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新婚燕尔也撒娇：洞房夜试探丈夫
赵明诚、李清照有情人终成眷属，喜结良缘。那么，他们婚后的生活过得幸福吗？ 李清照作品中有一首《减字木兰花》表现出她婚后的幸福与愉悦，这首词写道：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春天到了，买来一枝含苞欲放的梅花，花朵上仍浸染点点晓露，花色妍如彤霞，楚楚动人。但在下阕，作者笔锋突然一转，开始语带忧虑，说道：“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如果这娇艳动人的鲜花被我的夫君赵明诚看见，该不会说我的容颜尚不如这花朵美丽吧！其实作者此时不过十八九岁，正是青春少女、花容月貌的年纪，再加上饱读诗书、文采飞扬，那种娇美高雅的气度岂是一朵小小的鲜花所能比拟？ 她之所以故意猜疑赵明诚，之所以莫名地嫉妒这朵鲜花，主要目的是想柔情地暗示赵明诚：我是如此地在乎你！更是要骄傲地暗示其他人：在夫君赵明诚心中，我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她马上说：“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我要将你斜插在我如云的鬓发当中，就让我的丈夫看一看，到底是人比花娇，抑或是花娇胜人？如此自信的追问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答案，两相比较之下丈夫的回答只能是：花的确美，人的确更美！其实这首词就是作者借花衬人，借着与鲜花斗艳，表露出初婚女子的娇嗔之态与婚姻生活中洋溢的幸福感。 有人怀疑这首词并非李清照所作，原因是其“词意浅显，亦不似他作”（赵万里辑《漱玉词》）。在他们看来，这首词并无什么深刻的思想内容，甚或有些浅薄，怎会出自李清照这样的大文学家之手？然而，这恰恰才是李清照的本色，爱憎分明，毫不犹豫，决不含糊。只有这样真性情的人，才可能写出真文章，才会感动后人！ 有人也许会问：这难道就是赵明诚、李清照的美满幸福生活吗？也无非是卿卿我我，甜甜蜜蜜，并无特别之处。的确，作为新婚夫妇，他们的常规生活一如一般人的想像，但我们要知道，甜蜜美满不过是幸福的表面现象，关键在于为何会感到甜蜜，感到幸福？ 对于赵明诚、李清照而言，幸福甜蜜的含义并不是形影不离，如胶似漆，因为赵明诚在太学上学，每个月只有初一、十五方能请假回家，即便太学毕业后为官，也无可能天天留在家中，因此他们并不可能朝夕相处、耳鬓厮磨；对他们而言，快乐的意义也不在于每日饮酒看戏，结交四海朋友，因为这种生活并不符合他们自然淳朴的个性。 对这对才学出众的夫妇而言，最幸福、最快乐、最甜蜜的，是能够一起参加彼此都非常热爱的高雅的文化艺术活动。这就是诗词文章创作、收集整理金石碑刻、鉴赏品味文物字画等等，这也是他们之间最重要的感情纽带，是他们相亲相爱相知的最重要的基础。当然他们亦会邀请朋友前来饮酒品茶，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与他们交相往来的朋友也多是有品位有情趣的饱读诗书之士。 不过，要收集金石碑刻文物字画，需耗费大量钱财。也许有人认为，他们二人皆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又都当朝为官，钱财之事何愁之有。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虽然贵为三品大员，李格非也是六品官，但他们皆出身贫寒，家教甚严，并没有给子女养成好吃懒做、养尊处优的坏毛病。赵明诚当时在太学期间根本没有经济来源。太学毕业后也仅是七八品的小官，所以两个人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也无多少私蓄。那他们收集文物所需的资金从哪里来呢？据李清照晚年所写《〈金石录〉后序》回忆，当时，每到初一、十五，他们就去当铺典当衣物，换来五六百钱，然后结伴去东京汴梁有名的大相国寺逛文物市场。大相国寺，就是《水浒传》中花和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与林冲英雄相会的地方。其实在宋代，大相国寺不仅是深受皇帝关注的东京最大的寺庙，也是一个经常举行庙会的繁华集市。在这里往往汇聚了不少古今名人的金石碑刻字画，也算是个民间的文物市场。赵明诚夫妻二人拿着典当得来的为数不多的钱，在这里精心选购。回家后认真把玩、欣赏、考辨，从中得到莫大的快乐。 有一次，有人拿来南唐著名画家徐熙的一幅《牡丹图》，向夫妻俩兜售，要价二十万。二十万对于王公贵族富商大贾而言或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赵明诚这样每月仅一万多钱俸禄的七八品小官而言，相当于他两年的薪俸所得，这绝非他们所能负担。虽无力购买，却又心有不舍，夫妻俩将这幅画留置在家中欣赏了两个晚上，最终还是无奈地归还给卖主。为这件事情，两人在家相对感叹了数日。李清照也将此事记载于《〈金石录〉后序》：“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李清照在晚年的回忆中说，那时虽然他们需靠典当衣物等才能有余钱购置文物，但他们两人的生活却好似“葛天氏之民”，单纯而快乐。葛天氏是上古部落传说中的酋长，相传他们部落的老百姓纯真朴实，悠闲自在，李清照用葛天氏之民比喻他们夫妻清寒淡泊却非常高雅脱俗的生活。当然能够共享这种高雅脱俗生活的人，彼此间须得有共同的爱好与志趣，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夫复何求？这也许才是甜蜜幸福生活的真正内涵吧！ 正当他们沉醉于两人甜蜜而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安宁生活的时候，谁也没料到，他们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重大变故即将来临！这个变故与他们两人的父亲间严重对立、水火不容的政治立场有直接关系。这种对立的政治立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时间一到即会爆炸，爆炸之时不仅伤害到自己，也会牵连到家人。 埋藏在平静生活下的定时炸弹引爆时间已到，所有相关的人都将受到波及。 政治上一直坚持平衡党派关系的宋徽宗，受到新党领袖蔡京的影响，决定再次全面推行新法，并将蔡京提拔为宰相：“徽宗有意修熙、丰政事，……徽宗遂决意用京。忠彦罢，拜尚书左丞，俄代曾布为右仆射。”（《宋史·蔡京传》）赵挺之是蔡京坚定的支持者与追随者，在蔡京的鼎力推荐下，赵挺之青云直上，被提升为副宰相，后来又很快提升为宰相，位极人臣。新党势力一上台，就开始打击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特别是在宋哲宗元祐年间得势的旧党人物及其门人弟子。 如此一来，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就受到牵连，他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与许多苏门弟子交往深厚，政治立场虽不似苏轼等人那样与新党人物泾渭分明，有直接的政治斗争，但是他属于旧党、尤其是苏门一派却是不争的事实。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其时苏轼已去世一年，苏辙也已完全退居河南许昌，但是蔡京等人对旧党的打击却并没有丝毫的减退。对此，《宋史·徽宗本纪》中有着相关的记载： 崇宁元年五月“诏元祐诸臣各已削秩，自今无所复问，言者亦勿辄言”。 崇宁元年九月“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 崇宁二年三月“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其应缘趋附党人、罢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 崇宁二年七月“诏责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崇宁二年九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 崇宁三年六月“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余并出籍，自今毋得复弹奏”。 就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朝廷先后下诏书，列出所谓的元祐党籍，就是旧党人物的黑名单。在第一张17人黑名单里，李格非排名第5位。第二张120人的大黑名单，其中48人的中层官员名单里，李格非排名第26位。这张大黑名单由宋徽宗亲自书写并刻在石碑上，立在宫殿门外。最后名单上人数增加到309人，并由蔡京手书姓名，发至各州县，仿效京师立碑“扬恶”，李格非排名于中层官员名单中的第122位。 同时朝廷还诏令天下，黑名单中的元祐党人及其子孙都不得在京城居住、做官；宗室官员不得与黑名单上家族联姻，如果已经订亲但未交换聘礼、聘帖，必须退掉亲事。 这就是封建时代残酷的政治斗争！ 面对父亲即将面临的厄运，李清照处境艰难而尴尬。朝廷政治斗争日益尖锐，面对得势的公公与失势的父亲同时给予的压力，李清照左右为难。身为女儿，不能袖手旁观看着老父遭到迫害，可是她又无计可施。因为罢自己父亲的官，要将父亲赶出东京的人中竟然恰恰有自己的公公赵挺之。 李清照心急如焚，并立即采取行动。有史料表明，她曾找公公赵挺之，要求他能出面保护自己的父亲李格非，让李格非度过这场政治浩劫。南宋人张琰在给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作的序文中写道：“女适赵相挺之子，亦能诗。上赵相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为了能将父亲救出劫难，李清照给公公写了一首诗，全诗已经散佚，但就从这残留的一句诗里，我们就能够猜想到这首诗的内容。虽然残留的只是一句，但肯定代表了全诗的主题与核心意义，就是希望公公赵挺之看在儿媳的情分上，看在儿女亲家的关系上，看在天下子女都不忍心看父母受罪的孝心上，能够对自己的父亲李格非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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