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马谡确是一个良才，诸葛亮南征，即用马谡之策而赦免孟获，安定南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虽是公私两全，仍不免落入“用人不当”之讥。
斩马谡的故事，经演义和戏剧的传播，更加家喻户晓，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看了裴注及后人的评论，觉得还可做一回文抄公。
马谡确是一个良才，史称其“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为诸葛亮器重。诸葛亮南征时，即用马谡之策而赦孟获，使“南方不敢复反”。他被斩时［《三国志·马谡传》：“谡下狱物故。”］年三十九，裴注引《襄阳记》云：“谡临终与亮书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
这段记载，富有抒*彩，大家都动了真感情，可作历史小品读。诸葛亮既坚持法纪，又顾念人情，公私之间，两两无负。因为街亭之败，究与偷生渎职者不同，马谡最后又甘心伏死，以生命谢三军、谢丞相。当时参军蒋琬犹不以斩谡为然，“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诸葛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能不能忠实于法纪，也是检验大臣品质的一大关键，却不能仅凭笔舌的高论以饷众。
习凿齿对武侯之斩谡，颇有非议，以为诸葛亮不重人才，杀有益之人。卢弼《三国志集解》引何焯曰：“魏延、吴壹辈皆蜀之宿将，亮不用为先锋而违众用谡，其心已不乐矣。今谡败而不诛，则此辈必益哓哓，而后来者将有以借口，岂不惜一人而乱大事乎。凡亮之治蜀，所以能令人无异议者，徒以其守法严而用情公也。习氏之论，亦不达于当时之势矣。”武侯斩谡之挥泪而又临祭，正是“用情公”之一证，眼泪与心胸都是皭然而不滓，他何尝不知道马谡是一个人才呢。
《蜀志·向朗传》记“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此事亦不确，谡果逃亡，本传中何以未载？就马谡的性格与人品看，尚不至此，何焯、周寿昌皆有辩驳。
其次，《马谡传》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刘备临终时，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不谓然。后人对此事常有引用，《集解》引朱璘云：刘备病危时，于托孤之外，不闻品评一人，何以于马谡如此注意？诸葛亮之事刘备，极其谨慎，平日无一事任意而行。刘备果有是命，必详加审察，“何至竟云亮不以为然？”朱邦衡云：“当日托孤，事势危迫，宿将如子龙，时望如陈震、董和，不闻一及。马谡是时名位卑微，亦未显有过失，先主何以预为叮咛？朱氏（璘）之辨甚是。”两论皆甚精当，必是因马谡败事被斩而附会上去的。
《诸葛亮传》引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阳平……晋宣帝（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魏）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这不就是历史上的“空城计”吗？
但裴注接下来有“难曰”（诘驳）：诸葛亮初屯阳平（在汉中，今陕西勉县西）时，司马懿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两人在关中交兵事，时间上不符合。再则司马懿既举二十万之众，明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就此退走。诸葛亮素来谨慎，魏延每随亮出，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魏延因而说亮胆怯。“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且冲与扶风王（司马懿之子司马骏）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我在年轻时看《空城计》，即有此感想：如果司马懿怕中伏兵，也可派几百名敢死队攻进城去，一探虚实，果真是一座空城，不就可以活捉诸葛亮了？
却不知道戏剧总是超常识的，越是精彩的，越是与理性逆反，否则，就不成其为戏剧了。人的生活中所以会出现戏剧化现象，就因为这种生活已经超越常情了。
《空城计》的编剧者，却能从裴注中挖掘素材，提炼情节，使谨慎的敢冒险，优势的怕冒险，两种不同的性格交错于一个矛盾的焦点上，构成了一出笔笔紧凑，一句话、一个动作都不浪费的智慧剧。正如吴小如先生说的“用一个人的失败来说明他的成功”，却又不能用“坏事变成好事”来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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