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解读：“南阳”到底是什么地方
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是一个中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目前又没用明确结论的问题。本来，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悬案，争争无妨，尤其是南阳武侯祠和襄阳古隆中均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都是中华大地上著名的文化遗产和游览胜地，都应当充分发挥其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所以，这些争论和宣传都是可以理解的。如重此轻彼，或互争高下，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妥当的。
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几次但争论却不同寻常，其中，《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改动和教科书事件均有误导后人之嫌，在史实上也缺乏科学的依据。故我们对此应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还历史真相。应当指出，研究任何问题，都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对争议已久的诸葛亮躬耕地的解析也不例外。作为诸葛亮躬耕的准确地点，必须辨析清楚，使其符合历史真实，这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这和当前有些地方大争所谓的“名人故里”有着本质的不同。只要双方论者不存偏见，能以科学的精神、求实求是的态度，对史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比较鉴别，做到去芜存菁、去伪存真，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即便最终无果，但在这种长期认真的探讨中，参与者和关心此事的人均可以从中获取大量的历史知识，学会一些研究历史问题的方式方法，这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学识水平都大有益处。
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就是诸葛亮本人在《出师表》中讲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个南阳，持南阳说的讲就是当时的宛城，即今天的南阳市区。因为诸葛亮及《三国志》中从未提及“躬耕于隆中、躬耕于襄阳”的话语。而“襄阳说”的学者则认为：
1，诸葛亮说自己“躬耕南阳”中的“南阳”应理解为“南阳郡”，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隆中为诸葛亮的躬耕地，所以，南阳就是隆中。
2“襄阳说”学者潘正贤先生研究“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后所得出的的四个“意涵”：“1、（诸葛亮）以郡望称籍贯，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2、意指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3、意指十年中诸葛亮一直在隆中躬耕，未到其他任何地方躬耕；4、意指诸葛亮在隆中既是躬耕又是隐居。‘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第一个意涵，早已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共识，其它三个意涵，是我在苦心研究诸葛亮躬耕地其他大量史料和学习我国史学界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四个意涵的整体提出，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诸葛亮躬耕地的归属问题在诸葛亮这条最原始、最可靠的史料里就已经解决。如果把这条史料和构成锁链的其他大量信史史料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形成体系的话，那它就是掌握在“襄阳说”手中用以彻底否定“南阳说”，破解‘南阳说’为‘襄阳说’设置的令人头痛的麻烦的最强大、最有力、最锐利、最可靠的武器。”
3，“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条史料只告诉我们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亦即躬耕于南阳郡邓县隆中，没有说他到别的地方躬耕。这说明诸葛亮在躬耕期间只生活和活动在隆中及其周围，躬耕十年的时间也没有分割。这就笃定了诸葛亮躬耕地的唯一性或排他性，襄阳隆中诸葛亮躬耕地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那么，对“躬耕于南阳”中的这个“南阳”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解读呢？
首先，史载东汉时期南阳、南两郡以汉水为界，隆中位于汉水南岸，故诸葛亮“躬耕南阳”不可能包括隆中。这个问题以后的博文里会详细谈到，在此不议。
其次，秦汉南阳郡是在战国楚宛郡的基础上设置的。南阳郡春秋时是吕、申两国地，后被楚文王所灭，先设宛邑，因地名宛而得名，楚悼王时期以今河南南阳为中心的南阳盆地设置宛郡，楚以此作为问鼎中原的基地。宛之名，即自此而始。宛，反映了“盆地”的地貌特征，又反映了它的生态环境，其义“四方高中央下”，符合南阳西、北、东三面环山，当中低平的盆地地貌特征。“宛”是南阳最早的地名之一。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在宛郡的基础上秦“初置南阳郡”，南阳郡的设置也是以南阳盆地为基础的。
第三，东汉班固撰的《汉书》在《地理志第八上》第一次在南阳郡下明确记载：“宛，故申伯国……莽曰南阳。”这也就是说西汉末年宛县就被称为过“南阳”，自此以后，南阳一指南阳郡，也指宛城。与此可以相互印证的还有同书《循吏传第五十九》召信臣传中，“九江……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这里的南阳无疑是指宛城，南阳城西独山上原有三太守祠，分别是西汉召信臣祠、东汉杜诗祠和晋杜预祠，可见在南阳（宛）立召信臣祠确有其事。另外，《汉书？货殖传第六十一》也载：“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灭魏，迁孔氏南阳……家致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西汉另两个富豪是巴寡妇清和蜀卓氏，巴和蜀均是西汉郡名，孔氏却以郡治宛城替代南阳，很明显，西汉时宛、南阳已经同指一地，可以互见了。
第四，东汉时，将南阳郡等行政区划名逐步演化为治所宛城的现象更为普遍。《后汉书？志第十》：“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印、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里使用的是南阳，同一事件在同书光武帝纪、刘玄列传中使用的都是宛城。又如《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类似南阳、宛城互用的记载在《后汉书》中还有很多。同样，南阳与宛城以及襄阳与州治荆州的名称互用，在《三国志》本身也非常普遍。如：《魏书六？刘表传》：“是时山东兵起，（刘）表亦合兵军襄阳。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刘）表（荆）州，使坚攻表。”这里的襄阳一个地名就用了两个名称，一是作为县治的襄阳，一是作为荆州治所的（荆）州。与此相对应的，袁术此时所在的宛城，仅用南阳代之。又如《吴书一？孙坚传》：“荆州刺史王睿素遇无礼，坚过杀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这里的荆州就是襄阳，南阳就是宛城。另外，曹操困于宛城是三国时很著名的历史故事。建安二年（197年），“（张）绣领其众，屯宛，与刘表合。太祖（曹操）南征，军清水，绣等举众降。太祖纳济妻，绣恨之。……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魏书八》）。此传中用的是宛，但在《魏书十？贾诩传》中用的却是“张绣在南阳。”以此类推，魏晋时期南阳的郡名随着区划的变化，已逐步地与治所地混为一谈了。
在上述史料中，做为郡名的南阳、荆州、南郡等常与具体的属地县名如：叶、穰、舞阴、昆阳、襄阳、公安并列使用，所以，在史书中大量郡名的使用已不是泛指整个郡境，而是具体指郡治所在地。如前文中的“汉兵起南阳，至昆阳。”“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这些记载，不用注释，谁都知道是从郡治宛城到的昆阳和叶县。如果依“襄阳说”，“南阳”就是指南阳郡全境，宛城才是今南阳市区，隋以后两名才可以互替，那《后汉书》和《三国志》就没法看了，难道汉武帝“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还需要考证是从南阳郡何地发兵吗？所以，“襄阳说”认为隋改宛县为南阳县是宛县历史上第一次以“南阳”为名的观点是不对的。
第五，按“襄阳说”的观点，隆中属南阳郡就可以称为“南阳”，这有任何一条史料根据吗？东汉时樊城属南阳郡，但樊城何时称为过“南阳”？邓县属南阳郡，邓县又何时称为过“南阳”？值得提出的是，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除部分用郡名代替郡治地外，凡涉及郡治以外的其他地名，均标注的非常清楚，绝没有含糊地用南阳、荆州、南郡等替代的记载。如《汉晋春秋》记载延熹七年“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之”，以及前文提到的舞阴、穰、舂陵、昆阳、叶等虽都是南阳郡的辖地，但绝不会只用南阳一词替代。假设“襄阳说”的今隆中因属南阳管辖，就可以在史书的表述中用南阳替代，南阳就是指隆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将《后汉书》和《三国志》郡以下的地名全部换成所属郡名，那么，两部史书岂不一塌糊涂。所以，古代史学家在正史中地名使用的严谨性今人是不容置疑的。笔者也相信，在上述两部史书中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用了“南阳”的地名，而经考证却是宛城以外某地的事例，例如时属南阳郡的樊城，哪部史书里将其称为过南阳？或者自称为南阳？
第六，无独有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用了“南阳”一词：“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通于黎阳，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这里的南阳，是指曹操在宛城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之事。诸葛亮《前出师表》为汉兴五年（227年），《后出师表》为汉兴六年（228年），前后仅隔一年，在前后一年的时间内，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地理学家的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个地名分指相隔两百余里的两个地方。所以，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于南阳”，与《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一样，都指的是宛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按照“襄阳说”的观点，《前出师表》的南阳是邓县之隆中，《后出师表》的南阳也应是邓县之隆中，岂不令人贻笑？是不是又要找出张绣、曹操到过隆中的记载？否则，有什么理由能否定前后出师表中的两个南阳的注释呢？
第七，细看《三国志》，“南阳”这个地名在书中多次出现，个个指向明确，裴松之均没有作注，尤其是在“躬耕南阳”之下没有作注。不仅南阳没有作注，《三国志》里出现的所有地名几乎都没有作注，因为这些地名就是今天看也不会误解，更何况陈寿（233~297年）几乎是三国（220~280年）同期的人物，蜀灭时裴松之31岁，三国归晋时48岁，即开始撰《三国志》，汉魏时期那么著名的南阳，他怎么可能搞不清其含义和所指呢？
所以，诸葛亮所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中之“南阳”，如果不是指南阳全郡的话，按当时的习惯，则一定是指郡治宛县，而绝不会附会成隆中或南阳郡宛城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
（写于2010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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