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河南安阳“曹操高陵”的几个历史问题探讨
2009年岁末，河南省文物局公布了安阳西高穴2号大墓发掘的阶段性成果，认为这个汉魏时期的大墓属于曹操的高陵，对于这个墓主的定性，社会各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充分反映了大家对历史考古文化的高度厚爱和关注。下面就该墓的年代、墓主及相关随葬品的释读、汉魏薄葬习俗的演进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人教正。
西高穴2号墓年代的判定
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看，对历史时期墓葬的相对年代判定，如果没有确切的纪年铭文，如墓志、镇墓文、印章等确证的物证外，一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推断，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以及典型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其中，铜钱和铜镜是推断汉唐时期墓葬相对年代的标准器物。
资料显示，西高穴2号墓是一座带长斜坡墓道、附四个耳室的双砖室墓，方向110°，墓道长近39。5米，宽9。8米，墓道两壁分别有七个台阶。墓室墓圹平面呈前宽后窄的梯形，东面最宽处宽22米，西面19。5米，东西长18米，整个墓葬占地面积740平方米左右。
根据目前的钻探和研究，东汉的帝陵一般是带一条南向斜坡墓道的石（砖）室墓（韩国河：《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墓道宽度在10米左右（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文物》2007年第10期），带有多层台阶。已经清理的洛阳东汉晚期皇帝早殇女墓墓道宽度仅2米，但墓室的横宽达11。7米，长度为12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3期）。洛阳发掘的曹魏正始八年墓（247年），有学者认为是曹魏的陵墓之一（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77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这是一座斜坡墓道的前后双室墓，前室为四面结顶（四角攒尖），后室为拱券。墓道长23。5米，宽2。7~2。8米，有五级台阶。已经钻探的西晋武帝峻阳陵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单室墓，墓道长36米，宽10。2米，墓室宽3米，明显窄于墓道。文帝崇阳陵也是如此，墓道长46米，宽11米，墓室宽3。7米（地铺有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5年12期）。北魏宣武帝景陵也已经发掘，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墓，墓室四壁略外弧，四角攒尖顶，南北6。73米，东西6。92米，墓道长40。6米，宽2。7~2。8米。至此，不难看出东汉至北朝时期的双室陵墓主要流行于东汉至曹魏时期，带多层台阶宽10米左右的墓道主要也流行于汉晋时期，墓室为直边垒砌出四角攒尖式的顶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这样，对照西高穴2号墓的墓型特征，其相对年代定在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比较合适。
无独有偶，死于魏青龙二年（234年）的汉献帝葬在河南修武县，《帝王世纪》说汉献帝禅陵“不起坟，深五尺，前堂方丈八尺，后堂方丈五尺，角广六尺”。这种前后室的墓型正是汉魏之际流行的大墓形制。
另外，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的遗物证明，西汉帝陵多用“黄肠（枋木芯）题凑”葬制，东汉帝陵的建筑材料多用条石（被称为“黄肠石”），当然，一些高级的大墓往往用特制的砖替代“黄肠石”垒砌墓室，可称为“黄肠砖”。究其变化的原因，除了墓葬形制（洞室）的变化外，主要和砌墓便利有关，一方面用石头太费工费时，另一方面又不易加工出“楔形”等状的特殊券墓石材。西高穴2号墓所用近50厘米长的大砖，也可视为东汉“黄肠石”的变形和延续。
西高穴2号墓出土的器物组合，因为被盗掘了多次，很难进行判断。根据中原汉晋时期墓葬的典型陶器的变化组合，即西汉早期流行仿铜陶礼器鼎、盒、壶、钫，西汉中期开始出现仓、灶、井等模型明器，西汉晚期开始流行案、盘、耳杯等祭奠器，大约在东汉中期开始流行家禽家畜俑类，东汉晚期盛行舞乐百戏和奴仆俑类，曹魏西晋时期明器制度经历了薄葬风潮，不但汉代以来流行的仓厨、家畜、家禽模型明器趋于衰减，铜器、漆器数量亦显著减少。但新兴起了牛车、男女侍俑、武士俑、镇墓兽以及瓷制明器在内的随葬模式。看一下西高穴2号墓盗扰后出土的陶灶、耳杯、盘、壶、罐、托盘、盆等器物，明显具有东汉晚期的风格，但是石牌上记录的“香囊”“唾壶”“帐具”“镜台”等又充满了曹魏西晋时期的风尚。该墓还出土了一面铁镜（因文物保护未进行清洗），虽然不知道镜背为何纹饰，但铁镜流行的主要时期也在东汉中晚期至曹魏时期。出土的几枚铜钱，都是五铢钱，从字形上看，“五”和“铢”字的上部都和钱穿等平，“铢”的“金”字四点较长，“朱”字上下笔画呈圆折，体现出东汉五铢的特征。
还有，该墓出土的画像石风格明显不同于南阳和许昌，这种减地线刻的技法可从东汉中晚期山东的画像石特征中去寻找，篇幅所限不再展开述论。
以上，通过对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的分析，西高穴2号墓的相对时代定为汉魏（魏指曹魏）时期比较符合。
目前，发掘者认为西高穴2号墓墓主是魏武帝曹操，并公布了六个方面的证据，即王侯级别（出土石圭石璧）、汉魏特征、“因高为基，不封不树”、鲁潜墓志所证及“西门豹祠西原上”、“魏武王常所用”石牌、60岁左右的男性尸骨等。因为公布的资料比较简略，所以带来了较大的争议。实际上判断墓主为曹操的基本学术推理是：以文献考古资料为基础，综合其他学科的知识正推得出的结论。
如果反推，这座墓不是曹操的墓，就必须解释石牌上铭文“魏武王”所指的对象是谁。查对文献，因为有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年）鲁潜墓志（记录魏武帝陵西北角的方位）的存在，其后和“魏武王”相关的人物均不具备对应条件，更何况随葬品指示的相对年代也横亘在时段当中。现在要做出的解释是：为什么带有“魏武王”的石牌要出现在墓葬当中？从时间上讲，曹操建安十八年（213年）被封魏公，216年晋爵为“魏王”，220年中正月庚子死后谥号为“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同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太祖武皇帝。这样来看，这批石牌的制作时间只能是220年正月庚子至二月丁卯之间。从出土的石牌铭文字体分析，第一似乎不是一位书写者刻铭，第二，少数铭文有匆匆草写之嫌。后者的表现为字体潦草，刻画浅显且波磔不够规范，如“白缣画卤薄于（遊？）观食厨各一具”等，这些特点正是短时间埋葬所致。
大家知道，《后汉书·礼仪志下》明确记载了东汉时期皇帝死后的一系列丧葬礼制，涉及到墓圹、棺椁、随葬品等等，“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筲八盛，容三升，黍一，稷一，麦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瓮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黍饴。载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载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镫一。彤矢四，轩輖中，亦短卫。彤矢四，骨，短卫。彤弓一。卮八，牟八，豆八，笾八，形方酒壶八。槃匜一具。杖、几各一。盖一。钟十六，无虡。镈四，无虡。磬十六，无虡。埙一，箫四，笙一，箎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挽车九乘，刍灵三十六匹。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饭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随葬明器可谓繁多。虽然西高穴2号墓出土了对应上述记载的一些“名”、“物”，如铁甲、铁剑、铁镞、陶灶、耳杯、盘、壶、罐、托盘、盆等，但仍然缺乏不少内容（被盗是一个原因），主要和曹操薄葬遗令“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有关，如上述说用缣帛画一具“卤薄”和“食厨”随葬了事，颇有今日画车、画楼埋葬之风范，薄葬之形象跃然纸上。再观察铭文石牌的形状，刻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都是“圭”状，其他的名物牌都是六边形。前者多书铭“常所用挌虎”大刀、大戟、短矛，意在强调随葬魏武王生前所用武器之显贵，故用“圭”状制作；后者多是衣饰杂物，以六边形牌刻铭，可能是实物、明器或者只是书写物名而葬。这样看来，《晋书·礼志中》所讲“（魏武）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也不是虚言。
至于为什么随葬了金银铜铁珠玉之物，主要是合葬及行葬者所致（另文求证）。
另外，铭文中有“丹绡襜襦一”。查《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所载：“汗襦，…自关而东谓之甲襦。陈魏宋楚之间谓之襜襦，或谓之襌襦。”也可以视为与魏武家族为亳州人的佐证。
汉魏薄葬习俗的演进
笔者在《魏晋时期丧葬礼制的承传与创新》（《文史哲》1999年1期）中认为：“创立‘不封不树’之制，是魏晋实行薄葬的重要内容之一。”追溯“不封不树”的原因，主要是和厚葬带来的社会流弊，甚至是直接遭到盗掘有关系，这一点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中已经有了充分表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抇之墓也。”对此，经受了秦末汉初动荡的汉文帝刘恒首先倡导了薄葬之风，一是强调不要厚葬，“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二是诏令短丧，“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三是主张“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史记·孝文本纪》）比较而言，这三层薄葬的内涵都被其后的刘秀和曹操有不同程度的继承。
从考古发现看，刘秀原陵和曹操高陵的薄葬仍然是一种相对程度的薄葬，刘秀的原陵除了修建有大规模的陵寝建筑外，汉明帝还为其修筑了高大的封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陵墓群的文物普查》《文物》2007年第10期）；曹操的高陵修建时不仅有园寝建筑，发掘表明墓穴内也随葬了不少物品，不同的是没有了高大的封土。因此，真正意义的薄葬（三层内涵的实施），应从曹魏建国开始，即曹丕终制说“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其后“（晋）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晋书·礼志中》）
那么，从薄葬习俗层面对西高穴2号墓曹操高陵的评价是：承前（汉制）启后（晋制）。除了不为封树，墓葬形制构成要素简化之外，突出的表现是“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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