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是个“三公”消费狂
范仲淹的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有一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学生都能随口背诵。这位因别人的文章闻名遐迩的滕子京滕大人被贬的原因却鲜为人知。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因为“三公”消费过于生猛而获罪的。现在国家对中央和地方亮剑的“三公”消费，指的是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这位滕大人的“三公”消费中没有“公车”和“出国”这两项，而是公款吃喝、馈赠、大兴土木搞政绩工程。
宋代行政机构赖以维持正常运行、行使管理职能的行政成本，一般来自两个渠道：地方财政截留（中央机关为国家财政一次性拨付）和公款经营盈利（放贷和做生意），统称公使钱。《文献通考》说：“正赐钱不多，而著令许收造利”，就是这个意思。
和现在一样，宋代的公使钱支出也没有专门的列项，这就为官员的“三公”消费开了绿灯，很容易出现超标或大肆挥霍。唯一可以制约的手段，就是建立了专门的账簿。这一点似乎比现在要强，毕竟有账可查，属于半公开的性质。滕子京就曾因“三公”消费吃过账簿的亏，后来还烧毁过账簿。
滕子京第一次被贬，是在仁宗天圣九年由大理寺丞贬至闽北邵武做知县，原因是他把大理寺的办案经费用于结交文人学士和资助江湖豪客，美其名曰“建学”。事情被曝光，御史台派人来查账，一查果然如此。到了邵武以后，他依然没有吸取教训，到处大吃大喝，随意挥霍公款。《闽书》直言不讳地说他“复知邵武军州事，自任好施予。”幸好当时的闽北属于边远贫困山区，天高皇帝远，没人告发他。
在山区呆了一年，他又奉调入京，任掌殿中丞。这是个清水衙门，殿中丞又是属官，没有财政支配权，滕子京没有办法，只得好好做官，顺风顺水地熬了多年，一直熬到了泾州（今甘肃州泾川北）知州和庆州知州的位置。在宋代，知州就是一方诸侯，地方实力派，权力大得很，花起钱来自然容易多了。
那么，滕子京在泾州是如何搞“三公”消费的呢？据《宋史》里解释，主要是“馈遗游士、犒劳民兵、兴建楼阁”。先是有人告发，后经御史台派人查账，居然查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浪费“公使钱”十六万贯。读过《水浒传》的人，大概还记得，宋江的人头值多少钱？两千贯而已。一贯钱差不多相当于一两银子，十六万两银子，实在不是个小数目，滕子京花钱够狂。
有人可能会问，犒劳民兵怎么说是公款消费呢？情况是这样的，宋代民兵武装是由地方乡绅豪族组建，其开支也是由乡绅豪族垫付，政府是不花钱的。滕子京拿“公使钱”犒劳民兵，显然有为自己捞取军功的嫌疑。实际上，他从泾州知州升任庆州知州，关键的政绩之一，就是军功。
当然，十六万两银子，可能也是不真实的，因为滕子京吸取了在大理寺的教训，知道有人来查账，提前一把火烧掉了账簿（胆子真不小）。虽然无账可查，御史台的官员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将衙门几个负责记账的小吏进行隔离突审，一笔一笔查对，终于有了这个数字。
滕子京这下子惨了，先贬知凤翔府，后又贬虢州。落魄到这个地步，纪检部门还是不依不饶，御史中丞再次上奏：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于是，滕子京又被贬到岳州巴陵郡（眼熟），这才有了后来著名的“乃重修岳阳楼”。
我们说，一个人犯了错，只要改了就好，浪子回头还金不换呢。但是，滕子京这个人偏偏就死不改悔，到了巴陵郡，还是照旧大吃大喝，用公款馈赠资助他人，甚至他还变本加厉起来了。但是，当时岳阳是个穷地方，公款不够花，怎么办？《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有一则政府通报，说知岳州滕宗谅（滕子京的名，子京是他的字）曾差士兵一百八十七人，用驴车四十辆贩卖私盐三百余笼，并出具公文，要求各关卡不得收税。另外，在《涑水纪闻》里，还记载滕宗谅向民间欠钱不还者讨债（政府放印子钱），讨来的钱有一万缗，用于修建岳阳楼。可想而知，所谓“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云云，都离不开这些公使钱赢利提供的财政支撑。拿公家钱大兴土木，搞自己的政绩工程，自然也属于“三公”消费之列了。
庆历七年（1047年）初，滕子京调任苏州，三个月后病逝于苏州任所，葬于苏州。后其子孙迁葬于青阳县城南金龟源。
滕子京这个人，做官的官声好像还不错，为人的人品也还过得去。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里称：“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宋史》也评价说：“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一个封建官员死后“无余财”，似乎说明他不是一个贪官，但他在任上挥霍公款，搞政绩工程，赵炎以为，这是一种更为恶劣的隐性贪污，与两袖清风和“治”无关。至于“尚气”、“好施与”等性格特点，如果是一个自然人，当然属于优点了；如果一个官员拿着公家的钱随意买好做自己的人情，就很难说是一个好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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