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代挖坟：为何乱世会引发大规模盗墓潮
江安发现清代古墓葬群
乱世出英雄，还出盗墓贼，“改朝盗墓，换代挖坟”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纵观整个历史，每一个盗墓高发期的出现，都与改朝换代有关，多在这些“乱世之秋”——
秦末：下相（今江苏宿迁）人项羽盗秦陵。“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坟，私收其财物。” （《史记·高祖本纪》卷八）
西汉末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盗西汉帝陵。“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后汉书·刘盆子列传》卷四十一）
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盗墓高发期，以曹操、董卓、孙权等为代表的各路军阀无不盗墓。
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曹操，盗西汉梁孝王刘武墓。“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而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卷六中补注陈琳的事迹时，引东晋史学家孙盛编撰《魏氏春秋》）
陕西临洮县（现为甘肃省辖）人董卓，盗东汉帝陵。“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卷六）
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孙权，盗长沙王吴芮墓、南越王墓等。“孙权尝遣交州从事吴瑜访之，莫知所在。独得明王婴齐墓，掘之，玉匣珠襦，黄金为饰，有玉玺金印三十六，铜剑三，烂若龙文。”（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墓语》）
西晋初年：汲县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盗掘魏王墓，得《汲冢书》。（《晋书·武帝纪》卷三）
十六国时期：汉国（即前赵）君主刘聪盗掘汉帝陵。“五月寇并州。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胜记。”（《晋书·愍帝纪》卷五）
前赵皇帝刘曜在为汉臣时，盗毁西晋诸帝陵。“建武二年春正月丁卯，崇阳陵毁，帝素服哭三日……五月癸丑，太阳陵毁，帝素服哭三日。”（《晋书·元帝纪》卷六）
后赵君主石季龙（即石虎）盗秦墓。“邯郸城西石子冈上有赵简子墓，至是季龙令发之，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晋书·石季龙载记》卷一百零七）
隋初：王颁盗陈霸先陵。“于是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隋书·王颁传》卷七十二）
唐末：节度使朱泚盗唐陵。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负责皇家事务的官员上奏皇帝李适禀明朱泚盗陵的情况，“诸陵宫寝宇摧毁。”（《册府元龟·帝王部》卷三十）
节度使温韬盗唐帝陵。“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旧五代史·温韬传》卷七十三）
黄巢盗秦陵。“始皇陵内城周五里……项羽、黄巢皆尝发之。”（明·都穆《骊山记》）
黄巢盗乾陵。“武后陵，黄巢伐之。”（《陕西通志》转引明·赵弼《雪航肤见》）
北宋末：金国大将粘罕盗掘北宋皇陵。“绍兴戊辰（公元1148年），太常少卿方庭硕使金，展竭陵寝。先是诸陵俱遭发，哲宗至暴骨，庭硕解衣裹之。”（南宋·韩淲《涧泉日记》）
伪齐皇帝刘豫遍挖境内陵墓。“（绍兴二年）四月时河、淮、陕西、山东皆驻北军，麟籍乡兵十余万为皇子府十三军。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两京冢墓发掘殆尽。”（《宋史·刘豫传》卷四百七十五）
南宋末：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迦，盗掘南宋诸皇陵。“（杨琏真迦）怙恩横肆，执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肢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
明中后期：太监陈奉在湖北盗墓。“兴国州奸人漆有光，讦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进内库。奉因毒拷责偿，且悉发境内诸墓。”（《明史·宦官传》卷三百零五）
太监梁永在陕西盗墓。梁永到了当地后，“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明史·宦官传》卷三百零五）
明熹宗朱由校盗毁金陵。“金朝房山二陵，当我师克取辽阳，故明惑形家之说，谓我朝发祥渤海，气脉相关。天启元年，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割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厌胜之术。”（修复金陵《清圣祖仁皇帝御制碑文》）
清末：南北盗墓贼遍起，数不胜数。典型的如广州盗墓贼焦四：“广州剧盗焦四，驻防也，常于白云山旁近，以盗墓为业。其徒数十人，有听雨、听风、听雷，观草色、泥痕等术，百不一失。”（清末民初·徐珂《清稗类钞·盗贼类》）
从上所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每改换一次朝代，就会出现一波盗墓风潮，盗墓活动的增多与减少，与中国朝代更迭一起波动。其中，汉末、唐末和宋末，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盗墓高发期。
乱世必然有战争，战争需要部队，部队需要军饷，坊间需要食物。而此时的民间财富却非常不足，自然而然，人们便会想着法子寻找财富。中国古人崇尚厚葬，有给死者随葬大量有价值物品的风俗，这便给急于寻找财富的人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盗墓发点死人财，这成为乱世军民的共同追求。
因此，在战争年代，不论是军人还是老百姓，盗墓都会成为他们的一种选择。例如，曹操在军中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成立专门的“盗墓办公室”。同样的，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也是出于战争年代的需要。
在乱世之秋，官府统治者对陵墓的管理环节也是最薄弱的，甚至脱节。江山、活人都快保不住了，死人自然更顾不上，在管理和保护上基本处于真空状态。如唐末出现的节度使朱泚盗唐陵、黄巢的农民起义军盗唐陵，都有这方面原因。
同时，官府对整个社会的管控能力也大大下降，对民间违法行为的控制和打击相当乏力。正常年景能很好发挥作用的、用来维系社会道德秩序的民间力量，在饥饿和动乱中也往往失效，违反伦理的行为无法在这一时期得到约束。
随着时局动荡，人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生存受到挑战，社会民众对官府和富族这类既得利益者的仇恨也大为增加。在这种仇官、仇富的心态下，也容易诱发盗墓。
在民国时期，不只有国内军阀混战、国共两党之争，还有长达8年的抗日反侵略战争，乱世盗墓的作用力更为强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个盗墓高发期，因此党玉崐、孙殿英、汤玉麟、李品仙等一批盗墓大贼的出现，并不意外。
以1928年（民国十七年）7月发生的“孙大麻子盗皇陵”事件来说，从一定时期内看颇为意外，有其偶然，但纵观而论，即便没有孙殿英，也会有赵殿英、李殿英们去刨坟的，难以逃脱“乱世规律”的作用。
进一步说，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同样有大批盗墓贼企图利用中国共产党新政权一时难以顾及，文物管理和保护又跟不上的这一时机，进行最后的疯狂盗墓活动。但这回盗墓贼们失算了，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很重视文物保护，及时对频发的盗墓现象进行了打击。
如在江苏时，主政南京的开国元帅刘伯承，便开展了一场新中国成立初年少见的反盗墓运动。当时南唐二陵、沐英家族墓都遭到了严重盗掘，刘伯承专门指派一名副市长对盗墓活动集中进行了一次严打。其中，一名叫康永海的江宁盗墓贼，被就地枪决。这一次严打保持了30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南京周边的盗墓活动才又逐渐开始抬头。
顺便说一下，其实，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便对盗墓行为重重地说“不”。如在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秋冬之间，发生了第二次盗掘清皇陵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共一下便枪毙了6名盗墓贼。当时，刑场就设在景陵大碑楼前，6名盗墓贼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招牌：枪决盗陵犯×××。
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个盗墓高发期，为何会出现在民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这个时代决定的。
与以往乱世不同的是，中华民国从1912年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不过38年。前有清亡民兴，后有国共交替，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两次改朝换代，中间还有前所未有的日本侵华战争。如此乱世，盗墓现象不频发才怪呢！
值得注意的是，这股“民国盗墓风潮”尚未完全平息，延续至今，它对现代盗墓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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