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荆州”的是是非非：历史上确有其事？
群雄纷争的三国时代，荆州一直是各派势力争夺的焦点，其中又以刘备、孙权对荆州的争夺最为激烈。刘备是否“借荆州”的问题文史学界长期争论，众说纷纭，未有确论，以致由三国史研究专家沈伯俊、谭良啸编著的《三国演义辞典》洋洋85万字，对《三国演义》情节与历史真实的渊源关系辨析了一百余条，而独独“遗漏”了“借荆州”。由此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大有辨析的必要。
无论“借荆州”是真是假，《三国演义》的作者却正是把各种繁纭的事件，各种复杂的矛盾，都置于刘备“借荆州”的关目之下。于是借荆州、分荆州、索荆州、还荆州、夺荆州……在这一“借”之下，演出了“三气周瑜”、“过江招亲”、“拦江截斗”、“单刀赴会”、“白衣渡江”、“败走麦城”、“火烧连营”、“白帝托孤”等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这一道道环环紧扣的情节之链，构成了荆州争夺战生动的情节历史，为人物性格的刻划，伦理倾向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的场景。这一切，都是作者极其高明地借刘备“借荆州”写出的。设若抽掉了借荆州这一极其丰富和精彩的篇章，《三国演义》的艺术大厦就全坍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座低矮的小屋。
但是，《三国演义》作者建构全书情节主体需要而描写的“借荆州”故事， 却并非完全是罗贯中的杜撰。虽然罗贯中让刘备备受艰难地“借”，完全是服务于他创作宗旨的需要，但对荆州的“借”，却的的确确是有史实根据的。
研究三国史，不可不读陈寿的《三国志》。该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三国的兴衰治乱、政治军事斗争及主要人物的生平事迹，是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在《三国志》中，陈寿对刘备“借荆州”之事有数处明确记载：
1、《鲁肃传》载：“（刘）备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惟（鲁）肃劝（孙权）借之，共拒曹操。曹公闻（孙）权以土地业（刘）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2、《鲁肃传》又载：“（刘）备既定益州、（孙）权求长沙、零（陵）、桂（阳），（刘）备不承旨，（孙）权遣吕蒙率众进取。……（鲁）肃因责数（关）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刘）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
3、《程普传》载；“周瑜卒，（程普）代领南郡太守。（孙）权分荆州与刘备，（程）普复 还领江夏。”
4、《吕蒙传》载；“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吕）蒙曰：‘……（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
陈寿本为蜀人，为著名史学家谯周之弟子，蜀未亡时，即留心蜀国史事。其所撰《三国志》因对历史的叙述、评论均比较实事求是，故在当时即受到很高的评价，《晋书•； 陈寿传》说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他既然把刘备“借荆州”之事写入正史，显然不会是没有依据的。正因陈寿对此确切记载，后人对“借荆州”之事深信不疑。
由于《三国志》叙事简略，南朝裴松之博采前人著述达二百余种为之作注，注文中又有三条资料对刘备“借荆州”之事加以肯定。
l、在《鲁肃传》中，引习凿齿《汉晋春秋》注说：“吕范劝留（刘）备，（鲁）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刘）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孙）权即从之。”
2、在《鲁肃传》中，引韦曜《吴书》注说：鲁肃曾与关羽会悟，关羽说赤壁之战刘备出力不少，鲁肃反驳说：“不然。始与豫州观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推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憨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毁好。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关羽竟无言以答。
3、在《刘备传》中，引虞博《江表传》注说；“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刘）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孙）权借荆州数郡。”
以上资料，足证刘备向孙权“借荆州”之事是于史有载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凭空杜撰，而是确有所本，只不过根据基本史料开拓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而已。
最早对“惜荆州”之事提出疑问的，是清代著名的考史专家赵翼。赵翼长于史学，尤精于考据，他在其名著《廿二史札记》中专门撰写了《借荆州之非》，断定“借荆州”决非信史，而是一桩错案。赵翼根据《三国志》中的诸葛亮、鲁肃、程昱、刘备、关羽、张飞等人的传记，以及裴松之注引的《山阳公载记》等提供的大量资料，经过详细考释，提出了如下的论证与分析：
l、“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最早记“借荆州”的《江表传》等书所言，“借荆州之说……皆出吴人语”。
2、“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于人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怎么可能将别人的东西借于刘备呢？
3、“后三分之势已定，吴人追思赤壁之役，实藉吴兵力，遂谓荆州应为吴有，而备据之，始有借荆州之说”。
4、“抑思合力拒操时，备固有资于权，权不亦有资于备乎。权是时但自救危亡。岂早有取荆州之志乎……其后吴、蜀争三都，旋即议和，以湘水为界，分长沙、江夏、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最为平允。”
5、“而吴君臣伺羽之北伐，袭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说，以见其取所应得、此则吴君臣之狡词诡说，而借荆州之名遂流传至今，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转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论也。”
以上赵翼所说，是以大量资料为基础的，而这些资料在《三国志》上都可以找到出处．其论确有实据，决非臆断、《借荆州之非》理清了赤壁之战前后荆州易主的来龙去脉，从而断定刘备之得荆州，并非“惜”自于江东孙权、而是通过征战攻伐，从赤壁败北的曹操和据守江南的刘表旧部手中夺来的。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诏刘表为荆州牧．到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领荆州牧为止的时间里，东吴的孙坚。孙策、孙权父子二世三主。从未占有过荆州七郡之中的任何一郡。据此而言，荆州本非孙氏所有之物．又何来借与他人之事？
不过，赵翼所论，也并非无懈可击。诚然在赤壁之战前，东吴并未占有荆州，谈不上是“所有之物”，但刘备事实上也同样未占有荆州，荆州也非刘备“所有之物”。而所言“借荆州”，并未有一确定的时间概念，赤壁之战以后的实际情况如何呢？要弄清楚“借荆州”的是是非非，有必要对赤壁之战前后荆州之地的归属变迁作一考证。
东汉时的荆州共辖七郡。南阳、南郡、江夏为“江北三郡”。长沙、武陵、零陵、桂阳为“江南四郡”。荆州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孙权、刘备、曹操三大集团都对处于交接处的荆州怀有野心，赤壁之战事实上就是荆州归属问题的争夺战。
东汉末年，荆州七郡原为荆州牧刘表所据。《后汉书·刘表传》记载；献帝初平元年“以（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自初平元年至建安十三年的18年间，荆州七郡尽在刘表的掌握之中，直到赤壁之战前，曹操剿灭袁绍，南向略地，才夺得南阳郡而据有之。
刘备虽于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即因遭曹操“南击”而到荆州依附刘表，“屯新野”。但因处于客居地位，在赤壁之战前并未实际占有荆州之地。
江东孙氏父子二世三主对荆州更未染指。据《三国志·孙权传》记载：建安“五年，（孙）策崩，以事授（孙）权，……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至建安七年，曹操责令孙权“任子”，周瑜献拒质之策，中有“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的说法。所言六郡”，指会稽、吴、丹阳、豫章、庐陵、庐江诸郡，与荆州七郡毫无牵涉。但此时的孙权，因为江东政权的巩固及荆州刘表内部的衰危，对荆州已产生了觊觎之心，颇有侵夺之志。遂于建安八年、十二年、十三年三次西征刘表部将、江夏太守黄祖。建安十三年春天的这次西征，终将黄祖击杀并“屠其城”。不过，到了本年七八月间，因为曹操已南征刘表，席卷江北，孙权为自保，不得不火速撤兵，退出江夏。至此时，荆州“江北三郡”暂时易主，归于曹操；而“江南四郡”，则仍在刘表的部将之手。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爆发，曹操惨败，从长江一线和江北华容两路溃退，孙、刘联军亦从水、陆两路追击。周瑜，刘备各率其主力沿江西进，两军各自为战，攻城略地，扩充实力。但周瑜在决策上大失一着，他把两三万大军摆在围攻江陵的主战场上，与曹仁统率的留守大军拼死决战。曹仁据城死守，寸土不让。周瑜久攻不克，损失惨重，被牵制在江陵城下，时达一年有余。周瑜的失着却给刘备提供了纵横驰骋，攻城略地的大好时机。他采取避实击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挥师南下，一举攻占了刘表部将所镇守的“江南四郡”。对此，《三国志》的《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赵云传”以及《魏书》“武帝纪”均有确凿记载，甚至在《吴书》的“吴主传”、“周瑜传”中也是明确有记载了的。
而“江北三郡”在赤壁战后，曹操仍一直占据着南阳郡，并派重兵把守，使孙、刘两家均不可得；江夏郡被孙权捷足先登；南郡经周瑜与曹仁反复争夺，相持年余终于获得。
至此，荆州七郡均各易其主，孙、刘、曹三家均只部分占有荆州，谁也未能完全实现其野心。这种情况表明，荆州之地势必还会发生争夺与分割。
四、孙、刘对荆州的再争夺
据《资治通鉴》记载，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周瑜终于夺得江陵，孙权即委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次年，周瑜病死，孙权以鲁肃代周瑜领兵，以程普领南郡太守。
而此时，刘备攻占“江南四郡”已达二年之久。他以诸葛亮、赵云留守，无后顾之忧，他本人则乘曹仁北归之机，于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率其主力回师江滨，“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与周瑜隔江相望。刘备又“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刘备与关羽隔江相望，互为犄角，于无形中对周瑜造成夹击之势。孙、刘两家为争夺荆州的南郡而兵戎相见的兆头已经显现。
周瑜在刘备军事实力的夹击威胁下，对刘备畏惧日甚，故于临终前致笺孙权说：“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孙权对此亦有相同认识，以刘备为心腹大患。只是鉴于刘备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十分强大，不敢贸然造次，因而被迫采取妥协政策，与刘备结亲，“进妹固好”，并亲约刘备至京口相会，承认刘备为荆州牧。但这种承认既然是妥协的产物，必是有所交换条件的。《三国志·吴主传》载：“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刘）备领荆州牧，屯公安。”
孙权与刘备在京口会盟不久，周瑜病死，孙权以程普领南郡太守。但是，由于刘备、关羽之军对南郡的威胁，再加之既已承认刘备为荆州牧，又“进妹固好”，自当践约，遂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复以程普领江夏太守”，主动撤离南郡。自此，南郡归刘备所有。
建安十六年，刘璋引备入蜀北击张鲁；建安十九年，诸葛亮率张飞、赵云入蜀增援，以关羽留守荆州。此时，对荆州早有侵夺之心的东吴遂乘刘备荆州之军力削弱之机，制订了夺取荆州的基本战略目标。建安二十年，孙权进兵荆州，“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而此时曹操又率兵攻略汉中，刘备为全力对付曹操，被迫与孙权签订和约，议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以“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部、零陵、武陵西属”。但孙权并不以此满足。建安二十四年，孙权又乘关羽倾师北伐，后方空虚之机，派吕蒙率大军暗渡长江，袭取江陵，截杀关羽，全举荆州，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际。
五、“借荆州”说法的产生
东吴截杀关羽，全举荆州后，关于“借荆州”的说法不胫而走，并被载入《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自赵翼《借荆州之非》一出，关于“借荆州”为错案的说法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为这是东吴编造出来的，是为了显示孙权出兵夺取荆州的正义性。既为借，当应还；因为拒还，所以才出兵夺之。东吴将这一说法授之于史官，载入《吴书》等吴人所撰之史书，后来陈寿等史家未能详辨，遂载入正史。
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说“借荆州”是错案言之确凿，令人信服；然倘若不说“借荆州”，只说“借南郡”，或说刘备未履行与孙权的协议，又似乎还是可以确认的。
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孙权是在刘备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妥协，主动将南郡交于刘备的。这种“妥协”、“主动”中包不包含有“借地”或其他协议的成份呢？从史实上分析，应该说是包含有的。
《三国志·先主传》载有三件值得重视的事情：
1、建安十五年，“先主至京见（孙）权，绸缪恩纪。（孙）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宜报听许，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
2、建安十七年，“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刘）璋曰：“‘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
3、建安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用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分析这三件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赤壁之战后，刘备力量迅速崛起，并占据了荆州的大部分，这对孙吴的威胁太大了。在此情况下，孙权采取策略，主动引导刘备去夺取益州。为达此目的，孙权不惜嫁妹子，撤南郡。面对孙权的“妥协”，刘备在纳女获地之时，不仅承认了与孙权的“唇齿”关系，而且对获取益州之后的荆州之地一定作出了相应的某种承诺。要不然，当获得益州之后，孙权不可能立即派人索讨荆州，刘备也不会只推诿而不断然拒绝。
有的人认为孙权、周瑜早已对益州存有野心，并为此进行了积极准备。殊不知《三国志·先主传》中早就载有荆州主簿殷观对刘备的分析：“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取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
殷观的分析是极有见地的。孙吴根本不可能越过刘备去取益州，即使刘备去取益州也必然造成荆州空虚“为吴所乘”。东吴之所以千方百计引导刘备去攻益州，正是为了乘机夺取荆州。殷观的预言为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在孙权与刘备的相互妥协中，是包含了某种承诺的。即孙权支持刘备夺取益州，刘备同意在夺取益州后将荆州全部或部分交于孙权。为实施这种承诺，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孙权主动撤兵南郡，承认刘备为“荆州牧”。之后，刘备自以为荆州已经巩固，遂引兵去夺益州，殊不知正中了孙权之计，终于导致了荆州的丧失。
因为刘备未能履行诺言，所以孙权师出有名。不过，翻遍《三国志》及其他史书，虽有“借荆州”的资料，却决无“借荆州”这一明确说法。所以孙权出师夺取荆州，也就决不仅仅是索还土地，而是对刘备未能遵守承诺的讨回公道，讨还荆州土地应该说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而后人不查，习惯于用“借荆州”三字去概括孙权、刘备两大集团在维护各自利益的斗争中的恩恩怨怨。其实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记载的。所以应该说“借荆州”确实是一桩历史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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