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带诏背后反映出的政治较量
据《三国志》记载：建安四年（199年），董承接到汉献帝的衣带诏，与种辑、吴子兰、王子服、刘备合谋反曹，次年初，事情即败露，董承等人俱被族灭，仅刘备幸免。这就是衣带诏的故事。此诏书到底是不是汉献帝的亲书，抑或是董承等人的私下炮制，陈寿自己也拿不准。同样是出自陈寿手笔的《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献帝起居注》的记载就显得自相矛盾：董承密谋反曹时，曾对王子服说：“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由是也。”王子服怕兵少事败，不敢答应，董承又说：“事讫，得曹公成兵，顾不足邪！”二人遂定计。显然，董承等人密谋反曹是历史真实，但衣带诏的真假就值得怀疑。
记录历史的人其实不容易，既不能亲历现场获得第一手资料，又不能凭空杜撰胡编乱造，更多的时候大概只能依靠合理的推断。《三国志》之所以一直被后人认可，不能不钦佩陈寿的精明：对于自己拿不准的历史事件，就权且记录下来，并在其他地方埋下模棱两可的伏笔，让后人再行推断。赵炎认为，从政治投机的角度来分析，董承等人炮制假衣带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权力斗争历来如此。
东西两汉，外戚专权流弊甚深，董承作为汉献帝的岳父，官拜车骑将军，还开了府，有权有位，岂甘仰人鼻息？董承既受这种流弊的影响，又出现权力膨胀，在政治上有所图谋就顺理成章了。既然曹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进行政治投机，而且这种投机所带来的实际利益大得惊人，那么，董承造出“天子诏书”就是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翻版。此举假借忠于汉献帝的旗号，可迅速扩充自己的实力，形成与曹操集团相抗衡的董承小集团。从董承和王子服的对话里，不难发现这样的图谋。
从罗贯中的叙述里，我们也能感觉到这样的推断。《三国演义》把发生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耿纪、韦晃、吉本等起兵反曹失败的事情提前了19年，硬是让吉本以太医令身份参加了董承集团，还编出投毒杀曹的故事。原本毫无关系的两个历史事件，老罗为什么要对它们进行糅合呢？理由无非有两个，一是渲染董承反曹过程的曲折和情节的惊险，二是想凸显董承集团的实际力量，否则，与曹操的雄厚阵营不对等。这就告诉我们，董承反曹是有预谋、有组织、并且实施了的，政治投机企图十分明显：夺取曹操的军队，由自己取而代之。
建安四年，汉献帝才19岁，毛头小伙一个，在曹操的威慑之下，连响屁都不敢放，自保尚且力不从心，哪来的勇气下杀曹的诏书呢？朝廷内外几乎都是曹操的眼线，董承即便真的从汉献帝手里拿到了诏书，恐也没机会带出来。从后来的未动而事败来分析，曹操的耳目对董承组织的“七义小集团”似乎毫无觉察，那么，汉献帝泄密的可能性就最大（演艺里说的泄密原因不可信--笔者注）。如果诏书出自汉献帝，一旦泄密，小命难保，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清楚，怎么会轻易泄密？在过去信息传递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曹操的耳目再厉害，也不可能神通广大到这样的地步。据赵炎看来，董承可能把自己的政治投机图谋告诉了汉献帝，事不己出，汉献帝自然就不会铭心，最终事情败露，董承等人慷慨就义。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投机成功了，而董承的“衣带诏”政治投机却失败了。我们无法辨别谁忠谁奸，历史就是历史，但对其失败的原因倒是可以说上几句。按照古人论成败的说法，天时、地利、人和，董承一样也沾不上，不失败也难。归根究底，任何投机行为，最终都要着落到实力上来，没有实力，再周密的策划，再响亮的口号，再有赴死的决心，到头来也只是“取巧”而已。政治投机，成功只是偶然，而失败却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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