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也杀人：孔子诛杀同行对手少正卯
少正卯
在许多似是而非的历史人物中，春秋时期的少正卯算是其中一位。
像一场大剧的主角离不开配角烘托一样，少正卯主要是作为孔子的陪衬人，出演在某个场景中。这样的角色一般没有特定的要求，本属于友情客串，归于群众演员一类。但少正卯例外。他是孔子的对头，也就是说，如果孔子是正面人物，那么他就应该是反面角色。一切的瓜葛，源自一起典型案例。
据史家司马迁提供的时间，不知生于何年的少正卯死于公元前496年——他是非正常死亡，是被“专政”了。
是时，孔子“为鲁摄相”，也就是说当上了鲁国的代理宰相（这个“相”到底是不是宰相其实难说），“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只干了七天，就把少正卯给解决了。
少正卯究竟犯了怎样的滔天大罪，竟让讲仁义道德的孔子起了杀心，动了大怒？
事实是，少正卯一没有涉嫌命案，二不是江洋大盗，和刑事犯罪一点不沾边。那么，孔子岂不是滥杀无辜？对此，不说局外人，连孔子的学生都不理解。
估计就在少正卯就刑的当天，就有学生闻讯而来，一进门就问：“那个少正卯，他可是鲁国的名人呀。先生一上任就先把他杀了，有没有搞错哟？”
“坐下说。”孔子倒是很沉着，“让我慢慢来告诉你其中的缘由。”
人有五种罪恶行为，而盗窃不在其中，孔子娓娓而谈。他教导学生说，“五恶”居其一，“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那就要做刀下鬼了；而少正卯却是五恶俱全，还不该杀？
一是“心达而险”，通古识今但用心险恶，相当于把小聪明用在坏地方；
二是“行辟而坚”，行为邪僻但顽固不化，属于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三是“言伪而辩”，言语不正但善讲搅理，大体是混淆是非，无理也要搅三分；
四是“记丑而博”，宣扬邪恶却旁征博引，用迷魂药毒害他人；
五是“顺非而泽”，张扬错误却加以修辞，让罂粟开出艳丽的花。
大约是看学生还没有听明白，孔子接着强调：“少正卯其人，他一住下来就足以聚集门徒，他一开口就足以妖言惑众，他一不示弱就足以和真理分庭抗礼，这种小人中的豪杰，不可不杀！”
老师言之谆谆，学生可能还是将信将疑。习惯诲人不倦的孔子，怕弟子革命意志不坚定，因此举例说明——
“商汤杀尹谐，周文王杀潘止，周公旦杀管叔，姜太公杀华仕，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付，这七个人，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但都有一颗险恶的心，他们是不能不杀的！”
“以《诗》为证，”孔子越说越有感染力，“‘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那还了得！”
上述案例并非添油加醋，它来源于《荀子》一书，作为最早记述此案的古籍，《荀子》与另一出处《尹文子》的内容相差甚微，它们构成了孔子诛杀少正卯一案的最早史证。
单纯从控方也就是从孔子的主张看，少正卯犯的是思想言论罪。孔子怎能以思想罪置于人于死地？！有现代民主意识、热爱言论自由的人很愤怒。尤其是熟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愤青，对孔夫子的做法嗤之以鼻，更为他的无知和愚昧感到不解。
当然，对于两百多年前诞生的什么修正案，已经仙逝两千多年的孔子一无所知也在情理之中；即便是在两百年前以权利法案创造“自由第一”的美国，这也是一个捡到的神话———当时美国在审批民权法案时，因为前两条提案未获通过，被列在第三位的关于自由的提案，才误打误撞地成为现在的“第一修正案”。
关于古人应该拥有怎样的言论自由权力，我们不能代替前人来进行无谓的制度化设计。从不同意见的倾向来看，检讨少正卯一案的关键，其实不是为少正卯平反或恢复名誉，而是事关孔圣人的名誉和形象。如前所述，少正卯只是一个配角，但他在一个特殊的场景中，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其本身就可以对专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而这份质疑，可能会给专政的决策者孔子和他的高尚人生抹上阴影，造成负面影响。
树欲静而风不止。孔子诛杀少正卯一出戏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而历史上对它不同评判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
【翻案】
少正卯被孔子诛杀，此说给一般人带来的最直观印象就是，孔子竟也杀人，此事是真是假？如果此等杀人的事，安在某某暴君像商纣、秦始皇身上，历史上就不会有太多的人计较，反正债多不愁，虱子多了不痒——但孔子毕竟不同，他可是圣人！
随着孔子的身价被后来的统治者越拔越高，为孔子翻案的人越来越多。
“挺孔派”的翻案主要经过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悄悄地进行舆论引导，用正面的权威的声音大力宣传诛杀合法论、诛杀大快人心说；而在第二阶段显然是反戈一击，加入了声音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一直延续至今的“诛杀怀疑说”，甚至是“造谣中伤说”。
少正卯杀得杀不得？当然杀得！孔子杀少正卯是好是坏？当然是好！早期“挺孔派”大多持如是观点。
他们首先是在汉代“喷薄而出”。 从西汉到东汉，因少正卯一案进行翻案的阵营名人荟萃，高朋满座——
汉初思想家、政治家陆贾，此人极富口才，话语有鼓动性，是圣人“承天诛恶”思想的鼓吹者；
西汉学者、《韩诗外传》作者、博士韩婴，此人与董仲舒的观点多有不同，但在大力推广传播儒学上没有什么分歧；
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此王本色是书生，乃西汉思想家、文学家、著名文化赞助人、《淮南子》一书的投资人及总编辑。相传刘王爷还热爱发明，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同时是中国豆腐的研制人；
西汉史学家、《史记》作者司马迁；
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
东汉史学家、《汉书》作者班固……
从史学、经学的宗师级大家，到统领一方的镇国之王，响当当的这些风云人物，为孔子诛少正卯一案，找出了义正词严的合理解释——
少正卯是“倾覆之徒”和“奸人之雄”，其鼓吹的那一套是邪说，是谄佞邪恶之术，足以乱国政，乱世道。
这样一解释，似乎就没什么可讨论的，因为它早已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带有阶级意味的对抗，是正义之剑斩除祸国殃民的奸雄。
集中挺孔的背景，无疑和当时兴起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运动相呼应。汉武帝接受了“天人感应”派创始人董仲舒的建议，以思想文化的“独尊”选择，确立了儒家思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老大与唯一地位，使“大一统”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成型，并以此进行制度和政治结构的设计与定型工程。风气之下，吃水不忘挖井人，学问全靠祖师爷，尊儒必先尊孔，变成顺理成章的逻辑。
自汉以后，对诛杀一案所持的观点基本调子一直没变，此案似乎已成为铁案。然而不可再说之时，有一个人站起来说话了。
一次真正的翻案开始了，伴生着一个新的观点：孔子真的杀了少正卯吗？
而第一个站出来质疑孔子诛少正卯一事真实性的，是儒家学说升级版本的版主、儒家的第三代领袖，也是圣人孔子、亚圣孟子之后的儒家第三号人物朱熹。朱老三学问深，一贯掌握道德和学术的话语霸权，对孔老大可能被人身攻击的污点不会袖手旁观，不能听之任之，所以他对真实性怀疑，认为这事大体是编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中伤圣人——就像乌云仇视太阳一样。
朱熹这一派也是名人荟萃，就不一一介绍了，其反驳的理由有几条——
一是“推理法”。此说认为，假设，孔子诛少正卯是真实的，是发生过的事情，那一定是孔子经历的大事，也是鲁国的大事，这么大的事，先前的《论语》没有，《春秋》没有，《左传》没有，《孟子》也不提出来，一直到战国晚年才出现在《荀子》中，岂有此理？估计是坏人如申不害、韩非之流伪造的。
二是“冲突说”，或是“矛盾说”。此说认为，孔子杀少正卯，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孔圣人讲仁义，讲恕，推崇“为政以德”，讲这个讲那个，总之讲的都是好的，他怎么会杀人？
三是“超越职权说”。理由是，关于孔子“摄相”那个“相”，是外交活动中的一次代行职务，是外交场合中的“傧相”，他怎么可能去杀像少正卯这样大名在外的大夫？
四是“没有作案时间说”。这一条很厉害，说孔子那时在卫国呢，他不在案发现场呀！
五是“表达错位说”，也可以称之为“信息不对称”。说的是，诛的意思不是杀，而是责备，是批评，人们误把口诛当作了流血斗争。
翻案之浪滚滚而来，诛杀一事又成历史疑案？
【对台戏】
按照司马迁所记述的时间，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年代是“定公十四年”——在没有铁证推翻诛杀的说法之前，我们不妨先设定这个说法仍然有效。
定公是指鲁定公姬宋，他是鲁国第二十五任君主。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司马迁说“孔子年五十六”，他说的是虚岁。民间有七十三、八十四是道“坎”的说法，这两个年龄的数字，和孔子、孟子的死亡年龄有关。孔子活到七十二周岁，虚岁是七十三；孟子活了八十三年，虚岁是八十四岁。所以这时五十六岁的孔子“知天命”已经六年了，是“奔六”的人了，往耳顺之年去了。按说，耳顺之际心也该顺，可孔子偏偏不顺，而且还上火，一气之下竟把胡说八道的少正卯给办了。
少正卯的这个“少正”是什么意思，不好说。周朝有官职就叫“少正”，一种解释为正职之副手。对于少正卯来说，大约属于当时的“以官为姓”情况，这或许能说明少正卯也是有来历的人。
少正卯本人有没有做过官也不清楚，他明确的身份是先生。和孔子一样，他是开办私学的先驱者，是最早的民间教育家之一。少正卯先生教的是哪一派的学说主张，有人倾向于法家。这么认为，主要是根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思维推导的，因为曾经有个“儒法斗争”的说法；但这么认为有些冒险，因为根据他所处的年代，很可能把他推到法家开创者的位置———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法家是国家利益的拥护者，比较热心在君王身边搞变革，不仅不主张搞什么言论自由，还有可能焚焚书简，把思想当作“烧烤”。所以法家一说没什么依据，这条线索不足以深入本案。
听话听音，不妨反其道而行之。从孔子对学生的解释中，也就是从孔子谓之“五恶”的罪状中，可以嗅到关于少正卯老师的一些珍贵的信息。
“心达而险”，说明他知识面很广，也很聪明；
“行辟而坚”，说明他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不朝三暮四；
“言伪而辩”，说明他能言善辩，机敏过人；
“记丑而博”，说明他记忆力好，善于联系；
“顺非而泽”，说明他有语言天分，工于修辞。
如果不说政治导向错误，少正卯老师在当时至少也应该是“博导”级的教授了，但不可容忍的是，他就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出了事情，引来了杀身之祸。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从孔子上台七日就开始动手，以及言之凿凿地指控少正卯的罪状分析，孔老师盯上少正老师，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事情最初的起因，有一种说法是同行竞争惹下的祸。
两位老师各自摆场子招学生，按说井水不犯河水，可少正老师跟孔老师对着干，有记载为证，“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这个“并”字，就是唱对台戏。于是生源大战就展开了，“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三”这个数恐怕不是实指三次，算是屡有发生。为什么会虚，“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原来孔门弟子离开老师去听别人的课了。作为优秀教师的孔子受到了挑战。
也许少正老师主观上并不想和孔老师过不去，但在同城办学，客观上造成了竞争的态势；加上办私学在当时是新鲜事，估计也没有主管部门，所以就谈不上学籍管理，这样就可能让学生出现非正常流动。从“三盈三虚”看，孔门学馆也不是时时冷落。“盈”的时候，大约是少正老师没上课；而一旦少正老师开讲，估计孔子门下就开始“虚”了。
不少人认为少正卯老师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知识广博，这样的判断大致没什么错；如果继而再认为，孔老师讲课一定不如少正老师，这个结论恐怕就有些草率。
或许由于喜新厌旧，听孔老师的课听多了，想换个口味？生活中如此理由很流行，但是，心理学还有一条与此对立的现象叫做“多看效应”。意思是见面的次数越多，互相喜欢的程度越大，当然前提是第一印象很重要；孔老师对学生循循善诱，估计在发挥这个效应上没什么问题。
孔子当老师，出道很早，名气也大。第一次招生，是在而立之年以后，其中包括颜渊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以及后来的得意弟子子路。在孔子三十四岁那年，鲁国的权臣、政坛第三号人物孟僖子，在弥留之际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讲述孔子光荣的家世，讲述孔子年轻有为、通达明礼又学问渊博，讲述自己不知礼而得到的深刻教训，最终告诫儿子进孔子门，听老师话，跟圣人走。这个故事很有代表性，足以证明孔子一出道就身手不凡。加上后来教学相长，孔子在鲁国甚至东周列国，一定是一位响当当的教育家，行业精英。
孔门“三虚”，对一个老师来说，会是一种怎样凄凉的情景，尤其是在“三盈”的热闹之后。一前一后的反差，眼看着门下虚空，老师的心里应更虚。以教育闻名的孔子，在专业上搞不过对手，再宽宏大量的人，估计面子都有些过不去。
因此有人揣度，孔子决定诛杀的原因，是因为少正卯的讲学已经使孔丘大失颜面，这般推论也太小瞧圣人了。那么，直接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
【酝酿效应】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课程安排的问题。
虽然我们拿不到两位老师的课程表，但孔老师的教学大体围绕《诗》、《书》、《礼》、《乐》进行，有可能后来还增设了《易》、《春秋》，这是必修课；还会结合现实讲述理想与人生，即进行世界观和伦理观的教育。少正卯教什么，没有具体线索，但从孔子和学生的反应看，大约会是一些唱反调的论调——对此，孔子很焦虑。
学生反馈来的信息，也验证了孔子的担忧。因为几次课听下来，“门人皆惑”，大家都糊涂了，“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之佞）”，正邪不分了，这还了得？！
“非礼勿听，非礼勿视”，孔老师这样教导学生，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原则，他也会这样要求自己。所以孔子一般不会亲自出马，去少正卯的学馆，去打探对手到底在讲什么。不去听，不等于不了解，他可以接受举报，也可以找学生调查。孔子应当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认定少正卯大讲歪理邪说，这是合乎逻辑的推理。
没有资料证实，两处学馆何时有了裂隙，时间持续多长。基本可以判定，此事发生在孔子仕鲁之前。
作为儒生的孔丘，有过两次入仕的经历。第一次是在而立之年以前，那时是做小角色，类似仓库保管员、牛羊饲养主管之类的差事；第二次则是在知天命之年，也就是在五十一岁左右，他突然官运亨通，从地方干部一直做到鲁国的司寇，乃至“为鲁摄相”。在这次仕鲁之前，从三十来岁到五十岁，构成了孔子第一阶段的教育生涯；孔子和少正卯的对峙，就会是在这一人生段落，更准确的时间段，是在公元前508年到公元前501年之间。
按公元前501年也就是孔子五十一岁的末端时间算起，到孔子五十六岁（更有可能是在五十四岁）的诛杀行动，中间也有几年的时间，这还是最保守的计算。如此说来，孔子从警觉到动手，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至少四年（以孔子五十四岁算），甚至长达十来年。
而充足的时间，极易形成了一个人心理上的“酝酿效应”，亦即，一个人可能会面对一个难题束手无策，不知从何入手，也不知该如何解决，斯时斯地，他的思维就会进入一个苦闷而紧张的“酝酿阶段”；而这个阶段越长，心结就越重，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就越是迫切。直到某日，随着环境和状态的突然变化，他要面对新的事情，而把过去考虑的问题弃之一旁时，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却突然闪现，在发出一声惊叹的同时，“酝酿效应”骤然开花结果。
对照本案，骤然开花结果的是一个字——诛！
做官前的孔子有可能想到这个方案，但因为无法实施，很可能就会让此想法划过大脑之后，迅速地归于黑暗之中。是什么重新点亮了这个想法？一种可能是“为鲁摄相”带来的兴奋，属于新官寻找“三把火”；更多的可能是来自外部的刺激，也就是不知好歹的少正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招生和开课行动。
敌情就是命令。
孔子动手了。在升迁的第七天，也不知道是他的第几个工作日，他快刀斩乱麻，完成了一个案件的执行全过程。这种异乎寻常的超常规速度，也算是“酝酿效应”的结果。因为“久旱逢甘雨”的对策，极易让当事人面对骤然闪现的思想灵光而执迷，从而可能让他失去常态，进入“非常态”的黑洞，就像特定的时刻与特殊的情境，会让一个人暂时失去自己一样。
人生无常，也许圣人也不例外。
在孔子苦闷的酝酿期里，有一幕场景一定会让孔子难以忘怀。那时，弟子纷纷离去，去听少正卯讲学，只有一名学生没有离开，默默地陪伴着自己万分崇敬的老师。他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不错，他就是颜回。
颜回，字子渊，所以也被叫做颜渊，他远不是孔子第一批弟子，但他的家庭为孔门贡献了两代学生。他的父亲颜路，在孔子招收第一批学生时，投入其门下。自己学了，又把孩子交给老师，可见颜路对老师的信赖。在父亲的安排下，整整小孔子三十岁的颜回，十三岁那年（公元前508年），进入了孔子的视野，成为夫子的一名小学生。
性格内向、才智不大外露的颜回，是什么时候引起老师注意的，不得而知。孔子对这位年少的学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从“不愚”到“贤”，他的评价逐渐升级。
而颜回则不然，从一开始对孔子就是高山仰止，崇敬有加。以至于在同门学兄都去给少正卯捧场，造成孔门“三虚”之时，唯有他一人“独知孔子圣也”，未离老师半步。
此时颜回的年纪在十三到三十岁之间，而比他大三十岁的孔子正值不惑与知天命之年间。一老一少，一夫子一弟子，四目相投、默默相对，受挫的孔子如何直面颜回纯洁、信任的目光？
弟子越是信任，越是不需要老师解释；而老师越是觉得难以启齿，就越发会在内心承受无以言说的煎熬。此情此景，在遥远的那个骤然开花结果的时刻，亦即“酝酿效应”爆发的瞬间，是否触动了孔子记忆的神经，坚定了他对“诛”的决心，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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