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魏晋吸毒考
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演讲，题目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魏晋服散有传神描绘。迅翁影响极大，至今此文仍是不少读者关于魏晋服散的主要信息源。但由于是演讲，且系大题目，该文对魏晋名士服散的讲述不太系统、深入。其后，学者余嘉锡作长篇史学论文《寒食散考》，可算研究服散的集成之作。可惜该文是严肃学术文章，流传不广，且考证较繁琐，一般读者读起来可能会头大如斗。再后，学者王瑶作长文《文人与药》，思路上基本沿袭鲁迅演讲，并增入大量诗文以作佐证。不过王文较为散漫，直接论述服散的部分不能超过余文。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且试着用较通俗的笔法，将魏晋服散的重要方面表出，以让读者知晓，在中古时代，思想独立、感情灼热的人们，如何用逃遁来抵挡政治的恐怖，用放纵来消解人生的虚无。
将服散视作吸毒的观念，始自清代学者俞正燮。他在《癸巳类稿》中将魏晋服散比作近人之吸鸦片。那么，这散究为何物？究有何效？又有何毒？
魏晋人所服之散，初名寒食散，又名五石散。散方创于汉张仲景，本为治伤寒病，由于服散后令人发热，宜冷食，故称寒食散。后魏晋名士何晏增减其方服之，成分大约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所以又称五石散。
服散有何好处呢？第一是提神，甚至产生体力加强的幻觉。吸毒教主何晏说，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但这种体力加强，只是竭泽而渔的作法，医家比喻为以硫磺烘花，虽立即开放，然只能加速枯萎。第二是有类似春药的效用。孙思邈虽对五石散深恶痛绝，仍在其著《千金翼方》中载其方，以为可治“虚羸著床”或“肾冷脱肛阴肿”，有助于床上那些事儿，但“年少不识事者，不可妄服”。这跟现代医家要青年轻易不要吃伟哥、搽印度神油的道理，差相仿佛。第三是可短期美容。服散之后，人脸色红润，精神焕发，眼神也变得华丽而忧郁，在酷爱以外貌风度品人高下的魏晋，自然受欢迎。吸毒教主何晏就是知名美男子，皮肤特别白，魏文帝疑心他用了粉底，故意请他吃热汤饼，他只管大口吃，汗流满面，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这就证明了他不是人造美男。然而，这个美姿仪的何晏，在被司马宣王搞死之前，却因服散而失掉美貌。同时的管辂见过何晏，说后者“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这肖像跟现在的吸毒者一模一样。可见服散的美容效果只是短期的，长期则让人形容枯槁，状同鬼魅。
服散之如吸毒，还在于其对人体健康的摧残。魏晋间的医家皇甫谧也曾服散，后来可能戒掉了。他对服散的毒害有深刻认识，称服散之后，远不过数十年，近则五六年，必死无疑。又列举了种种服散的恐怖结果：有人舌缩入喉，有人痈疽陷背，有人脊肉烂溃，还有中表兄弟六人，全因服散而挂掉。而皇甫谧本人，也因服散而得怪疾，冬日犹需裸体、食冰，且半身不遂，困劣悲恚，差点叩刃自杀。
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魏晋之人服散，不为得道成仙，只为此生享乐，但结果是差不多的，多以伤身殒命而终。
【吸毒者群相】
据余嘉锡考证，从魏正始至唐天宝，五百年间，服散者可能多达数百万，因之殒命的无虑数十万。事实上，魏晋间服散者的成分相当广杂，决非仅限于名士。（名士服散，鲁文已详述，以下且列名士以外的服散人群。）
帝王服散。后秦姚兴、北魏道武帝，皆以服散发病，酿成家国之祸。不同的是，姚兴死于服散引发的疾病，而道武帝神经错乱，为子所弑。道武帝晚年喜怒无常，残忍暴戾，以至于手杀朝臣，陈尸狼藉，虽然有天性、权位之因素，但吸毒导致其“热烧肺腑”，无端躁怒，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北魏明元帝、孝文帝等均服散。其中明元帝还因服散而获疾，无力日理万机，提前退位。
军人服散。南齐的直阁将军房伯玉，有伤寒病，服药十许剂，无益，更怕冷，夏日著重衣。后冬日服散，以二十斛冷水浇头，气出如蒸，自此恒发热，不畏寒，冬日著单衣。
僧人服散。中国净土宗初祖、东晋名僧慧远就死于服散。当时，他服散过量，困笃萎顿，门人请饮酒，不喝，请饮米汁，也不喝，因为日已过中，按戒律不得饮此二物。门人又请饮蜜浆，慧远有点熬不住了，就吩咐人查阅戒律，看此物能饮否。方查阅间，他就挂了。慧远还有“送客不过虎溪”的著名段子，现在看来，也许是因为服散不堪远涉，并不一定是拿着高僧范儿。慧远之外，南朝宋僧释法度、梁僧释法护等，也均服散。
道士服散。道家本是炼丹重镇，道士爱吃各种乱七八糟的药，服散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就连道士的追随者，也多服散。王羲之全家都信奉五斗米道，王羲之本人又从道士许迈游，采药石不远千里。在他与道士、亲友的日常信札中，多处谈及服散、散发之事。
妇人服散。考王羲之诸贴，其妻女姊妹，多有服散。南朝陈代有个江总姬人，还曾写诗抱怨服散，“自悲行处绿苔生，何悟啼多红粉落”。看来服散之后妇人身体每多不适，以至于常哭哭啼啼。
要之，服散者多是贵人（僧侣道士当时也多属上流阶层），因为服散的成本不菲，需得有钱有闲，平民无力支撑。而服散也给当时社会习气带来变化，起自贵族，波及平民。譬如居丧期间，按当时礼法，本不应饮酒，但服散者一日要食冷食、饮热酒六七次（注意，必须是热酒，晋人裴秀就因当饮热酒而饮冷酒而死），饮酒为性命之本，否则不堪风冷。于是，即使在居丧期间，服散者也不能不饮酒。贵人既带头服丧期间饮酒，民间也乐得效仿。《抱朴子》记当时平民，不复居于丧位，常住别房，打炮，酗酒，声称“此京洛之法也”——首都的爷们儿干得，咱当然也干得。
服散还带来服饰风气、行为举止的变化。如鲁迅所讲，“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
服散既为贵族社会风尚，平民社会中也有山寨版。《太平广记》记，魏晋时有人诈作服散发热，在市门前打滚。人问，你爪子了？答：我石发。又问：何时服石？答：昨于米中得石，食之，今乃发。众人大笑。后来就少有人诈称服散了。
【吸毒诱因】
吸毒之第一大诱因，当缘于对恶劣政治的恐惧及逃避，这也可说是外因。魏晋之间，篡夺频起，内祸继起，士人死于刀下的屈指难数。《晋书》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并非夸大之辞。孔融、杨修、祢衡等死于魏（祢衡死于黄祖，然实死于曹操），何晏、嵇康、张华、陆机、陆云、潘岳等死于晋，这些都是一等一的大名士，然而若不为当轴所容，立遭弃市。政治黑暗，性命难全，士人又无起而抗争之武力，只好遁入老庄、释家，由此而生自然主义、虚无主义、个人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
上述种种主义，则是吸毒之第二大诱因，也可说是内因。当魏晋之际，儒学渐失去主导地位，道家、佛教等一时并起，释儒道三教合流，形成独特的魏晋玄学。对此，蔡元培有精湛论述：“魏晋玄谈家之思想，非截然舍儒而合于道佛也。彼盖灭裂而杂糅之。彼以道家之无为主义为本，而于佛家则仅取其厌世思想，于儒家则留其阶级思想及有命论。有阶级思想，而道佛两家之人类平等观，儒佛两家之利他主义，皆以不相容而去之；有厌世思想，则儒家之克己，道家之清净，以至佛教之苦行，皆以为徒自拘苦而去之。有命论及无为主义，则儒家之积善，佛家之积度，又以不相容而去之。于是其所余之观念，自等也，厌世也，有命而无可为也，遂集合而为苟生之惟我论矣。”（蔡论中的“阶级思想”，大约是“精英主义”或“等级思想”，不可与马恩列斯毛的“阶级思想”混淆。）
“苟生之惟我论”六字，尽得服散者之心态——既是苟活世上，何不及时行乐？既然礼法文章、立功立德只是虚妄，惟我独真、独尊，何不及时行散？与此种心态相对应的，则是刘伶的“死便埋我”、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刘氏及时行乐，看上去连性命都不管不顾，实质上是最放肆的自我；嵇氏则力求人性回归自然，自我卓然挺立，超出名教，不受绳缚。刘伶与嵇康均服散。（与二人齐名的阮籍似不服散，阮最出名的行为艺术是“穷途痛哭”。既不服散，则炭冰置肠也无可如何，痛哭只是自我的宣泄与哀挽。）
大约至唐初，服散者渐渐少了。四库提要以为惟有六朝人服散，唐初孙思邈也说“寒食更生散方已从灰灭”（但据余嘉锡考证，至盛唐仍可能有人服散）。唐宋之下，关于服散的记载几不可见，服散似乎也随同魏晋风度一起绝迹。（王瑶认为服散绝迹是因佛教势力抬头，我觉得不太站得住。隋唐间道教势力颇盛，缘何服散习气仍走向颓势？）
是服散副作用太大，以至人再不敢服？还是社会风气转变，服散已不合时宜？抑或只是极偶然的原因，导致服散被禁或散方短暂遗佚？至今尚无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服散将长久地与清谈捆绑在一起，绘出魏晋风度的标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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