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英雄的世界
东京：集英社1994年版《年画·三国志》
这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两个版本。前者比较接近罗贯中著作的原貌，后者却是自清康熙年间以来最为流行的版本。
嘉靖本共24卷，每卷收10则故事，换言之，全书有240则。每一则都有一个七字标题，如第一则为“祭天地桃园结义”，第二则为“刘玄德斩寇立功”。相对应的，毛评本共120回，将嘉靖本的每两则合成一回，如其第一回的回目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人们常说，《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尤其是戏曲舞台上，曹操的脸谱显得阴狠奸诈，我记得小时候看戏是不敢正面看曹操的脸谱的，太吓人了。可请读一下嘉靖本的一段文字，那是曹操首次登场时作者的描述：“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操曾祖曹节，字元伟，仁慈宽厚……”称曹操为“好英雄”，还说他是曹参之后，曾祖父又是“仁慈宽厚”之人。中国向来讲究“血统论”，这些话意味着什么，明眼人自有判断。即便作者不是那么喜欢曹操，也不至于故意去“抹黑”他。可是，毛评本将其中的一些“好话”尽量删去，只剩下短短的几句：“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两相比照，这样的版本差异是明显的。大体可以说，嘉靖本尚有说曹操的好话的，可毛评本都有意删削。
毛评本在曹操的身世上也做了一点“文章”，毛氏抓住曹操的生父曹嵩是曹节之子曹腾的养子这一重关系，写下一段批语：“曹操世系如此，岂得与靖王后裔、景帝玄孙同日论哉！”可见，毛氏更是讲究“血统论”。他除了删削有关曹操的“好话”外，在“凡例”里公开声明，凡是以前的“俗本”中有“唐突昭烈、谩骂武侯之语”，“今俱削去”。毛氏将道德评价凌驾于历史事实之上，以非此即彼的两极化思维方式来整理《三国演义》，他整理得很“痛快”，大概老百姓在“忠奸对立”的政治语境里生活得太久了，也喜欢“痛快”，也喜欢非此即彼，于是，这部“痛快”的毛评本风行天下。我觉得，对于毛评本及其流行所反映的民众心态，倒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这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中国人的考评与外国人的眼光
研究《三国演义》的著作已经不少了。看来看去，有分量的专著，我认为有两部是不可忽略的，一部是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一部是周兆新的《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前者既考察了诸葛亮艺术形象的形成与演变，又探讨了诸葛亮故事的流传与影响。虽然这是一种“个案”研究，可视野很开阔，其研究的对象固然涉及《三国演义》，却又不限于《三国演义》，大致将各个时代、各种文体的诸葛亮故事做了综合研究。读来觉得有趣，也很有学术价值。后者虽然以《三国演义》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也涉及到三国故事与“说三分”（即宋代的说书场里所说的三国故事）的关系，《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等，而对于几个主要人物的辨析、对于赤壁之战的“历史”与“演义”的区别等等，也颇有自己的视角和见解。
《三国演义》在东瀛备受重视，是人所共知的。若干年前，我在日本访书，比较留意彼邦的相关书籍。其中有两本很特别的书，值得一提。其一，中川谕编、村上哲见校阅的《三国志演义人名索引》（京都：朋友书店，1987年），这是一本很有用的书，它以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的《三国演义》为索引的对象，小说里的人物，在哪一回出现过，在该版本的哪一页，都非常清楚，一目了然。有时候，想一想日本学者所下过的这种“笨功夫”，也颇生感慨，人家是如此细心，如此“较真”，而恕我孤陋寡闻，我还没有见过国内有相同的出版物。其二，是《年画·三国志》（东京：集英社，1994年），这是中日两国学者合编的，编者是王树村（中国艺术研究院）、立间祥介（庆应大学）。书中收集了48幅以《三国演义》故事为题材的年画，这些年画多是清代、民国时候的作品，编者对每一幅年画所画的“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考释，包括“史实”是什么、“演义”是什么，说得清清楚楚。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字没有深厚的功底是写不出来的。这种书雅俗共赏，其实，也是很好玩的。
“英雄梦”与“叙事平台”
说不尽的三国题材，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叙事平台”。在这个“叙事平台”之上，可以展现的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的“英雄梦”。
在这个“英雄梦”之中，机遇、兄弟、友情、权谋、霸业、忠诚度等等，都是“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不仅仅属于三国时代，只不过，三国时代将这些“关键词”发挥得淋漓尽致，于是，后代的人，将三国时代的人和事“经典化”，将三国故事转化为我们的“集体记忆”，代代相传，家喻户晓。你是中国人，能不知道三国故事吗？哪怕你没有读过《三国演义》，能不知道“关二哥”吗？三国故事，似乎成了我们“民族认同”的一个指标。
当然，每一个时代所流传的三国故事不一定都完全一致。如果完全一致，就用不着出现那么多的“改编本”了。面对同样的题材，不同时代或不同阶层的人会有不尽相同的“看点”，不同的“看点”源于不同的时代境遇。比如，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元曲选外编》收录了《博望烧屯》，在这本元杂剧中，底层的人用很“草根”的眼光去看三国故事，他们喜欢强调刘备的“孤穷”本色，强调孔明的“村夫”身份，毕竟，他们也是“孤穷”的，他们也是“村夫”，刘备、孔明一下子跟他们的距离拉得很近，他们觉得这样来看待刘备、孔明特别有亲近感。可在电影《赤壁》中，孔明在兵荒马乱之际，他先是卧在草丛里，然后，待兵马呼啸而过，才站了起来。这样的“亮相”，倒是将“卧龙”这个绰号做了隐喻化的电影处理。电影中的诸葛亮是“卧龙”而不是“村夫”。或许，生活在21世纪的导演，如果再来强调孔明的“村夫”身份，这在乡村逐步走向城镇化的时代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三国故事是一个“叙事平台”，这意味着不同时代的人可以在此“平台”上借三国时代的人物来“演绎”自己当下的一些人生体验与历史反思。毕竟，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英雄梦”。三国故事盛传不衰，其奥妙就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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