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品三国》：孙坚有无“匿玺背约”
在《三国演义》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却说众诸侯分屯洛阳。孙坚救灭宫中余火，屯兵城内，设帐于建章殿基上。坚令军士扫除宫殿瓦砾；凡董卓所掘陵寝，尽皆掩闭……旁有军士指曰：“殿南有五色毫光，起于井中。”坚唤军士点起火把，下井打捞。捞起一妇人尸首，虽然日久，其尸不烂：宫样装束，项下带一锦囊。取开看时，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启视之，乃一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坚得玺，乃问程普。普曰：“……近闻十常侍作乱，劫少帝出北邙，回宫失此宝。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处不可久留，宜速回江东，别图大事。”坚曰：“汝言正合吾意。明日便当托疾辞归。商议已定，密谕军士勿得泄漏。
这个故事后来也被人们称为“匿玺背约”，从小说看，从这个玉玺到手的那一天起，孙坚就是厄运连连，先是因此得罪了盟主袁绍，后来又因此遭到刘表的军事打击，最终丧命。因此毛纶、毛宗岗父子在点评中就提到：
玉玺琢自祖龙，则祖龙以前，夏、商、周之为天子，何尝有玉玺耶？况祖龙三十六年玉玺失而复得，而祖龙即于明年死，是失之不足忧，得之不足喜也。孙坚举动，颇有忠义之气，一得玉玺，而忽怀异心，亦其见之不明耳（见《三国演义》第六回总评）。
李渔也认为孙坚的做法不明智，最后遭到报应。他在点评《三国演义》是这样写到：
取玺时原有天在上，孙坚亦豪杰耳，不该赌咒（见《李渔全集》第十卷《李笠翁批阅三国志》）。
那么，这个“匿玺背约”的故事在历史上到底是真的还是小说家的杜撰呢？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是“帝蜀寇魏”，而对于孙吴，多多少少都有些轻视，尤其是对这个孙吴的首个创业者------孙坚，小说家更是刻意地进行了贬低。原本是历史上的一支得胜之师，不但在小说中变成了一群窝囊废，而且“孙坚斩华雄”的英勇故事，到了小说之中，也被改头换面变成了“关羽温酒斩华雄”。因此读者也有理由相信：这个“匿玺背约”的故事说不定也是作者有意杜撰出来贬低孙坚的。
不过，如果以为“匿玺背约”完全是杜撰的话，那倒是真的有些冤枉了罗贯中了。虽然在正史中不见这个故事的相关记载，但是在野史中还是有些蛛丝马迹的。这个故事有其出处。
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
很明显，韦昭《吴书》中的这个记载就是小说中“匿玺背约”的原型。另外在《山阳公载记》中还有一句这样的记载作为“匿玺背约”的佐证：
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
从表面上看，有两个材料上都提到过“匿玺背约”这个事情，似乎小说中的这个情节应该原本就是历史的真实了。因此，不但小说家是这样“照实”进行描述的，而且连一些现代的历史学家也是如是判断的。柳春藩先生在其《三国史话》中就是这样描述的：
一九一年，孙坚讨伐董卓时，带兵进入洛阳，得了一块“传国玺”，上面刻着“受命于天”的字样。据说这块玉玺是宦官张让等人作乱，挟持天子慌忙出奔时扔在井里的。袁术得知这个消息，立刻把孙坚的妻子扣留起来做人质，硬从孙坚手中把这块玉玺抢来，为的是日后好“名正言顺”地做皇帝。
张大可先生在在其著作《三国史》中采用了和《吴书》及《山阳公载记》一样的说法：
孙坚入洛维修诸帝陵墓，在城南井中获得汉朝传国玺，袁术囚禁了孙坚夫人，夺走了传国玺。
前有《吴书》及《山阳公载记》的历史记录，后有柳春藩、张大可等历史学家的著作，看来似乎“匿玺背约”的故事是板上钉钉，无案可翻了。但是，通过对历史资料及一些近、现代著作的详细解读，这里面疑点重重，有必要进行一番商榷。
首先，这个故事在正史没有任何记载。查遍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南北朝范晔的《后汉书》、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些正史，都看不到有关这个“匿玺背约”的蛛丝马迹。陈寿自己原本就在蜀汉政权任过职，后来在西晋又担任著作郎，而创作《三国志》的时间距离三国时期的时间不长。当时有很多的资料可以提供参考。象“匿玺背约”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如果真的曾经发生过，陈寿也不会忽略掉的；到了南北朝时期，有关后汉三国的资料应该说越来越多，但是范晔也没有记录这个故事，这本身就说明范晔不相信其真实性；北宋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下面有一个完整的编撰班子，负责甄别史料的真实性，其结果是也没有采用这个“匿玺背约”的故事。这最少说明在这三位史学大家心目中，这个所谓的“匿玺背约”疑点很多，不足为信。试想：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如果真有发生，以忠、孝为第一道德标准的古人，绝对不会忽略的。
其二，首先引用这个资料的裴松之也不相信。《吴书》及《山阳公载记》已经失传，这个故事之所以会出现在后人的眼前，归咎于裴松之。但是，裴松之自己在应用了这两个记载后，还特意加上了自己的意见，对资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臣松之以为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常人所畜，孙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于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
裴松之认为：以孙坚的为人，不可能做出这样“阴怀异志”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有勇无谋的孙坚”一文（见《煮酒品三国》一书）中已经有论述，对于这个观点笔者认为是可信的。
再者，《吴书》和《山阳公载记》可信度有些令人怀疑。《吴书》的作者韦昭原本就是东吴的太史令，为了增加孙氏政权“上顺天意”的合法色彩，在其著作中就曾经出现过一些不实之辞。田余庆先生就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中提到：
富春孙氏本属“孤微发迹”，无强大的乡土势力可言，《孙坚传》注引《吴书》谓“坚世仕吴”，这是韦昭在吴而为吴修史，不得不有的虚美不实之辞。
韦昭连这种谎话都编的出来，再来个“匿玺背约”的故事又有何妨呢？不正好表现出孙坚父子是“上承天命”、“有德者居之”吗？虽然不能完全肯定，但是韦昭的嫌疑很大。
另外，《山阳公载记》中的“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这句话，也有问题。查《三国志》、《后汉书》、及《资治通鉴》的时间，“袁术将僭号”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这个时候不但孙坚以死多年，而且孙策是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携母吴国太返回了江东。可见这个记载不但把时间搞错了，而且还让孙坚也“重生”了，漏洞比较明显，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假料。
综合以上的三个证据，笔者认为：这个“匿玺背约”的故事在历史上的确是疑点重重，很有可能就是前世史家杜撰出来的。罗贯中这样写，是为了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这并没有错。但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也这样写，那又是什么原因呢？虽然笔者不敢断定这个故事就一定是假的，但最少有很多的疑问在里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但总比草率地下一个未必可信的结论要好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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