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繁荣的时期到底是唐朝还是北宋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 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 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 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 ，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 ，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 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 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 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 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 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 （1077）北 宋 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 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 泼曰实 明神宗（万历）以 “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 那 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 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 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 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 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 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 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 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 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 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 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 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 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 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 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 ，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 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 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 ，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 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 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 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 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澶渊之盟，一直是受后世指责的失败例证。已往的史书认为，宋既不能消灭契丹，反而在盟约中承认辽政权，又开“岁币”之例，以至两宋“积弱”，局面江河日下。但却很少有人述及当日之真象。
北宋立国之初，北边之契丹已于数十年前先建立独立国家。宋的正统地位是后人封的。后晋皇帝石敬瑭936年割“幽云十六州”与契丹，从法律上、事实上，该地区都已成为契丹领土，而此时后周和宋还没建立。后周世宗北伐，“收复”其中的瀛莫二州，实为对契丹的侵略。宋继周后，于979年至986年间三次进攻契丹，也应视为对契丹的侵略。宋军三次都是先胜后败，契丹一直处于防御态势，只是在名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诱敌深入、切断粮道的策略下，才击败宋军，但也无力南下攻宋。形势实为宋强辽弱。《辽史》也载当时辽军命令对宋朝“不许深入，不攻城池”。而今日之传统史家，无视契丹人也是中国人，无视今日北边之汉族有相当契丹血源，片面歧视契丹，把侵略者宋打扮成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此后契丹经杰出政治家萧太后（辽之皇后均出自萧氏，萧氏原为回纥人）苦心经营，力量日盛，才于1004年发动了唯一一次对宋的大规模入侵。如果辽宋互换位置，传统史家们一定认为是辽在多次受到侵略后，奋起反击吧。当时契丹军深入宋境700里，但后方有沧州等重镇未攻下。而宋在惊惶之下，企图迁都，好在大臣寇准识破辽已是强弩之末，与真宗皇帝进至澶渊，一举击退契丹军前锋，毙其统帅萧达凛（擒获杨业之人）。至此辽已是筋疲力尽，急于和谈。
当时的北宋经济已是高度发达，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达500万贯，而明朝276年间的总铸钱量也仅1000万贯，可见宋朝商业之繁荣。宋朝的年财政收入折算为银绢为7000万两/匹以上。故当时真宗鉴于辽入侵对北方的破坏，准备承担“岁币”百万之数，以求和平。当时也有人指出，辽已强弩之末，可战而胜之，但考虑到即使战胜，双方也势必长期交战，没被采纳。
谈判中，契丹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宋每年送契丹银10万两、绢20万匹，大大低于宋的估计，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可见契丹确已无力再战，此条件宋接受了；二是要宋归还“侵占”的瀛莫二州（辽称“关南”之地），被宋严辞拒绝，契丹和平心切，也未坚持，要知道此二州当时已在契丹军占领之下啊。最后达成的条约为，宋年送契丹“岁币”，契丹退出已占领的华北数十州之地，并在事实上承认瀛莫二州为宋朝领土。对宋而言，已是外交胜利。然后双方共同申明，永结同盟，由“大宋皇帝”和“大契丹皇帝”签约。此后，宋辽120年未开战事。
以上为宋辽争端之始末，从中可看出，宋辽关系中，宋对辽的侵略要多于辽对宋的侵略，双方关系中的和战主动权实在宋方，即使120年后破坏和平，大肆屠杀契丹人民的，也是宋朝。后世史家先入为主，以为“幽云”诸州本来就“该”是宋朝的，宋没有“收复”，即行和平，故宋失败。以此类推，传统史家之所以轻视北宋，是因为北宋没有如他们所愿，“收复”“本来就应该属于”宋的长城以北直至中亚的广大“领土”。殊不知，宋从未拥有该地，谈何收复。
澶渊之盟导致了双方边境的和平稳定，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契丹人民大量吸收汉族文化，为契丹民族最终消失、主流融入汉族打下了基础。所以很多时候，文化与和平的力量，反而大于军事力量。契丹在军事上没有被汉族征服，但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并最终大多融入汉族。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的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洪量宽容。赵匡胤927年出生，976年病逝，在世49年。960年，34岁时登基当了皇帝。在位17年。马上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后，又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不仅赵匡胤未杀有功大臣，这点比刘秀做的还好。尤其难得可贵的是：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在这时期皇帝对不同意见，或任之，或只是贬外地当官，或免职，而没有杀戮，也没有打成右派的迫害。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因此就了有很多诗人词人，写出了传之千古含沙射影的愤恨张狂之诗词。也有了宋词之盛。
而到了宋真宗赵恒之子宋仁宗赵祯继位。则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赵祯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而开了“四书”的先河。还有次出使北方的死者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说：这只是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可见赵祯追求的是天下太平而不是大一统。赵祯碰到疑难案例都从轻发落，史称“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明．郑瑄《昨非庵日纂》）而非“严打”。他执政时四川有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么？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交给皇帝严加惩治。可是仁宗却道：“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做做吧。就授其为司户参军（同上）。
仁宗在位42年，（ 1022年－－1063年）。死时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可见赵祯真是无愧“仁”宗的称号。宋仁宗赵祯的仁德和气量可谓一代杰出君主。当然只是没有实现大一统，宋朝才没有被史家冠为所谓的“贞观之治”等，但老百姓生活在宋朝，却远比生在汉武帝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甚至不卖我“大宛马”也要必诛的时期更幸福。
重复一下一千年前赵祯所带给我们今天的启示，第一个意思是宽容、宽厚、宽松，甚至容得下“大逆不道”的言论。第二个意思是天下太平更比大一统更值得珍惜。
宋朝经济：商品经济发达，两宋都出现过钱荒（虽然南宋的钱荒有部分政治原因），国家铸的铜钱供不上商品流通的需要，所以产生纸币会子和交子；宋的版图和国民没有后来的元明清多，但每年的税收折算后（宋用铜钱，后来几朝多用银货）比后来三朝年均要多好多，有时甚至几倍。
宋朝对外贸易：海路陆路联系都很频繁，而且大部分都是民间行为，并非像唐朝那样多为政府行为，所以官府宣扬不多，其实宋朝的对外贸易量远超过唐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是在北宋传到外国的。
宋的产业结构较前朝和后代都合理，虽然仍是低生产力的社会，但是客户（佃农）只占总户数的6%~8%，超过10%的只有京西北路、京西南路等11路，当然主户中也有种地的，但是没有雇佣关系存在，像现在的小镇上有土地的商人一样；宋朝采掘业也很发达，不过大都官营（国家），两宋盐商也很多，有官营（国家、官府+财主）也有私贩。
宋朝法律：保留有前朝的例（变化的法律形式，每判一案，便记录在册，称为例，作为后来判案的依据）以外，还颁布了一些新法，有明确的税法、刑法、农水法（当时并这么叫），宋朝的法律相对较固定，少有改动，颇有法制气息（宋朝是皇亲国戚被惩罚最多的朝代之一）。
宋朝人事：宋朝除了皇亲国戚外，举官一般有科考、册封、荐举、保举等形式，宋朝官僚体系庞大，大部分官员都来自平民，整个国家平民气息很浓。
整体国势来讲，两宋比唐要好，后世更是不及。
宋朝社会道德：产生理学，统一了国民思想体系，形成了民族性格（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思想体系，一直在喊以德治国，可找不出何德可依），依现代的眼光看宋朝的理学，感觉很是严恪，但在当时为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很大作用。
宋朝文化：百家齐鸣，宋词更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颠峰，这与开明的皇族治国思想有关，宋朝民可言官，臣可评君（臣可以指出君之过错，皇帝觉得对，就采纳，觉得错，也不会杀头，只是贬官），而且宋是文人治国的朝代，整个社会的舆论、思想都很自由活跃，这样的氛围产生繁荣的文化也是必然。
宋朝的改革：宋朝是封建社会改革比较频繁的朝代，虽然都没有推行下去，但对社会影响较大，宋朝的改革大部分是有关经济的改革。宋朝有相对思维通达的一批官员
宋朝的内忧：暴民起义。起义者大多为犯法之人，地痞、无赖主要是这些人的组成元素，他们并非没有饭吃，只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若换成明朝的高压统治，料想这些地痞早该进土了，根本没有起义的可能。
宋朝的外患：宋不尚武，兵力不济，很多参军的把其当成一种就业方式，为了拿点军饷，很少苦练，以致军队战斗力低下。宋朝先后和辽金元打仗，外扰不断，蒙古人飞速踏遍亚欧大陆，唯有宋与其对抗了一百多年，应该说宋朝还算可以的。在边关一直告急的不安全状况下，宋朝国内一派繁荣景象委实难得。
宋朝的科技：《梦溪笔谈》是自然科学在东方国家走上正统社会的开启之门。
四大发明中两项有宋人发明。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各个领域都协调进步的朝代。这种状况只在西汉早期唐朝早期出现过，宋朝却是从建国后不久一直延续到灭亡。 宋朝对国内的矛盾很是在意，经济政策上若出现波折，就变法，有人起义了，就招安，皇帝只为了社会能健康发展，自家的江山不失，赵氏认为江山易主最大的威胁是内忧，遂发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绝招’。元明清民国都是照着这信条来对付内忧和外患的，可惜用歪了，安内时候用的是残酷的镇压，和宋朝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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