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飞与曹操的亲戚关系”谈起
一、一个被炒热的旧话题。
新年伊始，一个有关《三国演义》的话题忽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这就是“张飞与曹操的亲戚关系”。据2004年1月12日四川《天府早报》刊《张飞是曹操侄女婿》：“成都三国专家沈伯俊潜心研究20年，昨向本报独家披露惊人发现：曹操和张飞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这两个分处不同阵营的死对头竟然是亲戚”，一下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这一“发现”经诸多媒体转载，网上的评论竟是一片哗然。有的网友提出质疑，称此事《三国演义》交待得很清楚，属于“地球人都知道”之类，怎么突然成了“惊人发现”？有的网友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堂堂学者“潜心20年”就“研究”出了这点东西，实在是不配专家之名。光明网1月14日有网友以 《胡说八道的学者》为题，评论道：“惊闻张飞是曹操的女婿，我这个四川阆中人，感到特别的气愤，一为张飞鸣不平；二为四川学者的惊人发现感到遗憾，学者20年的成果就这玩艺儿，我不知道今后三国演义人物之间还有什么联系，莫非刘关张三人是三胞胎，董卓与貂蝉是近亲结婚，诸葛亮与刘备的老婆搞婚外恋……笔者以为学术研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庸俗之极的如此发现纯属胡说八道，对得起国家的俸禄和自己的良心吗？学者拿别历史开玩笑。”
其实，所谓刚进入2004年，沈伯俊先生就抛出这一“惊人发现”，就完全是记者的故作惊人之笔。因为早在1995年2月，沈伯俊先生由巴蜀书社出版的《三国漫谈》一书中，就有这篇《曹操和张飞是亲戚》。此书由郑元基先生译为韩文在韩国出版时，沈先生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7月23日第七版发表了《关于〈三国漫谈〉》一文，中间提到他在选择题目时，“尽量从读者的需要出发，着重谈那些读者感兴趣，但却不知其来龙去脉，或者完全不明白的问题，努力给读者提供有益的知识，帮助他们开阔视野，激发他们进一步阅读和研究《三国演义》的兴趣。像《〈三国演义〉究竟写了多少人物？》、《曹操和张飞是亲戚》、《蒋干原非蠢才》、《刘备的家谱是否可靠？》、《孙夫人的虚虚实实》等文，就属于这类篇章。”2000年9月，沈伯俊先生又将《三国漫谈》作了充实，改名《三国漫话》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内中也收有《曹操与张飞是亲戚》一文。谁都可以找出这两本书来翻看一下，证明沈伯俊先生决不会如记者所描述的那样，声称这是他向该报独家披露的新发现。
而那种说张飞是曹操的侄女婿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说法，也同样不符合事实。因为在《三国演义》中并无这样的交代，在《三国志•；蜀书•；张飞传》的正文与裴松之注中也没有任何记载，惟在《三国志•；魏书•；夏侯霸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方载有：“建安五年，时霸从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产息女，为刘禅皇后。”可见，这确是沈伯俊先生细心研究的成果；否则，就不会被媒体选为炒作的对象，也不会在读者中掀起一片哗然了。至于怀疑这一发现的价值，甚至为揭示了张飞与曹操的某种关系而感到气愤，甚至要站出来为张飞“鸣不平”，这种“义愤”，就更是不了解学术研究的反映了。
在此，我并不想评论记者与网友的是非得失，实际上，这一被忽视的问题是通过他们的传播而家喻户晓，这一结果却是专家们始料不及的——《曹操和张飞是亲戚》这篇文章写出来已近十年，为何直到2004年开始才引起公众的关注？也许专家关心的领域与大众关心的领域不尽相同，但其中的隔膜也是显而易见的了。今天如果不是把它当作笑柄，而是通过认真的思考，也许有助于重新认识和诠释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研究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下面准备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讨论批评。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张飞是不是曹操的侄女婿的话题，涉及到文学作品的“本事”。什么叫本事？《辞源》的解释是：“原事，实事。”《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左丘明担心由于《春秋》叙事的简略，弟子们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所以根据本事而作《左传》，他的做法，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传统。
本事考证对文学研究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撰著缘起云：“自来诂释诗章，可列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对考证本事有很精确的解释。唐孟棨有《本事诗》，分条记述诗人作诗的事实原委，其书以诗系事，自序说：“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其本旨是提供有关诗歌作品的写作背景，以便了解作品含义。如王维为讽谕宁王强占卖饼者妻而作《息夫人》诗，张九龄因受李林甫排挤而作《海燕》诗，倘不说明本事，很难知其用意。
本事考证对于古代小说来说，就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二十世纪从钱静芳、蒋瑞藻起，都十分重视小说本事的收集、考证与研究，不过他们着意的是小说素材的原型，以及所谓“虚实”问题。如《济公全传》中的济公，民间误指为南宋的僧人李修缘，钱静芳先生《小说丛考》指出济公实即志公，后世“误其名为道济，且误其时为赵氏南宋，于是（杭州）西湖诸禅林，伪造种种灵迹。”就是很好的例子。又如《红楼梦》的本事，蔡元培先生《石头记索隐》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又有人主张《红楼梦》记的是纳兰成德的事，在红学上成为非常著名的学术公案。其他小说作品如《聊斋》、《儒林外史》也都有本事问题，在这方面的成果也很突出。一些人不了解小说本事，就往往会闹出笑话。如王士禛《雍益集》中有《落凤坡吊庞士元》诗，就引起了非议。王应奎《柳南随笔》说：“落凤坡之称，盖小说家妆点之辞，而后人遂以名其地，所谓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者，此类是也。而王新城诗中，有吊庞士元之作，竟以‘落凤坡’三字著之于题。”
将小说本事的收集、考证与研究提高到一个新台阶的是孙楷第先生。他在泛览四部群书中，凡遇到通俗小说来历、出处的资料，便—一予以摘抄，积久成帙，又进一步进行排比、疏解、笺释，从中探悉一部小说从肇源、萌生到成型的过程，并由此研究小说的写作、演变、流传及与社会的相互影响，撰有《小说旁证》七卷约４０万字，共收有２００篇本事考证文字。他在序言中申明：“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孙楷第先生的话，深刻地揭示了本事考证在小说研究中的作用。
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文学的创作过程，不是对社会现象的机械反映，而是一个选择、取舍、加工、虚构的过程。古代作家的素材来源有两个，或者是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或者是他所掌握和理解的历史材料，但对于后世读者来说，却都属于历史的范畴。我们今天读到的是古代作家已经定型的小说文本，我们如果只是被书中的情节所吸引，被书中的人物所感动，而不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我们对它的理解难免是肤浅的。如果我们进行了本事的考证，我们就能了解作家在创作时掌握了多少原始素材，并在此基础上真正把握作家“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我们就能真正进入作家的心灵，并与之进行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了。
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过程，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有很好的表述。他说，罗贯中是“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而成《三国志演义》，就十分内行地看出了罗贯中“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使命是反映那已逝的历史事变，但罗贯中不能直接体验三国的历史，他所能处置的只能是前人的书面记录，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罗贯中所能采用的材料有三：一、陈寿的《三国志》；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三、平话与民间传说。他所能做的事，就是“推演而作之”。而从“演”的角度讲，他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取舍，即从材料中选取对他“有用”的材料，加以强化，而把他认为不重要的材料抛弃掉。如“三顾茅庐”一事，陈寿《诸葛亮传》中只有“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几个字，而裴松之注却有两条完全不同的记载：
《魏略》曰：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毦，时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邪？”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今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
裴松之所谓“闻见异辞，各生彼此”，正是史书载录的偏差或失实的反映，其实并不值得惊异。《魏略》说诸葛亮是主动“北行见备”，而不是刘备之三顾茅庐，《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可见还不是一条孤证。况且《魏略》记会见过程，详载双方答问之辞，也比《三国志》具体得多，裴松之仅凭《出师表》自言“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为据，断定“非亮诣备”，反而有些缺乏说服力。但罗贯中并没有采纳《魏略》的材料，却反而依照陈寿的记载，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三顾茅庐，从而突现了刘备这一求贤若渴的明君形象，更把诸葛亮以管仲、乐毅自命，以兴微继绝为己任的崇高精神境界，刻画得栩栩如生。
曹操杀奢是《三国演义》的重要情节。此事在陈寿《三国志》中略而不书，只说：“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裴松之注则列出了三条野史：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魏书》分明是站在曹操立场的，所以诠释为曹操遭到劫掠而采取的“正当防卫”。但罗贯中却选择了孙盛的记录，他看中的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名言，从而将曹操定性为极端利己的奸雄，使之在《三国演义》的大系统和曹操形象的自身系统中，都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
由此可见，从“演”的角度看，罗贯中常用的手段之一是取舍，即从史书文本中选取对他有用的材料，加以强化，而把他认为不重要的材料抛弃掉。他的取舍从现象上看只是从现成的“资料”中挑选，但却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物的固有关系，甚至改变人物的品格情操。如果我们懂得《三国演义》的本事，了解罗贯中是如何采集、挑选他所拥有的原始素材，我们就会对他的苦心孤诣、对《三国演义》的高度成就，有更深的理解。这比那种片面地强调“文本”而不管“知人论世”、不考察创作过程的所谓“接受美学”，不知要高明多少了。
可以肯定地说，在仔细研究裴松之注后，对于张飞和曹操是亲戚的这层关系，罗贯中自然是知道的，但他却有意地淡化了。沈伯俊先生说，他对罗贯中舍弃张飞和曹操的亲戚关系这一话题“感到惋惜”。其实，完全可以深入地想一想，罗贯中为什么要舍弃这一材料不用呢？这就要考证罗贯中作《三国志演义》的原因。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当时早就就有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在世上流传，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在很早的讲史里，讲述者多半是牵引历史以拍合于野语村谈的。故往往荒唐怪诞之事百出。”李商隐《骄儿诗》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三国志平话》对于张飞的“胡”特别偏爱，写他先后拳打段珪，杀定州太守，又在终南山落草，自号“无姓大王”，立年号“快活年”之类。新兴的市民藐视正统史书的规范，“演”出了为市民细民抒意写愤、寄托情志的“义”，但“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罗贯中纠正了《三国志平话》的偏颇，“同时又并没有离开民间过远”。他将史书“演”为“陈叙百年，该括万事”的小说，真正要突出的是自己欲抒发之“义”。他将儒家的“仁民”观、士大夫的“用世”观与民众的“忠义”观融合起来，十分到位地发挥了他所领悟到的蕴含于《三国志》中的大义，赋予《演义》以《三国志平话》所不具备的支柱和灵魂，因而备受各阶层读者的欢迎。张飞是曹操侄女婿的这层关系，将不利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不利于“尊刘抑曹”倾向的表露，一句话，不利于他要“演”的三国之“义”，甚至可能会横生枝节，为了确保演其大义的完整性、崇高性，故而舍之不用。但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了解这一点又是很有必要的。从对这一材料的舍弃中可推导出罗贯中作《三国志演义》的动机与目的，从而在另一个角度上对三国的精神和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
对于《三国演义》，许多读者认为它完全是按照历史写成的，一旦揭示张飞是曹操的侄女婿这层关系，他们就无法接受了，也引出了众多的“义愤”。实际上，并不是《三国演义》没有写的就不是历史，《三国演义》中多被以为是历史的东西又恰恰不是历史的。台湾作家李敖说过：“《三国演义》有许多许多与事实不合的地方，例如诸葛亮并没烧新野、借东风或演空城计；关羽并没诛文丑、杀蔡阳、过五关斩六将；刘备并没一开始就重用孔明；孔明并没三气周瑜；庞统并没献连环计、也没死于落凤坡；曹操并没追关羽；张飞并没战马超；黄盖并没用苦肉计；黄忠并没死于征吴；陆逊并没因八阵图受困。《三国演义》虽与历史不全符合，但在思想上、信仰上、教育上、文字上，却在中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光一位关老爷，就把一切通吃，这书的作用，由此大开。”罗贯中之所以要舍弃一些材料，或者是虚构许多情节，目的都是为了更符合演“义”的需要。对于张飞和曹操关系这一素材的舍弃，同样也应该作如是观。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现在古典题材的影视，盛行的是“戏说”、“胡说”。所谓戏说、胡说，就是没有任何史书根据的主观推演，离开正宗的历史文学作品已经很远。如最早出现的《戏说乾隆》电视连续剧，充斥着与历史不符的故事情节，我们观看这类电视剧时，从不会推敲是否与历史相符的问题，只是想从中获得娱乐休闲的乐趣。以此作为参考系试想一下，如果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不做眼下文本的选择，而是做出相反方向的选择，如依据《魏略》写诸葛亮主动“北行见备”，而不是刘备之三顾茅庐，将诸葛亮写成一个“善于推销自己”的新派人物；依据《魏书》将曹操杀奢的性质解释为“正当防卫”，并演绎一大段破案故事；依据《魏略》写夏侯霸之妹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产息女，为刘禅皇后，然后在张飞是曹操的堂侄女婿、蜀汉后主刘禅是曹操的隔房侄孙女婿上大做文章，制造许多悬念与纠葛……一句话，将《三国志》“演”出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义”来，那样，尽管可能引出更多读者的“义愤”，但你却根本无法说这是“戏说”、“胡说”，因为那毕竟有《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为依据！而这不正可从反面看出了罗贯中的伟大与高明吗？
相关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