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的错——浅析华佗之死
放假已有数日，白天闲来无事，只能眼睁睁看着时间如流水般从指间淌过，心中不觉的有些失落，于是便决定从览罗老先生的巨作——《三国演义》。此书虽已读过数遍有余，其中大多人物及故事早已耳熟能详，但每及读至书中精彩之处，还是忍不住为之鼓掌叫好、拍案称绝，也叹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彼及观至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时，心中更是被华佗那种“不肯摧眉折腰侍权贵”的精神所折服，并为其惨遭曹操迫害而大呼不平，对华佗的敬佩之情由然而生。但后经从书籍、网络中查阅资料，却又对此回所述之事心生疑惑，在此愚试言之，愿诸君姑妄听之。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县人（今安徽毫县），又名旉（有些史学家认为华佗的真名应是华旉，“旉”为开舒的意思；他的字“元化”，化与旉为同义；而‘华佗’其实只是他的绰号。‘华佗’一词，出自梵语“阿伽佗”译音，是神药之意。）生年不详，据估计大约在公元2世纪初叶，卒于公元208年左右。
（在罗老先生的《三国演义》七十八回中，曹操是以华佗曾为关羽刮骨疗毒，“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为借口，将华佗处死，其发生时间为建安二十四年。但根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的记载。关羽刮骨疗毒确有其事，被流矢所中应是在襄阳之战以前发生的，而且为关羽刮骨疗毒是其军中的军医，并非华佗本人。在这里罗老先生把华佗受害的时间安排到关羽死后，可以说是为了刻意突出曹操生性多疑的这一大特点，这一段其实是杜撰的。根据《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曹操在其爱子曹冲病危时，曾言：“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曹冲亡于建安十三年，由此推之，华佗应在建安十三年之前便不在人世。故华佗应大约卒于建安十三年左右，即大约公元208年，而非演义之中所杜撰的建安二十四年）
华佗一生潜心研究中医学，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其发明的麻沸散可称为当世之壮举，创建的健身“五禽戏”风糜一时，所著如《中藏经》、《青囊书》等更被视为医学史上的里程碑。华佗一生行医，多拯黎民于病危之际，可谓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其声名享誉全国，被后世誉为“神医”。华佗医术之高明，可见一斑，此处便不再多着墨叙述了。
自古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言论被世人所默许。年少的华佗亦如此，他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继承了自古遗留下的老传统，曾“游学徐土，兼通数经。”可以说是以读书为主，学医为辅，基本上做到了“求同存异”，并为以后从医奠定了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改变。东汉时期读书做官的风气达到顶峰，“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坚定不移的信条，入仕做官则变为他们苦读圣贤之书的最终目标。而此时的华佗却毅然决定冲破读书人的世俗观念，并显示出了与凡夫俗子不同之处。他在“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的情况下，“皆不就”，却义无返顾的选择了自己所迷恋医学，决定从医，自此踏上了一条坎坷的路程。
（孝廉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察举考试的重要科目，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这种察举就通称为举孝廉，是汉代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虽说孝廉一职官位低下，但名公巨卿多出于此，可以说是进入官场的一条捷径。华佗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及被为举孝廉情况下依然选择从医，颇有“不为良相，甘为良医”的志气，不得不让人叹服。）
岁月如梭，时间一晃就是数十年。华佗的行医足迹遍及豫、皖 、苏、鲁等各地，帮助了许多黎民百姓脱离疾病之苦。丰富经历使华佗医术更为精湛，口碑相传，风光一时，俨然成为三国第一“神医”。可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壮。”华佗医术之高明，同样招来了许多达官贵人、天皇贵胄的注意。华佗在为这些人就医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医学虽为世人之所需，但却被士大夫所轻（古代的医者，在史书上归入了《方技传》，即使是“神医”华佗亦如此，没有将其单独列传，由此便可窥知一二。可不比现在的“白狼”，红包拿着，私家车开着。没收钱决不治病，你要是敢招惹他，那你只能向上天祈求这辈子千万别的病了）。这一残酷的现实使华佗心中惆怅不已，回想昔日，“然本作士人”，谁知如今却“以医见业”，开始“意常自悔”（此处《后汉书。方术列传》更是毫不客气直接指出，华佗“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其“誓愿普救天下苍生脱离苦海”的初衷也开始随之动摇，入仕做官的想法呼之欲出，并成为了华佗改变现状的唯一可行方法。他开始苦苦等待机会的降临……
天下之事，可谓是无巧不成书。时贵为丞相的曹操，或许是察觉了老乡的窘景，于是想拉其一把。便以自己“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为由，将华佗招至麾下为其治病。华佗自然不会放过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立即赶至曹操身边为其解除“头风”之苦。起初“佗针鬲，随手而差。”曹操病痛减轻，故对老乡的医术赞赏不已，并深信其为人。随着曹操亲自处理国事政务和军务，日渐繁忙，“得病笃重”，便“使佗专视”。自此，华佗又成为了曹操的“御医”，但华佗在略微诊断老乡的病情后，得出了“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的结论。
据中医学介绍，“头风”一病确实属比较顽固的症状（才学疏浅，对医学了解甚微，望饱学之士多加指正）以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若要彻底治愈的确很困难。但古语云：“医者父母心。”即身为一医者，应发慈悲之心，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怨亲善友，需普同一等，皆如至亲而视之；更不可论昼夜寒暑，饥渴疲劳，必当全力以赴，竭尽所能以救之。华佗既被誉为“神医”，想必对此语理解应更为深刻。曹操当时虽贵为丞相，但若论本质，其身体肤发也受之父母，故亦为一凡人。况其又是华佗的同乡，论公论私都应为其医治。但华佗此语似并无为曹操治疗之意；依华佗之言，曹操可以说是“必死无疑”，只是时间问题。作为医者，那么应先对患有重病或绝症之人以好言抚之，赋予希望，使其精神振作，而后再进行医治。华佗一生行医，救人无数，相信必然知道心理作用对治疗效果的影响。可华佗此语并非安慰之言。其次，曹操既为“将死之人”，那为何华佗不把死马当活马医治呢？相信以其医术之高明，或许会有转机出现。可华佗也未如此。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华佗并无劝慰曹操之意，更是在未赴全力的情况下，便得出了一个“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这样一个略带悲观色彩的结论。使人不得不怀疑华佗此语是否另有所图。（常言道：“无德不成医”，身为医者，宁可无才，弗可无德。试问如果一个身份奇特的人得了重病或绝症，很难治愈。医生便以此为由，不但不鼓励病人，反而对其彻底放弃，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那么医生这样做有两种可能：1、此人心术不正，根本不配当医生。2、此人另有所图，比如红包或者是其他东西。在这里，华佗有类似后者的嫌疑）
再者，根据资料可知。曹操卒于建安二十五年初，而曹操杀华佗是在建安十三年。两者相减，竟差十二年之久。因当时曹操的“头风”病并未医治好，故曹操在杀华佗后很可能会再寻良医为其治病（也可能曹操根本没再找别的医生治病）。但根据华佗的结论，即使亲自为曹操治病、“恒事攻治”，也只“可延岁月”（估计少则3、4年，多则6、7年）。而事实上，曹操却在依靠他人治疗（或是没有治疗）的情况下，“惊人”的走过了十二个春夏秋冬。那么，华佗所言的“可延岁月”是否有些太长了点，这又不得不让人怀疑华佗是否在欺骗曹操。（或许会有人认为华佗是勿诊。但以华佗医术之高明，一生几乎没有发生医疗事故，故勿诊的可能微乎其微，在这里忽略不计）
由此观之，华佗得出“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的结论未免有些危言耸听，可以说有一定要挟曹操的嫌疑。
名声吗？华佗此时已被誉为“神医”，妇孺皆知，名声早已享誉全国。故此项绝对不可能。是金钱？华佗一生行医，多次为达官贵人、天皇贵胄等类似的人物治病，“捞油水”的机会多的是，只要他想要。所以此项也不是。那么就只剩权利了。而恰巧当时的曹操贵为丞相，权利之大满朝文武无人能出其右。华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想借曹操之手，将自己入仕做官的愿望实现。所以，才在给曹操治病时出此言论，并开始实行他的计划……
华佗在为曹操诊断后，因“久远家思归”，向老乡辞呈后便回到了家中。而后，又对曹操的征召“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但曹操仍未放弃，“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可谁知，华佗仍不上路。想太祖世之枭雄，岂能受一医者的摆布。故勃然大怒，“使人往检”，并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虽屡遭拒绝，但还是三番两次的使人“请”华佗。可见曹操对待自己的老乡还是比较礼貌、尊敬的，并不是非置其于死地不可）结果可想而知，华佗的骗局被揭穿，被递解交付至许昌监狱之中，“考验首服”。随后，曹操没有理会荀彧对华佗的辩解，将华佗处死。
曹操在杀死华佗后，曾言“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华佗本来能够治好这种病。这小子有意留着我的病根，想借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既然如此，如果我不杀掉他，他最终也不会替我断掉这病根的）。想太祖戎马一生，世间行行色色的人物多见之，其识人之术必然不差，相信不会对华佗看走眼。既得此结论，故可谓是一针见血，道破了当时华佗为曹操治病的心思。
正所谓“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华佗既身为医者，应对每个患者尽心尽力，努力使其康复。即使华佗不喜曹操此人，也应念同乡之情，全力为其医治。但华佗却知而不治。此可谓无普同一等、皆如至亲的博爱之心。华佗在给曹操治病时，出危言耸听之论，数次征召而不至，似有借此来谋取官职，“欲以自重”之意。此可谓无淡薄名利、宁静致远的平常之心。华佗被世人誉为“神医”，但上述三者对此时的他已缺其二，不得不令人叹息。（这里主要指“此时”的华佗，绝对没有否定华佗的“以前”的意思）
此处还可再退而言之。即使华佗为当时为曹操诊治“头风”一病时，华佗均是以实情而告曹操，并无要挟曹操之意，而后便归家。曹操屡次征召华佗为其医治，华佗又因“恃能厌食事”（厌恶吃侍候人的饭），故而“犹不上道”。依照汉律的规定，其中有一条名为是“不敬、大不敬”的罪名。据张斐《进律表》解释，“亏礼废节，谓之不敬”（《晋书》卷三十《刑法志》），而“征召不至”也属“不敬、大不敬”的范围之内，此罪更是规定处死。曹操当时虽名为丞相，但他独揽朝政，独霸朝纲，汉献帝其实只不过是曹操手中的“玩偶”。可以说违背了曹操的意旨便是违背“圣旨”，必将受到王法处置。而华佗身为一医者，多年在外行医，可能不知此状况，但即使他再不闻世事，也可从他人口中道听途说而略知一二。况其之前已成为曹操的“御医”，从朝中之事也可看出端倪。但华佗却在这种情况下，数次“亏礼废节”、“征召不至”、并严重的触动了曹操的威严，致使曹操大怒，曹操杀他也不为过也。
纵观华佗一生，年少好学，才思敏锐，与世之凡夫俗子不同。人至中年，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及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入仕做官呼之欲出。而其同乡的到来，便给了他一个机会，但华佗却出言不慎、征而不至、激怒了曹操，招来杀身之祸。
曹操世之枭雄，用政治手腕对待医人，是猜忌过甚。但华佗也可谓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数步错棋导致引火上身。故华佗之死并非曹操一人之过，华佗自己也难辞其疚。
一家之言，望各位三国鸿儒及饱学之士多加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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