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与孔明潜含矛盾？
玄德以三顾之德感动了孔明，并收为己用。之后玄德欣喜异常，常与孔明促膝长谈，迟至庚夜，以至云长益德心中颇为不快（吃醋）。
我们在史书中看到，在长期于转战于各地直至建立蜀汉的过程之中，刘备对孔明基本上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视若一体（亲密甚至超过犹如肱股的结义兄弟关张），将兵权付之。
这里玄德是鱼，孔明是水。
孔明隐居隆中，尽躬耕之事，何尝不盼得遇明主？（这一点和当代的知识分子是一样的。从这一点上看，孔明不如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和汝南孟公威这三友的超然世外。当然，又比徐元直幸运得多。扯远了……）能够遇到困顿之中的刘备不能不说也是孔明的运气。正所谓天数使然。
孔明有幸遇到玄德，自己的能力也因而得到了发挥的空间，并发挥到了极至。文韬武略，内政外交，可谓全才。
难以想象，假如没有刘备这个操作平台，孔明这个程序还会不会运行的这么流畅。
如此看来，这里孔明是鱼，而玄德成了那“载”鱼的水。
如此君臣之间欢若鱼水，亲如一人，共创业绩，又流芳后世的例子，历史上也不多见。
如此说来，二人之间的摩擦岂不是不可能的？？？他们间没有什么罅隙了吧？
历史告诉我们：不然！
历史的真实总是被隐藏在拆开裁减过的文字里，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相，但我们需要发现和发现的勇气。
我何尝不被《出师表》打动，何尝不在卧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言前仰止。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丞相还是和玄德公间存在着种种的矛盾和猜忌。（说实话，我自己实在不愿意相信这一点……）
论点一：关羽镇守荆州的真相及其败亡对刘孔关系的影响。
舆论一直认为，关羽傲慢自大是丢失荆州的主要原因，虽然未必尽然，却也不无道理。镇守荆州，关公不是最佳的人选。而这选材失误的责任，孔明难辞其咎。
有一种声音，认为关羽是孔明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也即借吴（或魏）的力量除掉关羽，是孔明的意思。这一点我不敢苟同。诸葛在和关的矛盾没有达到那种阈值之前，是不会做出这种仇者快亲者痛的愚事的。再不济云长也是万人敌之一啊，孔明压制人才不致如此，何况还有刘备在一旁监督。
我们更不能认为关羽是被刘有意害死的。这种说法的提出者其人心险恶，理当弃市！纵观云长生平，信义为重，“知春秋大义”，他必不会不顾名声与兄长作对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云长败亡不是处于孔明或刘备的主观意愿。那么，云长死后刘备必将十分哀恸，这种哀恸必将迁怒于参与最高军政决策的其他重臣，身为蜀丞相的孔明自然首当其冲。
此其一也；
这种怨意当然不会从表征上体现出来，但是是客观存在的，因为：
论点二：刘备力主伐吴的真相。
刘备为什么要伐吴？？为什么朝中众臣苦苦阻劝都未能奏效？
这里面牵涉到很多因素，譬如复仇，刘对蜀国乃汉之正统忠义形象的考虑等等。但其中似乎隐隐浮现这么一条：刘备在与孔明争夺政治砝码。
入川之后，孔明作为杰出的政治家、谋略家、军事家的作用凸显出来，蜀中百姓受益良多，无不对孔明感恩戴德。相较之下，孔明的声誉甚至局部的盖过了刘备的声望。尽管刘备用人不疑，待人忠厚，但这时也不由得不疑了。
何况诸葛亮，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其面目绝非象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把持权利和实力，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包括对其第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孔明是主张联吴抗曹的，自然不同意顷全国之力以伐东吴。刘备本来可能也不是真的，但是看到孔明如此观点，朝中诸臣附议者众；于是在悲痛之中，丧失部分理智的前提下，一意孤行定要伐吴，和孔明对着干也不是说不通的。
此其二也；
如果说一、二还是俺个人的胡乱猜度，那么三窃以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论点三：孔明自己的话。
《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刘备起兵伐吴时，诸葛亮屡谏无效，诸葛亮便对人说：“若有法孝直在，定能阻止王上。”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法正无疑是刘备入川后的新欢之首。而刘备善于用人，其驭臣之术在三国时代可以说首屈一指的（或当与操一较高下），这点相信大家没有疑义。那么为什么刘备入川后更加亲近法正为代表的蜀派人士呢？不能不认为这是刘备刻意以法（等）御亮。
何况陈寿的文字功夫素来颇有火候，此处寥寥数语，似无非常之笔，却将刘孔不和的真相掩藏其中。
诸葛说上述话的时候，想必也是嫉妒无奈加心酸吧。
论点四：托孤之语。
究竟托孤时玄德的那翻话是有意还是无心？这是老话题了，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共识，只能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吧。
白帝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话和诸葛亮后来的“鞠躬尽瘁”，既不是刘备首创，也不是仅仅只发生在诸葛亮身上。远的不说，在三国早期，东吴奠基人孙策在临终时就已经上演过这样一出戏文。《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张昭）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
此时孙权年约十九，而刘禅是十七岁登基，两人的年纪大体相仿。但孙策死的时候，正值各路军阀混战、孙策势力东征西讨乘机扩张之时，其势力并未得到巩固，显然比不得早已扎稳根基的蜀汉政权，所以张昭受孙策临终嘱托后，其“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等一系列的举动，比之刘备托孤后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而论地位，张昭之于东吴不逊于诸葛之于蜀汉，再论发生年代也是孙、张在前，后世人等独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显然并非是记性不好忘记了此事，这掠人之美的举动，其用意只怕就是要让孔明专美于前。因此认真说起来，此事并无什么值得大肆褒扬的地方，真要说也应该说孙策和张昭才对。
另外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李严在侧。刘备能把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召来托孤，说明他托付诸葛、李二人，并非是仅仅因为李严在身边方便之故，而是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我们知道，蜀汉政权的根基主要是由三个势力集团组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刘备嫡系荆楚集团，前益州刺史刘璋的东州集团，本地的益州集团。益州集团从刘璋时期开始就没能在政治上占据大的舞台，一直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所虑不大，需要考虑的乃是荆楚、东州集团之间的问题。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关、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荆楚集团遭到了重大创伤。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当然会想到自己身没以后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的巩固问题，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没有顾虑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好”的。
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所以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
论点五：任用李严。
实际上，在刘备临终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经把李严拔为尚书令，在官阶上可与诸葛亮比肩了。由诸葛亮照行丞相事，而李严则主掌内外军事，这样的分配正好能让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而从当时蜀汉政权的权利机构的构成和实力分配来看，也让我们相信，刘备要防备坐大的一方，绝非是当时不处在权利中心和主导集团领袖地位上的李严。在短短的一年多内，通过将李严从犍为太守地方长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书令，并籍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人为地将李严制造成为了实际上的东州集团代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刘备对李严更多的是笼络，而不是提防。刘备将这样一个快速提升起来、以前从未进入过权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严，列为两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统内外军事”，再联系“君可自取”的言语，显然说明刘备要防备、制衡的目标是诸葛亮无疑。
但在另一方面，做为一个君主的刘备，又是肯定希望他们二人能够全力合作来加强其政权的。正好李严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优势外，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他是南阳人，而“诸葛公侨客兹郡，有乡党之分”，因此刘备希望这样二人可以多点“必能协规”的可能性，从而通过这两大集团的领袖人物的通力合作来协调两大集团，以应付他身没以后蜀汉政权可以想见的要面临的各种危险局面，进一步地巩固蜀汉政权。
遗憾的是，诸葛亮并不愿意看见李严与他分享权利，甚至连李严进入政治权利中心机构所在的成都他都极端地不愿意。
结局当然是技高一筹的孔明获胜。
理由还有很多，但多为野史，不加赘述。
总之，我们必须承认，诸葛亮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对蜀汉皇朝的忠诚令人感叹，然而作为一个周旋于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政客和权臣，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个特定的舞台上游戏规则的制约，因此他绝不是一个没有缺陷和没有污点的人，一个历史的人是不可能完美的，诸葛亮的人格和道德魅力以及政治、军事能力，在长期以来的盲目推崇中被放大乃至发展到最后的完美，大量一直存在的、可以说明问题的资料被视而不见，或者被斥为不可信的资料，这是不客观的。
诸葛亮和他的主子刘备之间的矛盾真实存在过，真实的好比你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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