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拆迁轶事：权贵一直是中国式拆迁的最大阻力
核心提示：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2月，因为占地违章太多而导致京城街道狭窄，中央特命令右侍禁閣门祗候（官职名）谢德权负责整治。于是谢德权先要拆除权贵们的房舍，结果当然是遭到了他们的抵制，最后中央下命令终止拆迁。然而老谢也是个硬骨头，偏偏不接受命令，直接面见最高领导人，说道：阻挠拆除违章建筑的除了有权势者之外没有别人，他们就是贪图出租房屋的租金。要我停止拆迁的命令，臣是宁死也不敢接受的！皇帝没办法，只得答应了他。
铁面无私的黑脸包拯在当开封府的“一把手”时也做过这种“刺儿头”：豪门势族争相建造花园水榭式的水景房，以至于堵塞河道，污染了环境不说，甚至引发水患。于是老包下令全部拆毁。不过，像老谢、老包这等敢于碰硬的人是极少数。
中国式拆迁，一半是暴力，一半是暴利；中国式违章，一半是蜗居，一半是豪宅。从唐到宋，从古到今，拆迁与违章就像一对情不投意不合的兄弟，一见面就扭打，却又不得不常常见面。
明代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九，中央接到负责首都治安的五城兵马司紧急报告：有关部门想要在京师九门外拆迁军民房屋，但是被拆迁的民众都不愿搬家，一时间老百姓群情激奋，都背着行李入城！
试想，大批抵制拆迁的老百姓，分别从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等九个城门，源源涌入京城，这是什么景象？再试想，这么多人挟着被子铺盖，不是盘踞衙前请愿，就是露宿街头抗议，这又成何体统？情急中，最高当局及时采纳工科右给事中李震提出的“摇动人心，不宜拆毁”的建议，宣布立即终止原来的拆迁计划。
实际上真能侵占好风水好地段的违章建筑，都是有权势者，抵制拆迁违章建筑的有效阻力也来自这些人。富贵人家虽然没有“蜗居”的窘迫，但他们因追求炫耀享乐而违章占地的情况更加猖獗。如唐武宗时官任宫苑使的韦让，“于怀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到宣宗时被巡使举报，被拆掉了。宋高宗时，官至昭庆军承宣使的王继先，以献媚秦桧并与秦夫人王氏叙为姐弟，由此起家，于是在京城大兴土木建豪宅，占用居民住宅数百家，甚至侵占了官街，堵塞了运河，而且屋宇楼台都是那么的雄伟壮丽，京城里的人都称之为“快乐仙宫”。因为主人是政府首相的小舅子，身份太“牛”，所以竟没人敢对这一处号称“快乐仙宫”的违章豪宅说半个“不”字。
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2月，因为占地违章太多而导致京城街道狭窄，中央特命令右侍禁閣门祗候（官职名）谢德权负责整治。于是谢德权先要拆除权贵们的房舍，结果当然是遭到了他们的抵制，最后中央下命令终止拆迁。然而老谢也是个硬骨头，偏偏不接受命令，直接面见最高领导人，说道：阻挠拆除违章建筑的除了有权势者之外没有别人，他们就是贪图出租房屋的租金。要我停止拆迁的命令，臣是宁死也不敢接受的！皇帝没办法，只得答应了他。
铁面无私的黑脸包拯在当开封府的“一把手”时也做过这种“刺儿头”：豪门势族争相建造花园水榭式的水景房，以至于堵塞河道，污染了环境不说，甚至引发水患。于是老包下令全部拆毁。不过，像老谢、老包这等敢于碰硬的人是极少数。
北宋徽宗时期，吏治腐败到无可收拾，而君臣还在做太平盛世的春秋大梦，皇帝本人大兴艮岳、明堂、延福宫等享乐型设施建设，同时又经常给讨他喜欢的官员“赐第”，像蔡京、高俅、王黼、童贯等著名的“贼臣”，都获得过在东京被赐豪宅的“恩典”，有的还不止一处，如蔡京曾经两次被赐第，一在都城之东称东园，一在城西闾阖门称西园。据记载，仅西园一处就占两坊面积，自梁门街沿汴河呈南北方向延伸，且有人工开凿的景龙江与宫城相连，是徽宗等人到此游玩的通道，河上的石桥也因此被称作“蔡太师桥”。园邸内部，再分为蔡京自居的“太师第”，以及儿子蔡攸等分居的“枢密第”、“驸马第”、“殿监第”等，各 “极天下土木之工”，用现代话讲，全都是“至尊极品”。还有王黼，也是两次赐第，一处在大相国寺东面的昭德坊，另一处也在城西闾圔门外，称西村，规模景致可与蔡京西园媲美。“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彼等“天上人间”般的享乐，由此可见。
然而，新贵们极尽奢华的豪宅生活，却是以众多民房被强行拆毁为代价的。其实朝廷“赐第”时实际给予的国有房地产，占地面积十分有限，后来所达到的占巷跨街的宏大规模，都是靠开封府拆除周边民众住宅才得实现的。而此类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强制拆迁，多无等价补偿和妥善安置，所以很快形成当时最刺激社会神经的一个痛点。一则来自历史现场的报道说：蔡京的西园“毁民屋数百间”。某日，在园中赏景的蔡京问身边人：“西园与东园景致如何？”有人答：“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西园人民起离，泪下如雨。可谓东园如云，西园如雨也。”再如另一个列名“六贼”的朱勔，也是“在京则以养种园为名，迁徙居民以为宅所”。这类事例非常之多，只是还没有达到蔡京这等程度而已。
就起因而言，古代的拆迁有违章拆迁、工程动迁、移民动迁等多项分类，以违章拆迁为最多，并且常与其他拆迁相交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违章建筑需要拆迁呢？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商品经济发展对坊市制度的冲击。一般认为汉代已有坊市制度，其本质是将住宅区和商业区分开。居民住宅都建造在用墙围起来的“坊”内，出入必须通过有专职保安看守的坊门。除三品以上高官，其他官民绝对禁止临街启户开窗或接檐起楼。要做生意，另有也是用墙围起来的“市”，市门早开晚闭，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到唐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封闭的坊市制度逐步被破坏了，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朝廷发过一个文件，说是各坊市有很多沿街违章搭建现象，要求全部拆毁，同时点名要求京兆尹李勉将拆迁违章建筑作为工作重心。居民住宅侵占街道面积的目的多半是“居民住宅改商用”，是为了破墙开店；至于商业区即“市”的破墙，肯定是为不受市门关闭限制以延长营业时间。令人惊讶的是，这项由中央发文件、京兆尹亲自督责的拆迁行动，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其后大历十四年6月1日，中央再次发文所披露的情况，比此前更为精彩：“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楼阁临市人家，勒百日内拆毁。”就是说违章建筑已经从铺面发展到楼宇了。到了五代，随着住宅区与商业区相隔离的布局被彻底摧毁，门户向街就不再是违章了。我们看《清明上河图》中的商店，几乎都是朝街“裸”开，前铺后宅的情况也不少见。
二是城市化浪潮促成住宅需求激增。如唐德宗时户部侍郎苏弁称，现在京师仅仰仗市场为生的“游手堕业者”就有数千万家，全是没有“土著生业”的外来人口。《长安志》在分析长安人口构成时，也极言流动人口比例太高，“盲流”不可计数。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多靠占地型违章建筑解决，其中不少是原住居民和街道管理人员，乃至驻军和其他单位利用营房、办事处官房，违章扩建后出租给他们。
为防治违章建筑，历代多有相应的管理体制和措施，如宋代真宗时，因京师侵占街面的违建现象蔓延，中央要求开封府街道司在每条道路的两边竖立木杆式标记，居民建房不许超越标记所定界限。但是同样的文件后来又一再下发，可知收效甚微。
这种屡禁不绝的现象，到了南宋就更加泛滥了。或许是玩腻了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后来朝廷给临安府发文，语气似乎宽容了许多：除大面积侵占官路严重阻碍交通必须拆毁外，其余过界添盖搭建的，都可以由当地主要领导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看来沿街搭建就像当年的破墙开店一样，都是城市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违章建筑也能拉动GDP
另外，两宋史上还有一个与拆除违章相关的财经名词：“侵街钱”。据说发明专利应归神宗时任代理陕西转运使的李稷。当时上上下下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拉动GDP，李稷于是有了向违章建筑征收“侵街钱”的发明。史书上说征收侵街钱在陕西各州、军、县、镇实施时，民众为此将李稷与另一个瘟官李察并称，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宁逢黑杀，莫逢谡察”，宁可遇到鬼，也别遇到这二位官大爷。就这些信息分析，“侵街钱”的征收对象恐怕远不止违章搭建的房舍，而是把所有小商小贩临时性流动性的摊位，全都一网打尽了。虽然老百姓骂娘，但有关部门很赏识，于是这个拉动GDP的大好办法就顺利推广到其他地方。
神宗去世后，司马光给新皇帝上疏，点名指责收取侵街钱的坏作用是使广大老百姓失业，过穷日子。于是中央正式发文取消侵街钱。但不久又有监察御史孙升举报梓州路转运副使李综仍旧在收侵街钱，看来要让地方政府放弃这份土地财政收益并不容易。
与侵街钱相似的还有“侵河钱”。孝宗时，建康知府张孝祥上疏分析秦淮河发大水的原因，在于两岸百姓侵占河滩建造房屋，地方政府则向他们收取“侵河钱”，其实就是变相的地租。居民以交钱换取侵占河道的合法化，政府则因此增加一条创收渠道，至于维护河道清洁畅通什么的则无暇顾及。看来古代也有保持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当然也有善于变通的事例：北宋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知杭州，访问民间疾苦，父老都说运河淤塞害苦了他们。于是苏东坡组织人力，历时半年，完成了一桩疏浚盐桥、茅山两河的实事工程。盐桥运河岸上，原有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有关部门树立的石碑，碑上详细记载了运河两岸官地丈尺界线，以防被人侵占。但是20余年来，两岸居民纷纷过界占地，等到苏东坡作实地勘察时，已经建了几千间房屋。根据法规，这些违章占地的建筑物都要拆光。但是在苏东坡令技术人员作实地测量规划时，广大违建房舍的居民便纷纷来到政府机关，向长官建议：仅让大家退后“丈尺”，留出确保工程照规划实施的地域，并“各作木岸，以护河堤”。然后各家再根据所占的面积交租钱，政府可以用这笔钱作为河堤的维修经费。这样，老百姓的违章房子保住了，政府也有了治理河岸的钱，岂不是两全其美？苏东坡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于是就报告了上级，照此施行。但是这样圆满的拆迁，在史书上数一数，真是少之又少，唯有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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