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场溜须拍马之风产生的灾难性后果
宋仁宗
北宋开国之初，太祖赵匡胤就推行了“重文轻武”，即“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这让有宋一朝在我国历史上注定是一个由文人主导的朝代。但在宋朝以前的唐末五代时期，一方面，军阀争霸，战乱频仍，斯文扫地；而另一方面，掌握军权的藩镇横行天下，人们普遍认为“文章礼乐”无益于时，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后，为避免重蹈五代时期王朝更迭频繁的覆辙，采用宰相赵普的提议，实行偃武修文政策，通过“杯酒释兵权”，推行“更戍法”的兵役制度和用文官取代武官治理国家等措施削弱武将的权力。
赵匡胤驾崩后，其弟宋太宗赵光义大力推行文官制，并通过扩大科举规模吸收大量文人进入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由文人执政的朝代。赵匡胤与赵光义兄弟二人前赴后继推行的偃武修文措施被后来的继承者奉为不可更改的“祖宗之法”；后来，宋真宗赵恒和宋仁宗赵祯都是这个祖宗法度的模范继承者；再后来，宋神宗赵顼授权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主要是针对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改革，对偃武修文国策并没有触及，到北宋晚期，朝廷的文官队伍空前庞大。
为了选拔文人治国的人才，北宋时期改革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始于隋，兴于唐，完善于宋。北宋科举制度在因循唐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取士途径和取士规模，在考试内容和考试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唐代科举以进士科为主要科目，每次录取人数只有二三十人，北宋初年每届录取人数和唐代差不多。但到了宋太宗时期，为补充朝廷文官队伍，开始大规模增加录取人数。太平兴国二年，即公元977年殿试，共举进士109人，诸科及策者207人。后来，录取人数继续增加，每届录取进士人数都在300名以上，使北宋出现了人才济济的局面。
据有关史料记载，北宋科考的考官基本上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且有文化修养的高端学者。譬如，宋仁宗嘉祐二年，即公元1057年的科举考试，担任知贡举的一代名臣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担任权同知贡举的王珪、梅挚、朝绛、范镇和担任点检试卷官的梅尧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名家，而这一届科举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科录取了388人。
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就在这一年考中进士，苏轼考了第二名。宋仁宗看了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考试文章后，极为欣赏，回到后宫还赞叹不已，对皇后说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与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同榜高中进士及第的还有曾巩、曾布兄弟，曾巩后来与苏轼、苏辙一同进入了“唐宋八大家”的行列。北宋时期进入“唐宋八大家”行列的还有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的父亲苏洵。而唐朝著名文人进入“唐宋八大家”的行列只有韩愈、柳宗元二人。
北宋是一个文坛上群星荟萃的时代，因此造就了北宋官场十分浓郁的文化气息，许多官员不是享誉一方的学者，就是名满天下的词人。宋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精华，其内容之广泛，体裁之多样，艺术之精湛，都是历朝历代所无法与之相比的，它和唐诗并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譬如，柳永、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范仲淹、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等都既是北宋朝廷的官员，又是当时鼎鼎大名的风雅词人。
然而，这些鼎鼎大名的风雅词人入仕为官，不仅没有能改变北宋官场为追求名利而竞相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顽疾恶习盛行，反而让此类风气有增无减。譬如，早在宋朝初年，大臣陶穀堪称文坛好手，曾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受禅之时，因没有来得及准备禅文，正焦虑之时，正在台阶之下的陶穀立马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禅让诏书，交给赵匡胤化解危机。陶穀此举，无疑是希望借机博取上位而已。再如，当时科举出身的宰相冯道，则更是经历四个朝代，且代代显达，至其死后仍遭人嘲讽，认为其足已“与孔子同寿”。
宋真宗时，关系风盛行于整个北宋官场，官员要想升迁得快，就必须拉关系，攀高枝。当时，一代名相寇准当权，在士大夫间颇有较高威望，有一个名叫丁谓的官员便拜倒在寇准门下，执弟子礼，恭敬如父。有一次官场聚餐，寇准不小心把菜汤弄到了胡须上，丁谓见此情况，立马快步走过去，反复在寇准的胡须上擦拭，直到擦干净为止。这一极富创意的大献殷勤动作，竟无意中打造了“溜须”一词，一直流传至今。
寇准虽为一代名相，刚正不阿，但是到了此时也不能免俗。他深知官场上投桃报李的潜规则。当时，李沆出任宰相，寇准就将丁谓推荐给了李沆，说丁谓才华卓著，可堪大用。但是，李沆却一直压着不用。后来寇准出任宰相，便极力扶持丁谓。于是，丁谓官运亨通，从谏议大夫、权三司使、加枢密直学士、礼部侍郎，一直做到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然而，丁谓一旦腰杆硬了，便毫不留情地收拾起寇准来了，而且招招狠毒，步步为营，让寇准防不胜防。
当时，宋真宗患病在床，太子年少，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刘娥作主。丁谓一方面在宋真宗面前说构陷寇准，另一方面又在刘娥面前挑拨离间，说寇准想废皇后。就这样，一来二去几个回合便把寇准贬出了京城，到道州做一个地方官去了；接着又贬更远的雷州。贬途之上，寇准不禁想起当初不遗余力推荐丁谓的经历，不禁感慨万端，悔恨不已。寇准最后客死他乡，结局如此悲惨，让人不禁唏嘘。
其实，宋真宗还未患病在床时，看到北宋官场上为追求名利而竞相拉关系、攀高枝的恶习已经全面抬头，就在咸平二年，即公元999年专门下诏，令“百官比周奔竞有弗率者，御史台纠之”。其中所说的“奔竞”说的就是奔走竞争，指对名利的追求。《晋纪总论》中就说：“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但是，宋真宗的一纸诏书并没有能够遏制住这股为追求名利而“奔竞”的势头。
及至宋神宗时期，有一大批官员，不知变法为何物，却借着变法之机，附和新法，投靠掌控“熙宁变法”大权的王安石的门下。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的官员们找王安石办事，“有日至而夜不出者，有间日而至者，有安石据厕而见之者。”当时，有个叫崔公度的小官，为得到升官机会，特献《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一文以邀功，甚至在王安石上厕所时也尾随而去，轻执安石衣服尾带。当时，王安石大惑不解，他反倒落落大方言道：“相公带有垢，敬以袍拭去之尔。”北宋官场有此无耻之徒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宋哲宗元祐以后，北宋官场上为追求名利而竞相阿谀奉承的奔竞恶习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蔡京东山再起，通过拉关系的办法罗网了一批贪官污吏。他们互相吹捧，结党营私，危害朝野。到了宋徽宗时期，竟然组成以蔡京为首的“六人帮”，民间称之为“北宋六贼”。这六个人分别是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他们都是北宋宋徽宗时期的重臣，却是大肆贪赃枉法，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一时害得天下哀鸿遍野、民变蜂起，是导致当时各地农民起义和金邦入侵中原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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