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佐两代君主的江东重臣：张昭
提起三国，人们都对“舌战群儒”这一幕耳熟能详。有此一番唇来舌往的精彩论辩，才有了孙刘联盟的建立和赤壁之战的发生，从而奠定三国鼎立之势。那些主张与曹操抗衡的人物，凭着罗贯中的一部小说，早已活出历史，成就勋名，家喻户晓。而当时主张议和的，乃是以张昭为首的一班东吴老臣。从来青史留名的，似乎只有大成功者和大失败者。两不沾边如张昭之流，只能在四面高唱大风歌的历史交响中，渐渐被挤出舞台，渐渐被淡忘。
千载之后，谁还记得那个“功勋克举，忠謇方直”的江东老仲父？
张昭，徐州彭城人。自少便博通经史，同州的才士陈琳等人“皆称善之”。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过程中，徐州因处于联络东西与南北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诸多军阀争夺的对象。当时较早控制徐州的是丹阳人陶谦，他为了稳定局势，想起用一些有影响的名士，于是推举张昭为“茂才”，但张昭坚辞，陶谦“以为轻己”，就把他关了起来。
张昭为什么不响应陶谦的推举呢？作为儒学名士，张昭肯定看不起陶谦，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他拒绝当官，恐另有原因。主要在于张昭深知北方军阀混战局面已经形成，且愈演愈烈，徐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必将成为军阀屠戮的战场。“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张昭和很多避难避祸的人一起流亡到江东。
而此时割据江东的，是势力尚弱又一心想成就大事的孙策。孙策急需流寓江东的北方士大夫的支持，一是改善其政权内部的人员结构，淡化暴虐形象；二是争取文臣谋士的合作，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对于张昭等侨寓人士而言，要获得稳定的生活环境，也需要寻找政治方面的依靠，而孙策不失为较好的合作者。这样，以张昭为代表的一批江北文士进入了孙策政权，成为其主要的谋士。
孙策以张昭为贤能之人，明确表示重用，并尊以师友之礼。“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而张昭也不辱使命，将孙策的大后方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当时吴中的人民都称呼他为“仲父”。北方的士大夫写信给孙策常常对张昭的才能大加赞赏，搞得张昭自己都不好意思，“昭欲默而不宣则惧有私，宣之则恐非宜，进退不安”。可以说，张昭在孙策时代还是谨小慎微的。而孙策对此也豁达大度。孙策笑着安慰张昭，过去齐桓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管仲去办，所以他能称霸天下，今天我用了你这样有才能的人，我不也和齐桓公一样么？！
作为君臣，孙策和张昭的关系可以说达到了最佳境界。但另一方面，张昭辅助孙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形象，毕竟张昭以其名士的身份，与北方士大夫互通信息，从而使孙策政权逐步获得北方士大夫和朝廷的认可。有一个很典型的故事说，当时刘表与孙策通信，信写好后，先请狂士祢衡阅读；祢衡说，这样的信只能给孙策军队中没文化的“帐下儿”看，怎么能见张昭呢？否则不太丢人了吗！弥衡是当时出了名的狂人，对张昭尚且不敢怠慢，可见张昭的才学的确备受推崇。
临危受命 扶幼主即位立国
正因为张昭有此才学、有此忠心，才有日后英年早逝的孙策临终托孤的举动，而张昭确实没有让孙策失望，纷乱之际一言定鼎，把孙权扶上吴主的宝座。张昭一生的官场际遇，作为江东老仲父的悲喜，以及日后在史册中占有的位置，就此暗定伏笔了。
建安五年，正当孙策初定江东，意欲大展宏图时，他因私自出猎，遇刺受伤而亡，这一突发事件给江东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危机。孙策对此是很清楚的，于是任命张昭为首席辅佐，并托孤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对张昭明言，如果孙权无法驾驭局势，张昭可以取而代之；如果江东无法立足，可以慢慢归顺朝廷。当然，孙策的本意绝不是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目的是在于激励张昭尽心辅助孙权，同时也是向其他僚属表明张昭的特殊地位，以便于其料理政事。从当时的情况看，以孙权的资历与威望，根本无法应对这一危局，一切都有赖于张昭。
当时的孙权年仅19岁，一边伤心哥哥的早逝，一边又担心自己不能担负重任，只是一味的扶棺而泣。张昭严肃地对他说，这哪是哭泣的时候，如今天下大乱，群盗纷起，正是你建立勋业的时机，哭有什么用！说完亲自扶孙权上马，列队出巡。以张昭当时的声望，他的表态，使当时自文武群臣至江东庶民都“众心知有所归”。
张昭一边安抚人心惶惶的流寓文士，一边争取江东本土大族名士的合作，进一步改善孙权集团的人员结构，扩大和巩固统治基础。孙策死前对孙权说，我的使命主要是以武力征服江东，而你必须改变政策。张昭辅政后，大力延揽南北文士，北人如诸葛瑾、步骘、滕胤，吴地名士如陆逊、顾雍等皆相继进入孙吴政权，成就了后来陆机称颂的“江东盖多士矣”的局面，为孙权进一步的政策调整奠定了基础。
张昭还参与实际军事活动，或出谋划策，或领兵出征，更多的是在孙权出征时，留守岗位“扮演萧何的角色”，以确保孙权无后顾之忧。张昭还主持起草了孙吴政权的典章制度，从而为孙权正式立国提供了条件。作为孙权初期的首席顾命大臣，张昭成为江东政权的主心骨。当时，孙权对张昭“待以师傅之礼”，尊敬有加。
勇于直谏 老仲父苍凉谢幕
好景不长。孙权统治期间，张昭的政治核心地位仅维持了两三年。建安七年之后，随着孙权地位的巩固，特别是其军政规划与张昭发生分歧，双方关系日益紧张，孙权虽然表面上仍以“师傅之礼”对待张昭，但对他的意见并不看重。而对张昭来说，孙策的知遇之恩是莫齿不忘的，孙策的临终托咐更让他时时在心。在张昭看来，自己始终是孙策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孙权绝无二心的看护者，是为了孙吴政权的利益拼了老命直言敢谏、心里眼里容不下一点沙子的顾命老臣。《吴书》上记载他“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
有一次，孙权在王宫大宴群臣，喝得酩酊大醉，不觉狂态发作，命人用水浇洒那些东倒西歪的大臣们。孙权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对群臣说 ：“喝！喝！今天要喝个痛快！定要大家醉得掉进鱼池中，才算了事！”张昭见孙权如此胡闹，开始板起面孔，一言不发；后来干脆起身离席，走出王宫。孙权见了，头脑似乎稍微清醒一点，连忙派人请张昭回宫，并笑着说：“我不过是让大家乐一乐罢了，先生何必发怒呢？”张昭毫不客气地说：“想当年，商纣王造糟丘酒池，为长夜之饮，他也认为是乐事，而没想到是罪过呀！”听了这话，孙权无言以对，面有愧色，立即结束了酒宴。
孙权爱好打猎，张昭就指出：将军坐领江东应该驱领群臣，争雄阵前，怎么能够沉迷于与野兽争勇，万一出了事，会让天下耻笑。孙权当时听了收敛一些，过后又犯，而张昭就不计后果屡次进谏。
孙权表面上敬贤爱士，但张昭的刚直严厉确实令他无法忍受，“外接待而内不能善”，可以说是当时孙权的最佳写照。孙权与张昭之间终于越走越远，两人分歧也越来越大。
最大的分歧出现在赤壁大战前夕。张昭希望孙权接受曹操的收编，归顺汉统，早日结束乱世；但孙权早就不满足于做汉室的顺民了。面对张昭等人的压力，孙权拍案而起，以刀砍桌角说，再言降者如此桌。于是，孙权组织军队，与刘备联合，最终取得了著名的赤壁之战的胜利，从而确立了三国鼎立局面。经过这次斗争，张昭基本上失去了对孙权军政事务的参与权力，更不要说是决策权了。
赤壁之战成了张昭人生的转折点。孙权称吴王后，取笑张昭说：我当日要是听了你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荣耀，恐怕早已在讨饭了。而张昭无地自容，羞愧难当，伏地流汗。
在赤壁之战这个大背景中，张昭的建议似乎没有鲁肃等人高明，甚至有人轻视张昭为投降派，斥责他被敌对势力的表面强大威慑而丧失了头脑。其实，历史上的人和事并非如此简单。张昭作出这种选择，与其个人胆识并无关系，而是由其道德情感所决定。张昭出自汉代的儒学世族，重视名节，曹操打着为汉廷征讨僭逆的旗号，这对儒学士大夫具有很大的道德感召力。儒生无不以天下统一为“天之经，地之义”，因此，张昭希望孙权能响应降曹，归附汉帝。但无论如何，张昭与孙权已经“道不同不相与谋”，双方在感情上已无法沟通。
此后的张昭基本上处于退休状态，除了象征性地上朝行礼之外，没有实际的军政权力，于是只好在家潜心于儒家经典的研究和书法的练习。这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由于心情积郁，他原本刚烈的脾气更是常常莫名发作。
嘉禾二年（233年），张昭终于爆发了。孙权在称帝后心气浮躁，当时割据辽东的公孙渊迫于曹魏威胁，派使向孙权称臣，孙权以为自己有机会统一全国，成为天下共主，于是派兵万余人并携带大量物资渡海赴辽。此举之荒唐，人所共知，于是群臣激烈反对，其中张昭的态度最为强烈。
孙权被激怒，拔出佩刀砍在案几上，严厉地说：我让吴国的士人入宫拜我，出宫拜你，你却总是和我唱反调，违背我的意愿，我真怕有一天会控制不住自己（杀了你）！张昭熟视孙权良久，从容地说：我知道我的话不中听，但我之所以竭尽愚忠，是因为太后临崩时叫我到床前，让我好好地辅佐你啊！孙权听了张昭的话也很难过，于是掷刀于地，与张昭相顾而泣。
孙权最终并没有听从张昭的劝告，仍然派遣使者前往公孙渊处。张昭愤而称病不去上朝，孙权也恨张昭不给面子，派人用土封了张昭家的大门。谁知张昭根本不吃孙权这套，反而也用土从里面将自家大门堵上。后来公孙渊果然反复无常，杀了吴国使者。孙权向张昭解释，以求谅解，张昭决然不理。孙权就放火烧张家的大门，张昭仍旧不出。孙权急忙救火，久候门外。张昭最终被儿子扶出，恢复上朝。
孙权之所以如此，是因辽东大祸后，群臣分离，必须借用张昭的声望恢复朝廷秩序。从张昭来说，他在这一事件中，先受拔刀威逼之辱，再受土掩其门、火烧其门之逼，刚毅外表下的儒者尊严几乎丧失殆尽，这对他来说，可谓致命的摧残。三年之后，天下正当拭剑笑问谁是英雄，而张昭终于在长期的抑郁中告别人世。
回首张昭一生的际遇，不由让人心生感慨：英雄造就时势也好，时势炼就英雄也罢，此一话题与张昭无缘了。
当年张昭两度有机会担当丞相一职，结果两次都被孙权找理由否决了，弄得后世史者都替张昭抱不平，甚至借司马徽评诸葛亮的“得其主，未得其时”一语，论道张昭是“得其时，未得其主”。也有论史者假设：要是当年张昭之见被采纳，也许天下一统河山、四海升平会更早实现。可惜，历史之流不可逆，事机莫举不可再。不过，还是应该在史册中为张昭留下方寸之地，毕竟他还能让后人读史之余有所思、有所叹、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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