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后宫美女逾万,大臣每餐万钱
公元316年，西晋王朝末代皇帝愍帝司马邺率领饥肠辘辘的孑遗臣民向兵临长安城下的匈奴汉国大将刘曜肉袒出降，不久即如前任怀帝司马炽一样遭受“青衣侑酒”之辱后被杀。至此，西晋灭亡。距离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辉煌时刻，不过短短37个年头，统一喜剧就迅速演变成了覆灭悲剧。
亡速之快，堪比秦、隋。但秦、隋承乱世之后分启汉、唐盛世，而西晋王朝的覆灭，却使刚结束汉末近百年分裂局面始得统一的中华大地又重新陷入了比此前更为惨烈动荡的乱世深渊，中国历史也随之堕入了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漫长黑暗时期。
数百年间，群雄逐鹿，汉室凋零，公子王孙，贱若泥沙，流民百姓，泪尽胡尘。后世史家，众说纷纭。究竟西晋王朝的喜剧是怎样演变成悲剧的，其悲剧后果为何如此惨痛？让我们一起掀开那页沉重的历史，从前人的斑斑血泪中去寻觅历史的真相吧。
竖子成名
东汉是依靠豪强地主而建立起来的政权，逐渐形成所谓的“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有名望的姓族，散布在各州郡。在反对宦官的斗争中，他们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宦官失败以后，士族内部的矛盾便加剧了。士族内部按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也就是按势力大小来分配做官。
魏文帝更行施九品官人法，就是对这一既成事实的法律肯定。因此取得了士族对曹魏政权的拥护。司马氏要想夺取曹氏政权，当然也必须争取士族的支持。出身河内名门望族的司马懿起初曾因有“狼顾相”而遭多疑的曹操猜忌，直到曹丕篡汉称帝后才逐渐受到重用。
明帝曹睿时，因“北平公孙、西拒诸葛”而渐掌兵权、累积战功，终成魏国重臣，也成了士族门阀阶层当然的利益代言人。
他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逐渐形成司马氏集团。虽然明帝临终托孤，但因功高震主屡遭猜忌而被架空。于是老家伙装傻充楞、隐忍待时，终于等到机会，于249年发动政变，掌控了魏国大权。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曹魏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气得魏帝曹髦嚷出了那句著名口号：“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其时，那个瑰丽磅礴、激情澎湃的三国时代已接近尾声，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们老的老、死的死，正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司马昭父子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完全有足够的理由顾盼自雄。魏国是寡妇孤儿、人尽可欺，自不必说；蜀国国君恰是那位连诸葛亮都“扶不起来的阿斗”，更惨的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吴国更不幸，国君孙皓是一个典型的虐待狂，一高兴或一不高兴就凿人眼睛、剥人面皮，可惜只敢虐待自己人，搞得是人神共愤、众叛亲离。
司马昭没费多大工夫，就于263年，趁蜀国内乱，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率大军三路攻蜀，把蜀汉后主刘禅俘至洛阳，优待得乐不思蜀，蜀汉遂亡。两年后，司马炎效仿曹丕故技，重演“禅让”闹剧，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
于公元280年，发起统一战争，20万大军水陆并进，王浑、杜预率陆军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北，把前来迎战的吴国主力兵团就地歼灭；王统率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出长江三峡，排江而下，“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接下去传檄而定江南，割据江东近八十余年的孙吴政权灰飞烟灭。
至此，三家归晋。司马炎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君主，又创建了一统天下的勋功伟业。
可司马炎这纨绔子弟既乏雄才伟略，亦无宏图大志，完全靠着继承祖父辈的遗产，基本没什么悬念，就站在了历史的高起点上。只需作为当然的主角演一出早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已经写好、不久前又经过曹丕示范过的“禅让”闹剧，就成了一个新王朝的开创者。
历来艰难的统一战争如今竟然一战定天下，简直太顺了。而且出身高贵的司马炎仪表非凡、聪明神武、长发委地、垂手过膝，按当时的标准绝对是可以令追星少女尖叫喷血的美男子，简直就是上天的宠儿。总之，司马炎有十足的理由踌躇满志、自我放纵，却无半分开国君主应有的危机意识与深谋远虑，这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开国之君，也为西晋王朝的覆灭种下了前因。
灭吴后，晋武帝司马炎的膏粱本色尽显无遗，他对吴宫佳丽的兴趣显然远远大于对吴国户口钱粮的兴趣。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指使军将在江南搜罗美女。除了把吴宫佳丽全数运往洛阳皇宫外，少不了顺道从民间强抢大批美女一同北上。
加上先前魏、蜀两国的宫女，超过上万人。就算一天换一个也得30年才能轮遍，轮到后面的宫女见到皇帝时肯定都成老太婆了。当有了太多选择时往往倒不知如何选择了，司马炎不知从哪里得来的荒唐主意，乘着羊车，在宫里随意游逛，羊车停到哪儿，就在哪儿演绎“一夜情”。
于是有些宫女就在自家宫门前插上竹叶，地面洒上盐水，好引诱皇帝的羊车前来。估计最终自然是群起效尤，于是宫内竹叶片片，盐路条条，羊儿越来越肥，司马越来越瘦……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响应。变着法子寻开心，自然是花钱如流水，虽然天下统一后纳税人增加了一倍，可司马炎还是觉得钱不够花，卖官鬻爵就成了敛财捷径。
有一次，司马炎主持祭祀典礼后，兴致高昂，随口问身边陪同的司隶校尉刘毅道：“朕与汉朝的皇帝相比，可与谁齐名啊？”刘毅倒是个有胆色的臣子，回道：“汉桓帝、汉灵帝。”桓、灵二帝被公认是东汉的亡国罪人，正骄矜自得的司马炎当然很生气：“怎么能把朕与这两个昏君相比呢？”刘毅回答说：“桓、灵二帝卖官的钱入了官库，陛下卖官的钱进了自己的腰包，从这方面看，您还不如桓、灵二帝呢。”司马炎气乐了，笑道：“桓、灵之世，没有谁敢说这样的真话，现在朕有你这样忠直的臣子，毕竟还是比他们强啊。”
由此可见司马炎颇有自我解嘲的幽默感，自满而不失厚道，荒唐却绝不昏聩。但上既有荒唐的君主，下自有荒唐的臣子。
石崇不过是晋国的一个中级官僚（散骑常侍），就如此狂乱纵欲变态浪费，宰相级别的高级官员就更不用说了。宰相何曾每天要吃掉上万钱，还总埋怨没有可口的菜，无处下筷子。以当时的购买力，一万钱相当于一千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他儿子何劭更有出息，“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每天的餐费是他老爸的两倍。
司马炎有次驾临驸马王济家，王济盛宴款待，用的都是琉璃器具，100多名美女穿着绫罗绸缎，手托着食物列队伺候。乳猪的味道异常鲜美，引起司马炎的好奇，询问个中秘诀。王济解释说他家的小猪是用人奶喂养大的。
司马炎觉得自己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倒还不如这帮家伙会享受生活，因此心觉不忿，没吃完就走了。这还不算什么，王济喜欢遛马，就在地皮最贵的北氓山下买了一大片地方作跑马场，用编织起来的金钱铺满界沟，时人称之“金沟”。
士族过着奢侈的生活，人民自然受到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因为天灾尚有时日，奢侈之风则没有止境。
除了像王恺、石崇这一类变态行径外，还有另一种荒唐行径，就是吃饱了饭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胡乱吹牛，尽扯些脱离实际、荒诞无稽的奇谈怪论，是为“清谈”。竹林七贤实是首开清谈之滥觞者，但西晋初期，阮籍、嵇康等人为了逃避政治杀戮，装疯卖傻，空谈玄远，尚情有可原。
而值此四海归一，政局稳定之时，本当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可这些朝廷精英们却个个变成了大哲学家和大诗人，成天手执麈尾，峨冠博带，剃面熏香，望之如神仙中人，以政事为“俗务”，玩命地钻研老庄玄言。例如尚书令王衍“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这就是成语“信口雌黄”的出处了。
要命的是，他们并非乡野隐士，崇尚清谈，纵无益于国计民生，也无什么大害；而他们多是达官权臣，“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是世人表率，学习榜样，负有济世安民之重任，却不屑综理时务而一味崇尚虚无、清谈玄远。
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滋生。后人批评晋人清谈误国非是无因。连王衍自己临死前都有觉悟：“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可惜悔之晚矣。
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各级官吏都是这副荒唐变态的德行。虽然也有个别清醒的大臣如傅咸等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对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的荒唐风气采取了纵容态度，非但无意制止，有时反倒推波助澜。即使连自己都对某些过分变态的行径难以容忍时，却也不去追究。正所谓“善善而不能从，恶恶而不能去”，司马炎的这种性格缺陷，也使他在安排继承人及顾命大臣这样关乎国运的大事上犯下了严重错误。
他完全是个傀儡，国家政事一件也管不了，却闹出不少笑话来。有一次，他在御花园里玩，正是初夏季节，池塘边草丛间响起阵阵蛙鸣。晋惠帝呆头呆脑地问道：“这些小东西，是为官叫呢，还是为私叫呢？”身边的太监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作答。有个机灵的太监一本正经地说：“在官地里的为官家，在私地里的为私家。”
有一年，某地闹饥荒，地方官员上报灾情，说灾区百姓饿死许多。晋惠帝就奇怪地问道：“好端端的人怎么会饿死呢？”大臣回奏：“当地闹灾荒，没粮食吃。” 晋惠帝更奇怪了：“没有粮食，为何不吃肉粥呢？”大臣们听了，目瞪口呆、哭笑不得。西晋王朝出了这样一个活宝，周围的一群野心家自然是蠢蠢欲动、顿起问鼎之念。
杨骏本是个低级小吏，十足的草包，因借了太后女儿的光位极人臣，总揽朝政，不禁得意忘形，俨然有代理皇帝的派头。对于太后杨芷以及其他人的劝说，都置若罔闻。其专横跋扈，引起了司马家族诸王的反感。皇后贾南风更是无法容忍，开始私下培植亲信，外联楚王司马玮。召楚王玮带兵进洛阳后，又操纵晋惠帝宣布杨骏谋反，夷其三族。
连太后杨芷的老母亲庞氏也不肯放过，杨太后跪地苦苦哀求，表示愿做她的婢女来换母亲的性命。贾南风却毫不动心，杀了庞氏后，又废皇太后杨芷为庶人，将她关进那座当初为贾南风所建的冷宫金墉城里，最终落得活活饿死的下场。
杨太后若想及曾为贾南风求情的往事定是悔不当初。贾南风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婆母杨芷尚且如此丧尽天良，对其他人自然更不在话下。因嫌汝南王亮、老臣卫碍事，便矫诏指使楚王玮将两人处死，没过几天又以“擅自处死司马亮、卫”的罪名处死了司马玮。楚王玮临刑时大叫冤枉，于事无补。
贾后自此开始专权达七八年之久。常派人诱骗美貌男子寻欢作乐，事后杀人灭口。数以百计的男子中，仅有一名小吏得免。这名小吏年轻俊美，住在洛阳城南，失踪了一段日子，再出现时华衣美服、唤奴使婢，俨然富豪。
众人都怀疑他偷了巨室的财物，抓他去见官。贾皇后有个远亲听说此事，想参与进来好索取涉案财物，遂与法官共同审案。小吏禀告说路遇一老妇，说家中主人生病，巫师占卜说要找城南少年来驱邪，便将自己装进一口箱子，运入一座豪宅中。询问到了哪里，被告知是“天上”。
后来有位三十五六岁的矮胖丑妇出现，留他共宿了一段日子，然后顺原路将其送出，并赠以许多财物。贾后的亲戚听这小吏如此一说，顿时明白，溜之大吉。法官也猜知原委，便草草结案，将小吏释放。贾后之淫乱宫闱、胡作非为多如此类。
贾后因怕太子司马遹年长后，自己地位难保，就设计陷害太子。先请人用太子口气起草了一封内容是逼晋惠帝退位的书信，代笔之人竟是以美貌与文采著称于世的潘安。接着寻机请太子喝酒，灌个烂醉，趁其昏昏沉沉之时，骗他把那封信抄写一遍。次日，贾后即通过晋惠帝召集群臣，操纵廷议，宣布太子谋反。贾后此举引起了众怒。
成都王颖迎惠帝到邺城。幽州的大军阀王浚不满成都王颖的作为，遂联络宗室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并邀请乌桓国的鲜卑族骑兵助战，加上自己本部，共计10万人讨伐成都王颖。成都王颖手下有一匈奴族大将名叫刘渊，就是未来匈奴汉国的创建者。
他向成都王颖请求借匈奴骑兵来对付鲜卑骑兵，并建议坚守城池，等敌人粮尽退兵时再行突击，千万不要妄自出战、自取死路。成都王颖当时满口答应，但等到刘渊的铁骑兵赶来解围的时候，成都王颖大势已去。原来刘渊前脚一走，成都王颖后脚就把他的承诺忘个精光。派大将石超迎战王浚的部队，结果被打得惨败而归。成都王颖听到噩耗，赶快收拾残部一万五千人准备撤退到张方守卫的洛阳。
鲜卑骑兵进军的烟尘滚滚而来，发一声喊，残军霎时作鸟兽散。成都王颖只好领着几十个亲兵牵着惠帝的牛车逃往洛阳。鲜卑骑兵贪图在邺城抢掠财物，懒得去追捕惠帝就先行返回了。王浚放他们回国的时候发现鲜卑人裹挟着许多妇女，不准她们带走，鲜卑人就在易水旁把这8000妇女全部丢入水中淹死。
河间王听说张方抢到了惠帝，喜出望外。立即命令张方把惠帝和成都王颖带到长安，张方得令后立即准备起程，派士兵在皇宫和洛阳城内大肆抢掠，又趁机抢掠了很多宫女做军妓。大军排成长蛇阵，在茫茫大雪中，伴随着百姓的一路嚎哭向长安进发。
到了长安，河间王废除了成都王颖皇太弟的称号，立17岁的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已无权无势的成都王颖只好讨了点残兵回守洛阳去了。河间王于304年12月当上宰相，掌控了晋室大权。305年7月，东海王越以张方劫持惠帝为由，联合兖州刺史苟等人讨伐河间王。
幽州都督王浚也派新招募的部将刘琨率领八百幽州铁骑前来支援。联军部队进逼荥阳，威胁长安。河间王自知不敌，搞掉张方的人头给联军送去以便媾和，却想不到联军居然拒绝和解。河间王的部队得知骁勇善战的张方被害，顿时纷纷哗变。
联军部队以鲜卑骑兵为先锋，一路杀进长安，河间王只身狼狈逃跑。成都王颖听说河间王跑了，也慌忙逃亡，先往长安跑，跑到华阴觉得是自寻死路，又向南跑准备去新野，途中被东海王越的堂兄范阳王所擒，押至其从前的老巢邺城后迫其自尽。
鲜卑骑兵率先杀入长安，下令大掠三日，共杀死两万多老百姓，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纷纷逃到终南山采摘橡子充饥，直到东海王越到达长安才停止。众大臣又用牛车把惠帝接回洛阳。这时的京城已经是残垣断壁、衰草连天，小朝廷只好在黑瓦屋里面重建宫室。306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觉得傻惠帝已无利用价值，便派人在饼中置药将其毒死，然后立惠帝的二十五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是为晋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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