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成祖朱棣让郑和七下西洋的真正目的
燕王的人马已经到达了南京金川门，建文帝打算出迎，左右人等都散去了，只有几个贴身侍从在旁边。建文帝叹息说：“我没脸相见啊！”于是在宫里放火自焚了。燕王高风亮节，摒弃前嫌，派遣太监前往救援，可惜来不及了，只从大火中把建文帝的尸首抢了出来。燕王哭着说：“你果然如此痴呆啊，我来是为了帮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
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春秋》，有一个历史时期叫春秋时期，另外，还有一种写历史的方法叫做春秋笔法。上面这段文字是燕王朱棣干掉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篡夺帝位后，史官运用春秋笔法描写建文帝之死的“杰出”作品。当我们查阅中国的史书时，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遭遇春秋笔法了，那些毫无出处和佐证的历史根本没有参考价值。更可怕的是，许多史官在皇权的威慑下胡言乱语、胡编乱造，误导我们这些后世的阅读者。
建文帝之死就是一宗无头案。当时宫中大火也许是真的，但那些给朱棣脸上贴金的描写，你要真信，就上当了。建文帝也许的确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这让他的叔叔朱棣十分烦恼。如果这个侄子还活着，可以逼迫其“退位”给自己；如果这个侄子的尸首找到了，旧帝死了，自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大统，成为新皇帝。找不到建文帝，朱棣只能编一套瞎话，说这个侄子想不开，放火烧死了他自己，龙椅自然也就该由叔叔来坐了。
朱棣当上皇帝，按说这宗无头案也就过去了。然而朱棣在位期间，命令手下一位太监率领庞大的舰队和士兵，劈波斩浪，耗资无数，多次下西洋，让人不禁疑惑朱棣做这件事的动机，是不是为了寻找那个人间蒸发了的建文帝？
找个逃跑的废帝，用得着七下西洋吗
那个太监，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和。其实他本名不叫郑和，而是姓穆罕默德，一听这个姓就不是祖籍中土的人士。实际上，郑和的祖先原本是中亚贵族，在元朝初年迁到了中国，后来定居于云南，取了一个汉姓“马”，与穆罕默德的“穆”字谐音。郑和本名马三宝，12岁的时候，飞来横祸，明军打到了云南，他被抓进了军营，阉割后做了太监。不幸中的万幸是，他跟对了主子，进入了燕王府做事，这位燕王，当然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朱棣了。
朱棣对这个马三宝非常赏识，在发动叛乱后，马三宝还为朱棣立下了战功，看来这个太监绝非常人。打下江山之后，朱棣论功行赏，赐马三宝“郑”姓，改名郑和，授予四品官职。皇帝赐姓对于臣子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许多一品大员也没有这样的待遇，可见郑和多么受到朱棣的器重。
永乐三年（即1405年），郑和奉皇帝的命令，率领28000余人、40余艘船，从苏州刘家河出发，开始了第一次下西洋的壮举。到宣德五年（即1430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为止，郑和带队总共7次下西洋，每次的人员、船只规模基本上都和第一次没有什么差别。按照永乐皇帝朱棣的诏书，下西洋的目的是扬我天朝国威，让四方蛮夷归服。不过根据《明史·郑和传》透露，“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也就是说，朱棣怀疑建文帝跑到了海外，所以派郑和去寻找这个废帝的下落。
这的确是一个貌似合理的下西洋理由。在儒家思想的灌输下，古代中国人非常热衷于维护“正统”，朱棣虽然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但按照正统的说法，朱元璋的位子是要传给大儿子的，大儿子早死，所以才传给了大儿子的大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皇位根本没有朱棣什么事儿。朱棣夺位之后，当时的天下第一大儒方孝孺拒绝为他服务，披麻戴孝在朝堂之上写下“燕贼篡位”，愤怒的朱棣灭了方孝孺的九族后还不解恨，连带着方孝孺的弟子、朋友一并杀戮，这就是所谓的灭十族。
这种维护正统的观念在古代异常强大，所以一天不能确定建文帝已经死了，朱棣一天都不能安心。这样看来，让自己的心腹郑和兴师动众地去海外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并不算是铺张浪费，事关自己的宝座，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但是这个理由无法解释朱棣为什么让郑和前后六次下西洋（第七次下西洋时朱棣已经死了），从永乐三年一直找到永乐十九年。第一次下西洋，郑和的船队就已经到了印度西海岸一带的古里，并在那里立碑留念，碑上刻字“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如果仓皇出逃的建文帝能跑到比古里还远的地方，那得在海上以刘翔一般的速度飞奔了。寻找一个生死不明的废帝，根本用不着下西洋这么多次。
所以，寻找建文帝最多只能算是个附带任务。那么扬我国威是不是主要任务呢？明朝的确有这样的传统。朱元璋开国之初，就派人奔赴日本国和东南亚各王国，宣布现在中土是明朝了，各位要积极前来朝贡，还把许多东南亚王国列为“不征之国”，那意思就是天朝不会派兵攻打你们，你们不用害怕，我天朝过去不称霸，现在虽然强大了，但还是不打算称霸，只是你们一定得来朝贡啊！
明朝建立的事情，经过朱元璋这么大肆宣传，早就被东南亚各国所知晓了，本来不需要再去宣传。不过朱棣篡位之后，为了打扮自己的“正统”形象，还是很有必要再次对外宣传宣传，让国际友人都知道自己是如假包换的明朝新皇帝。
郑和下西洋在外交上的确下足了功夫，每到一国，就和国王搞好关系，撒下大把的财物，力邀国王派出使节回访天朝，甚至有些国王还亲自动身回访天朝。当然，那个时代不是联合国里一国一票，大家平等的当代，当年那些东南亚国家国王虽然贵为国家元首，其实比部落酋长强不到哪里去，随便带一些土特产去明朝，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顺便旅游一下见见世面，还不用自己掏路费，何乐而不为呢？有些小国国君甚至在旅游期间，病死在大明王朝境内，真是此间乐，不思蜀啊！
但话分两头说，如果郑和下西洋真的是为了扬我国威，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明朝似乎也太不值得了。首先论实力，当时郑和接触的这些东南亚、南亚国家没有一个能上台面的，不论人口、面积还是经济，和明朝至少差两个数量级。一头狮子愿意和一群狼睦邻友好一下，却肯定懒得搭理一群老鼠。生物界的规律如此，古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弱国无外交。第一次下西洋，郑和这个老江湖就已经把这些小国的实力摸得八九不离十了，扬我国威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没必要再浪费财力再下西洋了吧？
其次论距离，郑和拜访的一些国家甚至远在印度洋的西海岸，那些阿拉伯部落和非洲沿海部落除了给天朝送来几只长颈鹿，让天朝误以为是麒麟之外，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呢？就算是为了交朋友，也没必要带上两万多士兵和几十艘大船过去吧？
千万别低估朱棣与郑和的智力，这一君一臣完全可以位列最精明的一批中国人之列，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只是脑子发热，才干出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事情。不会，绝对不会！这君臣之间一定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郑和连下西洋，其实是为了执行某些秘密任务。
差钱，还是差钱
下西洋行动的总策划是朱棣，因此我们得站在朱棣的角度来想问题。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皇帝，朱棣要处理的重大问题无非是两件事，一件是国防，要时刻警惕元朝的后裔——蒙古人卷土重来。朱棣雄才大略，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直面北方的挑战，并数次御驾亲征，大大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实力，使蒙古铁骑几十年间不敢越雷池一步。郑和下西洋显然和国防扯不上关系。
另一件就是内政了，朱棣面对一个老爸朱元璋留下的难题：差钱。
其实我们在第六篇中就已经谈到，中国境内金矿和银矿十分稀少，因此在金属作为货币的古代，一旦中国的经济有所发展，经济总量和货币总量的矛盾就会日益突出。朱元璋一开始试图沿用元朝印制纸币的老办法，发行大明宝钞来增加货币供应量，与日益增长的经济总量相适应，结果由于无法控制纸币的贬值问题，大明宝钞可耻地失败了，民间依旧用铜钱作为货币。
但是铜钱本身是贱金属，一枚铜钱的价值很小。在小额交易中铜钱还是很方便的，比如买棵白菜、打瓶酱油什么的，但是经济越发展，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大额交易，这时铜钱的麻烦就来了。大额交易对铜钱的需求量非常大，可是古代铜的开采量受到技术落后和铜矿难寻的限制，不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同时从铸造角度看，铸造一批铜钱和铸造一批银币所费工时基本一样，但是平摊到每枚钱币上，铜钱的铸造成本同它本身的价值相比，就非常可观了，相反银币由于本身价值高，所以铸造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
更糟糕的是，铜钱不足，同时经济发展制造出大量的产品，两相比较就会使得一枚铜钱的购买力大大增加，或者说叫做通货紧缩，原来一个铜钱能买一斤粮，现在一个铜钱就能买两斤粮，这对于中国底层的自耕农来说，他们卖粮获得的铜钱变少了，这可不是好消息。货币数量过少，又不开印纸币，人们就不得不采取繁琐的以物易物的方式做生意，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
朱棣也许并不会有这么现代的金融观念，但他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北方游牧民族与明朝长期对抗，蒙古高原那边不可能有什么发财的机会。那么南方的海上有没有机会呢？假如能够在海上找到贵金属比如黄金、白银的产地，武力抢夺或是和平贸易，都会给大明王朝带来足够多的货币，国内经济的差钱窘境也将一举解决。
以上内容纯属猜测，如有雷同，不胜荣幸！
作为一个王朝的管理者，一个脑瓜子足够好使的皇帝，朱棣这样考虑问题是很自然的事情。看看郑和七下西洋的壮观场面，我们可以继续揣测圣意，这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海外货币来源，另一方面是为了向海外宣告，大东亚天朝有限公司拥有强大的实力，华尔街信用评级是AAA级，用你们的金银和我们做生意，购买我们的陶瓷、丝绸，会得到强力的保障。
这就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秘密任务：找钱。确切地说是寻找贵金属货币，比如黄金和白银。
不过，这个任务是不可示人的。明朝是一个道德至上的时代，你可以闷头发大财，但是绝对不能宣扬你喜欢钱。如果你说了，就会被儒生们的口水淹死。朱棣杀了天下第一大儒，名声已经够糟糕了，如果再明目张胆地说我派郑和去找俩儿钱花，简直不敢想象后世的儒生会用多么恶毒的语言咒骂这个永乐皇帝朱棣。
既然这帮掌握话语权的文人喜欢道德，那我朱棣就高举道德的大旗好了，公开宣布我派郑和出海是为了扬我国威，让四方蛮夷归化天朝。从儒家的正统观念看，这个理由太主旋律了，于是反对之声寥寥。背地里，朱棣与郑和却务实地寻找发财致富的良机。
看一个人也好，看历史也好，都不能只看人们公开说的那套东西，而要看人们背地里在干什么。
那么，郑和完成找钱任务了吗？
随着大明皇帝一声令下，三保太监的船队永远地从烟波浩渺的印度洋和南海消失了。这到底应该算是“杯具”还是“洗具”呢？
木头要了宝船的命
屁股决定脑袋，这句俗语就其真理程度可以和政治学上那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提并论。如果我们一屁股坐在大明王朝的座位上，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杯具。
那时，世界正在进入大航海时代，欧洲列强以西班牙、葡萄牙做先锋，荷兰做接应，英国和法国做中军，德国、俄国殿后，纷纷撑起桅杆，在占地球表面71%的海洋上纵横捭阖，四处占地殖民。而拥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舰队、最先进的远洋航行技术的大明王朝，却在这个历史的节骨眼上突然自断经脉，片甲不许出海，把辽阔的大海留给了金发碧眼的欧洲人。几百年后，在海洋中做大的欧洲人把坚船利炮摆在东亚的海滩外时，古老的中央王朝终于为自己对海洋的忽视而受到了惩罚。
坐在吹着空调的房间，喝着欧洲人的鸟窝牌咖啡，我们转动地球仪，可以随意轻佻地指责大明王朝的罪恶，明朝禁海令让中国在几百年间陷入了被动挨打的窘境，其罪真是罄竹难书！可是即使没有了禁海令，郑和宝船就真的能继续纵横四海，中国会先于西欧各国在贸易上称雄海洋吗？
我们也许太想当然了。真正要了郑和宝船性命的并不是皇帝，而是造船的材料——木材。
小孩子都知道，船是靠水的浮力来停泊在水面的，小孩子还会告诉我们，古希腊曾有一个叫阿基米德的大叔，他知道浮力等于物体排开液体的重力。因此从理论上讲，造船的材料不一定非要用木材，用铁皮也可以，只要有足够的排水量就行了。但我们可是回到了明朝的郑和时代，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固然发达，却也没有踏入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门槛，不会用铁板、铁皮来取代木材造船。西方那时自然也没这本事。
情况很明朗了，明朝人造船，就必须砍伐树木。建造的船只体积越大，就越是需要参天古树的树干。糟糕的是，明朝后期，建造船只所用的木材已经开始短缺了。因为在古代，木材除了造船之外，更大的用途是建筑房屋、烧火取暖。从事海上对外贸易的城市若要建造大船，首先会就近砍伐树木，于是海边的优良树种先被伐光。后来，人们又沿河开始砍树，可以顺流而下，把好木材通过水路运送到海边的造船厂。再后来，河边的木材也砍光了，要寻找好的木材，只能去远离水系的深山老林中。
如此一来，造船厂获得木材的成本就大大增加了，这个成本包括寻找木材的时间成本，也包括木材的运输成本，还包括好木材短缺而节节攀升的价格成本。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教导我们，只有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考虑干它一票。如果成本大于收益，本着“无利不起早”的原则，人们宁可躺在家里睡大觉。就在木材成本不断上升的时候，明朝官方投资郑和宝船获得的收益却并没有增加。
大船适合远洋航行，中小船只适合近海航行。郑和宝船是当时海洋上的巨无霸，本可以用于远洋贸易，赚取暴利。如果明朝真把郑和宝船开到欧洲去，这一票买卖可就做大了。由于阿拉伯人在西亚兴起，切断了东南亚对欧洲的香料出口，香料可是欧洲人加工肉食的重要调料，口中淡出个鸟儿来的欧洲人当时都快疯掉了，所以才拼了命地派舰队去寻找印度。以郑和宝船几千吨的排水量，运一批胡椒、肉桂和丁香到欧洲……那会赚得一塌糊涂。
可惜明朝政府官员不是现代人，没有这么敏锐的商业嗅觉。他们没能发现欧洲市场对香料等产品的狂热需求，所以宝船最终并没有用来做大规模的远洋贸易，更多的是用来彰显国威，让四周小国承认中国是天朝上国，然后小国定期或不定期地拿一些珍禽异宝之类的东西朝贡。所以宝船对于贸易并无实质的贡献，不仅没有增加国家的财富，反而消耗了大量财富。
成本既然大于收益，那么长远看，郑和下西洋就不是个好的商业模式了。虽然永乐皇帝朱棣出于各种考虑，包括寻找黄金白银的目的，支持郑和的航海活动，但长此以往，国库难免捉襟见肘，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后郑和时代的“海商王”
既然我们能穿越回明朝，接下来，我们不妨再穿越空间，换个座位，坐在东南亚的海外华商的椅子上。上一篇我们已经知道，郑和出海剑锋所指，其实是那些不归天朝管辖的海外华商。郑和下西洋，给那些海外华商的贸易网络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所以明朝停止了下西洋的活动，对海外华商来说，真是天降“洗具”了。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在郑和时代之后，中国的船只彻底退出了东亚诸海和印度洋，给欧洲人开展跨洋贸易留下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其实，如果我们穿越回郑和时代之后的东海、南海，观察海面之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就会发现，大部分船只的主人依然属于华人，华人是当时亚洲东部海域当之无愧的“海商王”。
确切地说，那些船只并不是明朝官方的宝船，而是海外华商的大大小小的贸易船只。现在问题来了，明朝官方由于木材短缺，不得不放弃了航海事业，这些非官方的海外华商从哪里搞到了珍贵的造船木材，并且违法开工造船的呢？
这些海外华商毕竟出过国，见过世面，不会眼睛只盯着天朝的一亩三分地。在当时东南亚的许多岛屿、半岛上，还生长着茂盛的森林，许多树木可以用来建造船只。于是，这些海外华商就把造船的任务委托给东南亚地区的造船厂，船只建造好后，再开到中国沿海，供自己跨国贸易之用。利用造船外包的方式，华商们成功地解决了郑和时代明朝的造船难题。
为什么大明王朝没有借鉴海外华商的造船模式，发展自己的官方船队呢？
一个是面子问题，一个是商业模式问题。首先，天朝乃是上国，怎么能屈尊为了几根木料和周围的那些蕞尔小国开口，做平等互利的生意呢？谈钱，太伤感情和面子了！最有喜感的场面应该是，天朝圣上还没开口，海外各国已经把木料运到了京城，作为祝贺圣上第21个妃子生日的礼物。然后龙颜大悦，圣上再顺手赏给这些进贡国一批上等丝绸和茶叶。
这就是明朝试图建立的一种“商业”模式——朝贡制度。周边小国承认天朝的宗主国地位，定期不定期地向大明皇帝进贡，然后从大明皇帝那里获得远远超过进贡物品价值的赏赐品。做这样的亏本买卖，明朝并不是为了获得商业利益，而是为了获得周边小国的臣服，至少是表面上的臣服。
反观周边小国，放着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不做，就是傻瓜！进贡就进贡吧，面子是小事，发财是大事。但是怎么做，还是得合计合计。明朝缺好木材，但这些小国却不会拿大量的木材当贡品，万一明朝用这些木材再建立一支三宝舰队，开到南海和印度洋耀武扬威，这些小国就麻烦了。所以我们看这些国家的贡品中，有象牙、香料、犀角、玉石、珍贵皮毛，甚至还有春药和高丽美女。许多贡品对于天朝宫廷来说，都属于难得的高级奢侈品。但是关系到国家海上贸易和海军前途的优良造船木材，在贡品的名单上却几乎看不到。这帮小国，大大地狡猾！
还是让我们回到海外华商那里。虽然手握木材，不过华商们毕竟是商人，他们并没有制造郑和宝船那样的大船，而是建造了数量众多的中小船只，这其实是当时华商的精明之处。
郑和宝船虽然运载量大，但建造成本高昂，速度缓慢，而且需要配备足够的武装护卫力量，否则只会是官府或海盗口中的一块肥肉。此外，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马六甲海峡是进行跨洋贸易的重要通道，但那里的热带季风却很强烈，每年会改变一次风向。季风的这个特点对商人来说很头疼，在蒸汽机动力还没有亮相海洋的时代，船员们只能依靠风力和人力远航，想顶风穿过马六甲海峡做远洋贸易，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如果这些海外华商一定要建造大船，做远洋贸易，一年就只能来回穿梭马六甲海峡一次，这对于讲求经济效益的商人来说，时间成本也太高昂了。
华商选择了建造中小船只，其经营之道是把中国的丝绸、陶瓷运往马六甲地区的中转站，在那里卖掉货物，然后购买中国所需的印度棉、靛蓝染料，装船返航，运回中国贩卖。这样做的好处是资金流转很快，每年可以往返中国和马六甲地区数次，不必等很长时间才得到收益。商人要追求的是最大的利润，中小船只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当然没必要建造巨大的郑和宝船。至于那些卖掉的丝绸和陶瓷如何辗转运送到消费地即欧洲，那是南亚商人和欧洲商人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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