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男人是如何表现自己身份和地位的
如果说什么代表一个男人的身份和品位，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难找到答案。通常只有那些有钱的男人才找得起情人，在一部分人眼里，情人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就像别墅、名车、名牌服饰一样，漂亮的情人似乎成了有身份男人的活广告。这也许是现代男人身份象征的最佳答案吧，古人也是如此吗？
翻阅资料我发现了一个趣事，古代男人竟然把有事没事吃“伟哥”当做了身份象征，中国有个名字叫“五石散”药，也叫“寒食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称它“五石散”，是因为它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一种中药散剂，而之所以又被称为“寒食散”，乃是因为服用此药后，必须以食冷食来散热而得名。
由于这个药的材料很贵，服用此药竟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有假装“石发”来表示自己富贵身份者，《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首先，服食“五石散”之最直接后果，乃是形态举止大异常人，此盖因药力之故也。凡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五石，皆为燥温之物，服食以后五内如焚，亟需以行走发汗来驱发药性，因而魏晋文献和此后的记载以及文学作品中多有“行散”、“行药”一说。
比较著名的就有《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几则，其中一个是王恭的事迹：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 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而另一则是正好碰上了行散的上司，因此靠一句话救了全家一命的：“谢（重）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外示絷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其次，还有诸如暴躁而口发狂言，桀骜无礼或赤膊跣奔等等放浪形骸的荒诞举动，也大都有着这个原因。
为后世津津乐道所推崇的魏晋风度中“扪虱而谈”之从容风范，系典出王猛，然王猛是不是服药因史无记载，是以我们不得而知。但在魏晋时期，虱子这个讨厌的东西，倒确确实实是经常和名士们联系在一起。《世说新语》一则记曰：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竹林名士嵇康亦颇服药，在其名篇也可以说是导致他身死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道：“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又有“心不耐烦”云云，其中的“心不耐烦” 或为托词，但是也不能排除是服药后导致脾气暴躁的后遗症。
后来的桓温也有这个毛病：“桓车骑不好着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摧使持去”。不过这衣服若是时常不洗，软固然是软了，但是只怕虱子也因此便在身上繁荣起来。所以当时的名士也就和虱子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晋名士由服药导致的不卫生习惯而引发之寄生虫祸害，居然可以成为后世美谈和追崇的风范，此亦恐是他们所始料不及哉？
再次，然此药的药性如此危险及剧烈，那服食五石散的首倡者何晏，他又何以要服用此药呢？
何晏此人除了是魏晋玄学宗师之一，开正始风气之先之外，本身还是个美男子并且好色。《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硃衣自拭，色转皎然”，后人因以“面如傅粉”来形容男子美貌。《三国志》则曰：“（何）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然后又云“（何）晏尚（公）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皇甫谧亦言其 “耽声好色”，这个何晏在娶了公主后还敢四处渔色，色胆不可谓不小，好色之心不可谓之不盛。
因此此人既是美男子又好色的这个事情，应该是确凿无疑的。而他好色的直接后果，自然便是体虚了，是以皇甫谧才直说他因好色之故才服食“五石散”。综上所述，他服药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不过也可以说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即他因沉耽于声色之中，导致身体虚弱，因此服用五石散。也就是皇甫谧所说的：“……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而在服用以后，由于自觉“心加开朗，体力转强”，效果显著，所以大肆倡导，于是“京师翕然，侍以相授”，并且大规模流行起来，终成魏晋名流的一种时尚和象征。而何晏自己也曾说过：“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从这里我们一样可以发现他服药确实不仅仅为了治病，还兼要追求其他诸如“神明开朗”一类的效果。
第四，服食的“五石散”或者叫“寒食散”这个玩意，至少到唐代以前，也是的确被当作房中药，也就是春药和壮阳药来用过的。
唐代孙思邈也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开篇的卷一就说：“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由此也可以知道，魏晋名士们纷纷服食的“五石散”或者叫“寒食散”这个玩意，至少到唐代以前，也是的确被当作房中药，也就是春药和壮阳药来用过的。
基于这样崇尚人性和自然的大前提下，那么追求声色也是自然而然，而且是必然的事情。所谓色者，人之大欲也，又曰食、色，性也，既然要追求自然和人性，那首当其冲的应该也必然会有性爱在内。这个只要看看魏晋时期研究的房中术和房事理论，就可以知道当时关于房中术的普及和研究，都已到了秦汉以来的空前发展时期，光是丹鼎派领袖葛洪一人就著有《序房内秘术》和《葛氏房中秘书》两书，且在专门讲叙炼丹的《抱朴子》中又再论及房中交合之道。同时道家养生学和炼丹术的兴起，也和房中术互相推动发展，并使房中术这一所谓天人合一的阴阳之道盛行于世，不再为术家秘传。
魏武帝曹操就是一个房中术的信奉者，他招募天下方士：“世有方士，吾王悉招致之，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左慈休房中之术……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问。行其术，亦得其验”。
名士荀粲，他好道精玄学，“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在他看来，既然孔子关于人性天道的谈论没有流传下来，那六籍虽存也是圣人之糠秕，他因此原因而直言六籍是垃圾，则斯言诚足以骇世。
骠骑将军曹洪的女儿有美色，他登门求娶，回来后在家中“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两人甚是欢爱，荀粲对曹氏的美色沉溺之极也疼爱之极，至于“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后来曹氏不幸病故，他思念过度而极之神伤，傅嘏问其原因道：“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娶也，遗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他回答说：“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国之色，然未可谓之易遇。”最后竟然因为痛悼不能已，一年后亦亡故，时年仅二十九岁。
贾充，晋时权重一时，他女儿和韩寿共宿后，欢爱之情溢于言表，贾充先发现她“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来又从韩寿身上香气，发现他女儿与韩寿私通，在落实这个事情以后，贾充干脆不露声色地装做不知道，把女儿嫁给了只是他手下小吏的韩寿。
晋武帝姨妹蒯氏原本就是因为妒忌小妾得宠，才骂了孙秀，而孙秀也做得比较绝，从此就不入她的房。那蒯氏在过了一段独守空房的寂寞时光后，颇为自责后悔，比孙秀绝的是她竟然因为这个，就去找了当今的天子来帮忙，而晋武帝比他们更绝，居然还真的答应了，于是便“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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