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有可能是两室墓吗？？？
从地上看地下，曹操墓是帝陵规格。在葬制上，曹操肯定是汉制，曹操《终令》自言汉制陪陵，史书中记载最明确的有卞后合葬（或袝葬）和迁葬来的曹冲陪陵墓（《三国志·邓哀公冲传》）。葬于邺之西岗称高陵，依东汉礼制“立陵上祭殿”。曹操陵上建筑，不管是谁下令建造的，都无疑是汉制，这一点史书记载非常清楚，“有司依汉”，不可能有异议。当年七月，曹丕回老家谒谯陵，史书还称其为行汉礼。
从后来拆陵及殿屋时，令“车马还厩，衣服藏府”（《晋书·礼制》）看，属于寝殿性质，除朝拜、祭祀用大殿外，还有供奉死者灵魂起居的“寝”。曹操高陵上既然有帝王陵的主体建筑，那我们合理推测它就不会仅仅是一座孤零零的设施，而应该是完整布局的一整套陵园及附属建筑。东汉陵园的主要形式，以明帝显节陵为代表，从这开始陵园附近都不再建庙，没有“周桓”代以“行马”（拦阻人马的木制警戒设施），“行马”以内设有石殿和钟虡，以适应举行上陵礼和饮酎礼的需要。从此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就完全确立了。伏无忌《古今注》（《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具体列举了东汉诸帝的陵园规模。
既然地上行汉礼，建筑按汉制，地下岂能大异？这为我们推测地下情况提供了坚实论据。曹操高陵只有一个大致方位，具体内容文献失载，我们只能先假设曹操按最高的帝陵规格，将他与此前的帝陵做些比较。然后再假设按最低的东汉诸侯王墓规格，与此前进行对比，如此参照对比，可审慎得出结论。
韩国河先生认为：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勘探情况可知，东汉帝陵可能改四条墓道为单一墓道，同时，竖穴土圹木椁墓可能改为砖石结构的洞室墓（多室），这也是汉制的重大改变之一。与此相对应，西汉时的黄肠题凑改为东汉石凑，也可能有石椁存在，另外，洛阳地区清理的许多东汉大墓出土了玉衣，表明帝王使用的是金缕玉衣之制。
东汉诸帝陵地宫形制未见记载。也未见考古勘察数据。今有《汉旧仪》载西汉陵规模和曹丕主持编撰的《皇览》类书中泛称的汉家之葬。《汉旧仪》略载前汉诸帝寿陵曰：“天子卽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曹丕主持编纂的《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然后错浑杂物，扞漆缯绮金宝米谷，及埋车马虎豹禽兽。发近郡卒徒，置将军尉候，以后宫贵幸者皆守园陵。元帝葬，乃不用车马禽兽等物。”东汉丧葬规格较诸西汉普遍低是可以肯定的，但由“方中百步”知其规模不可能太小。而由东汉诸侯王墓或是有标志高贵等级的题凑回廊的两室墓或是三室墓，所以东汉帝陵规格绝无可能低于王墓。
而曹操死后，曹丕黄初三年进行了一个令传统中国人感到困惑的、真正严厉的薄葬改革，本人分析这是由于曹丕自感合法性不足及其本人身体欠安和心理疾病所致。西晋帝陵规格受制于司马懿父子的臣子身份，在曹丕、曹睿定制度时，曹睿后宫的第四个级别淑妃竟然位视相国、爵比诸侯王。司马懿父子就都是单室墓，司马炎继位之后，以孝治国，也就没有在葬制上超越其祖父，成为定制。
单说帝陵，正方恐怕十分不服气，那我们就再考察一下曹操可能的最低规格：诸侯王墓。关于汉代王侯的丧葬制度，在《汉旧仪》和《后汉书·礼仪志》中有专门记载，也散见于其它有关汉代历史的文献中。杨树达着《汉代婚丧礼俗考》，比较系统地整理了文献材料，研究了汉代的丧葬制度。
东汉时期共发现诸侯王陵8座，属于6个诸侯王国，坟丘全是圆形。东汉王墓的特征，前期如是前后室形制，必配以回廊，晚期没有回廊的则一定是三室墓，没有例外。
1959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在河北定县北庄发掘了一座大型汉墓，推定此墓是东汉前期中山简王刘焉夫妇墓。该墓是一座以石材围固的竖穴土坑砖室墓，由斜坡墓道、耳室、墓门、甬道、前室、后室、回廊等部分组成，均是砖筑券顶。砖室外围筑一方形石墙，每边长 20米，厚一米，高8。4米。在砖室顶部又平铺石块三层，厚约80厘米。整座墓共享石材4000余块，大部分琢磨成方形，长宽各1米左右，厚约25厘米。发现174块石材上有铭刻或墨书题字，其内容多是石材的供地及工匠名。墓葬早年被盗，除残存数量不等的陶器、铜器、铁器及玉石器等随葬品外，还出土有属于两个个体的鎏金铜缕玉衣片5000余片。首次证实汉代诸侯王墓中所用的“黄肠石”葬制。
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由山阳王徙封为广陵王的刘荆。该墓为大型砖券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二棺室和回廊组成。前室为横长方形，与二棺室、回廊之间无间隔；二棺室在墓室中部偏后砌筑二个砖券室，后面无间隔；在二棺室的左、右、后三面形成回廊。
山东金岭镇1号墓被推断为东汉前期的齐炀王刘石墓。为大型砖券墓，由墓道、封门、甬道、左右耳室、前室、主室（即棺室）和回廊组成。主室为一个完整的大砖券室。在甬道、前室、主室及回廊内侧平铺基石一周，此应是象征性铺筑的黄肠石。这种形制至东汉晚期还沿用，如山东济宁任城王或王后墓的格局与金岭镇1号墓相似，只是整个墓室用石材筑成。
东汉皇族龙兴于河南南阳，前期诸侯王墓应是吸取了西汉末至王莽时期南阳地区豪族墓葬的形制特点。总的看来，东汉前期诸侯王墓的主要特点是外围设回廊的前后室砖券墓，有没有黄肠石，大概是依墓主的财力、物力以及实际地位等原因来决定的。
东汉中期：
河南淮阳北关陈顷王刘崇的墓葬形制，是东汉前后期诸侯王墓的过渡形式。该墓也是带回廊的砖石多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左右耳室、前室、后室和回廊组成。四周是砖券回廊，回廊四角及东、西、北三面设有七个长方形券室，有券门与回廊相通。回廊中部沿中轴线筑有甬道、左右耳室、前室和后室。石块用于铺地，垒砌甬道壁和后室内壁，这是一种全新的形式，也是一种承前启后的形式。外部单独砌筑的砖券回廊，实际上也是仿黄肠题凑葬制中的回廊，只是西汉用黄肠木，东汉前期用黄肠石，此时则用砖券筑成。这是一种早期诸侯王墓葬制与中层官吏墓葬制的结合形式。至东汉后期的诸侯王墓，外部的回廊取消，中部则变成前、中、后三室墓。这样，从墓葬形式上也就模糊了诸侯王与地方豪族墓葬的界限。
东汉后期：
定县北陵头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墓，是一座东汉晚期的大型砖券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左右耳室、前室、中室和二后室组成。二后室象征刘畅夫妇各居的后寝，中室象征前堂，前室则象征庭院。徐州土山墓是东汉晚期的砖石合砌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后室组成，与东汉中晚期的大型双室砖墓无别。只是墓石整齐划一，多刻文字，并有“官十四年省”字样。东汉晚期的山东济宁任城王或王后墓和某代彭城王或王后墓，文繁不述。
江苏睢宁九女墩一座东汉晚期的前、中、后三室画像石墓，对照文献记载，推测九女墩墓为诸侯王大贵人或长公主同等级的墓葬。望都二号汉墓为前后五室，另有八个耳室，实际上是前、中、后三室中的前、后室一分为二，与中室一起为五室；东平王陵汉墓为前、后二室附左右耳室。从三墓的形制看，尤其是前二墓在东汉时期是比较大的墓型。九女墩是前、中、后三室画像石墓；据望都二号墓所出买地券记载，墓主是太原太守刘公，可能是皇族。推测东平王陵汉墓是被封为列侯的东平王刘苍子孙的墓。河南密县打虎亭弘农太守墓、山东沂南的相当于千石官吏的画像石墓等，均筑成前、中、后三室墓。
三室砖券墓是东汉后期普遍流行的，不仅诸侯王是这样，二千石的官吏墓也多用三室者。如河北望都一号墓为前、中、后三室及两侧耳室，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护乌桓校尉墓，是前、中、后三室和三个耳室。东汉后期，从诸侯王到二千石甚至千石的官吏均用三室或多室墓。说明此时期随着各地方官吏和豪强势力的发展，诸侯王势力的衰落，其葬制也几乎相同了。
李如森先生指出：大约自安帝以后，黄河流域的诸侯王与列侯都实行前、中、后三室之制，墓皆砖券顶，前室象征庭，中室即“明堂”，后室即后寝，三室的两侧又往往有耳室即“外臧椁”。诸如：徐州一座彭城王墓，其旁的一座较小的墓，墓主用银缕玉衣，属诸侯王或列侯始封等级的彭城王后墓，此墓即为三室；定县北陵头村（43号墓）灵帝时的中山穆王与王后合葬墓以及亳县董园村1号、2号两座桓帝、灵帝时期的曹侯墓等均系前、中、后三室之制。与此同时，许多二千石官秩的地方豪右，也普遍使用这种三室之制。如望都所药村2号墓，是迄今所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东汉前、中、后三室墓（其中前、后室又各分为二而成五室），墓主却是灵帝光和五年死去的“太原太守中山蒲阴聚博成里刘公”，其它如和林格尔小板申（1号墓）护乌桓校尉墓和武威雷台“张某将军”夫妻合葬墓等，虽然规模较小，但其平面亦都作成前、中、后三室。不过，“这个时期的耳室，已不似从前那样只分为车马库和炊厨库两种，而往往是作为大片农田、牧野的象征物而出现的”。
俞伟超先生80年代初对诸侯王墓墓葬形制的发展演变作了系统的阐述：东汉后期，诸侯王墓与地方豪强墓的形制已相混淆，基本上是用砖砌筑前、中、后三室之制。表明当时的强宗豪右几乎可随便使用原来的诸侯王之制。大体上理清了诸侯王墓墓葬形制的发展轨迹。
东汉王陵的合葬形式是并穴合葬和同穴合葬并存，西汉王和王后并穴合葬形式还存在，但因为砖石墓特点是墓道可以打开，合葬比较容易操作，东汉同穴合葬就多起来，并且很流行。另外，地面上有用于祭祀的祠堂等陵寝建筑，这就是东汉诸侯王陵的大概情况。
东汉诸侯王墓墓葬形制的发展演变规律基本理清。曹操即便按照最低的东汉诸侯王的制度以及考古学发现的地下葬制看，其地宫绝不可能像西高穴大墓那么简单，几乎没有可能是两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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