来矛盾重重的外戚与宦官之争遂告结束。但政权却落入拥有重兵的董卓之手，他废少帝刘辩，立其弟刘协为皇帝，这就是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董卓自称相国，专擅朝政，献帝只是傀儡而已。
董卓的专权及其擅自废立，引起朝野的强烈不满。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关东的州郡牧守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诛灭宦官有功的袁绍为盟主。董卓迫于形势，再加上黄巾起义军的余部白波军又威胁他的西退之路，遂率部西归长安。当撤出洛阳时，董卓兽性大发，纵令“部兵烧洛阳城外百里。(卓）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东汉时期人文荟萃、民殷物阜的繁华都城洛阳，竟成为一片焦土。
董卓挟持献帝及群臣西退长安后，见人心不服，乃肆意杀戮大臣以立威。又擅“诛关中旧族，陷以叛逆”的罪名以致上下臣工人人自危。司徒王允乃密召董卓部将吕布等，将卓刺杀。消息传出，长安军民奔走相告，欢呼万岁。足见人民对这位祸国殃民的凶残大盗的极度仇恨。然而董卓虽死，其部将李傕、郭汜等声言为卓报仇，攻入长安，杀死王允，并大肆劫掠百姓。接着，他们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又互相残杀。以致号称富庶的西京长安地区，在兵燹之佘，“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这时在关东地区，原来以讨伐董卓为名纷纷起兵的各地州牧郡守，因为各有打算各怀异志，又互相厮杀起来，终于形成了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局面。其中较大的割据者如：袁术据南阳（后来拓地至江淮间），刘表据荆州，公孙度据辽东，袁绍据冀州，公孙瓒据幽州，刘焉据益州，曹操据兖州，陶谦据徐州，张鲁据汉中，韩遂和马腾据凉州，等等。至于中小割据者更是不知其数，“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并”。而兵锋所至，庐舍为墟。
对于军阀之间的战争及其对人民所造成的苦难，笔者难以缕述，故只能就其中与本书传主有关者扼要述之。
东汉时期的徐州地区（包括今山东省南部及江苏省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一向安定富庶，诸葛亮的故乡琅邪郡即归徐州刺史管辖。在军阀混战激烈进行之际，徐州刺史陶谦志在保境安民，没有卷入这一漩涡之中，因而徐州就成为附近各地流离失所的人民群众的避难之所。当时的著名学者郑玄、陈纪等人也前来避难。
曹操的父亲曹嵩本为汉廷太尉，辞官后回到故乡谯（今安徽亳州）定居。初平四年（193年），因战乱不已中原板荡，为了安全计乃避难于徐州的琅邪郡。东汉时郡治在开阳（在今山东省临沂市之北），距离诸葛亮的家乡阳都已经很近了。曹操占领兖州后，即派泰山太守应劭迎父前往团聚，徐州牧陶谦亦派都尉张闾率兵护送。不料行抵泰山郡界，张闾因见曹嵩财物丰盈，辎重车辆多达百乘以上，乃杀死曹嵩全家，夺取财物逃往淮南。曹操闻讯后，悲愤填膺，全部仇恨皆集中在陶谦身上，乃兴兵复仇。
初平四年秋，曹操亲率大军南下，连下十余城，直抵彭城（今徐州市），陶谦退保郯城。曹操久攻不下，迁怒于百姓，“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旋又“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邑墟无复行人”。由于这次在徐州的疯狂屠杀，曹操的残忍嗜杀之名从此闻名于世。徐州百姓深恨其“屠戮”无辜，而“子弟念父兄之耻”，对操憎恶尤甚。
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夏，曹操又率兵攻掠徐州。这次陶谦得到公孙瓒的帮助，派平原相刘备率领关羽、张飞等领兵前来助守，再加上徐州百姓痛恨曹操的残暴，也“人自为守，无降心”。曹军虽然攻下五城，略地至琅邪、东海，“所过多所残戮”'却始终未能消灭刘备与陶谦的联军。不久，操遂因其根据地兖州受到吕布的威胁，不得不匆匆退兵。
不过，徐州经过曹操两次大规模的杀戮与穷凶极恶的掠夺，已不再是安宁富庶的乐土了。除因战乱而死者之外，从外地前来避难的流民又再次流徙；而本地的居民也扶老携幼纷纷外逃，成为新的流民。诸葛亮的家乡琅邪在曹操两次南下进攻徐州时，备受兵燹之苦，惶惶不可终日。献帝兴平二年（195年），诸葛亮就随叔父诸葛玄南迁了。这是军阀混战带给诸葛亮及其家庭的巨大变化，虽然他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可是他亲身的感受是够深的了。乡里父老对曹操的恶劣印象自然也会影响年幼的诸葛亮，他对曹操的敌视心情大约即始于此时。至于他对待刘备的态度，也大体上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这一认识就是刘备能够帮助陶谦抵御曹操的凶残部队，应该算是一位“仁义”之人吧！
由于长期的战乱，军阀部队的疯狂杀戮，就造成户口锐减，生产凋蔽的惨状，而黄河流域所受破坏尤为严重。“是天下户口减耗，十才一在”，甚至像曹操这样参加杀戮的人，也不禁触目伤怀深有感慨地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综上所述，诸葛壳生长的东汉季世，是政治黑暗、局势动荡、军阀混战、干戈四起，人民所受灾难空前深重的时代。这样的动乱时代必然会对诸葛亮的个人经历及政治思想带来深刻的影响。首先，由于故乡琅邪为战乱所波及，他不得不随叔父南下。这种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怀念故土一草一木的思想感情，就必然会使他向往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其次，桓灵二帝的昏聩暗劣，重用阉宦，以致“佞谄日炽，刚克消亡”。群小弹冠相庆，贤臣迭遭党锢之祸，诸葛亮认为这是祸阶之始。其三，讲求气节的清流派人士，若陈蕃、李膺等人的慷慨赴义，也对诸葛亮对国家治乱的看法以及道德情操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四，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既使诸葛亮对汉室的前途忧心忡忡，更使他对苦难深重的广大百姓深表同情。因此，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青年人来说，他会慨然兴起澄清寰宇安定民生之想。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所以，青少年时期的诸葛亮，他所生存的社会土壤，所接触的时代信息，所面对的杌陧政局，所耳濡目染的各种现实情况，无一不在他的思怒上打上深深的烙印。凡此一切，集中汇合在他的身上，就不能不影响他对事物的观察与思考，以及个人气质的塑造和政治道路的抉择。当然，琅邪时期的传主，其思想还处于向前发展的不成熟阶段。十七岁流寓到荆州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环境的影响，以及师友之间的切磋启迪，诸葛亮的思想才逐渐趋于定型。对此，笔者拟于下文另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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