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邮驿发展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原地区非常混乱，普通百姓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自然更谈不上正常的通信邮驿活动了。史书上记载此时的情况说：“道路壅塞，命不得通。”所谓“命”，就是指皇帝和政府的文书命令，因为战乱，这些文书命令也不能通畅下达了。
1、历史上第一个《邮驿令》
《三国志·陈泰传》说，当时由于战乱，“一方有事”，即“虚声扰动天下”。因此，邮递十分困难，地方也很少给中央政府上书，“驿书”传递最多不超过600里。直到政治家曹操统一了北方，这情况才逐渐有了改变。曹操和他的继承人加强了对邮驿的管理。曹丕建魏后，把长安、洛阳、许昌、邺、谯五个北方大城市建成五个军事重镇，称为“五都”。围绕这五都建立了四通八达的联络通信网。那时，曹魏的通信，绝大多数是军事文书，主要是靠快马投递，步邮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秩序还不是十分稳定，步行邮递很不安妥。即使少量的步行邮递，也不用接力传送，而是找一些善于快跑的人，专程邮递。这些人，被称为“健步”，后来称为“急脚子”或“快行子”。他们往往跑完全程，中途不换人。曹魏有些专门的信使级别很高，他们常常可以与公卿同坐。女诗人蔡文姬有一次为丈夫董祀向曹操求情时，即曾碰到过驿使与公卿共坐的场面。《后汉书·董祀妻传》记载当时的情景说：“董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此时信使的身份较高，其原因可能与社会不安定有关，信使必须由较为亲近的人充当，才为可靠。而这些显贵的亲信，一般身份是大大高于过去充当信差的吏卒的。
曹魏时在邮驿史上最大的建树，是《邮驿令》的制定与实施。这是在魏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时由大臣陈群等人制订的。内容包括军事布阵中的声光通信、“遣使于四方”的传舍规定以及禁止与五侯交通的政治禁令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邮驿法，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可惜的是，这部邮驿法原文已经失传，只是有些内容可以在《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一些后人的辑文中看到。比如《太平御览》有几处引用了这部法令中有关曹操行军用声光通信的内容：“魏武（即曹操）军令：明听鼓音、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闻雷鼓音举白幡绛旗，大小船皆进，不进者斩”（《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四一）。鼓音是声，白幡绛旗是色和光，这是古代声光通信的继续。书里还提到了紧急文“插羽”，即插上羽毛，颇类似后来的鸡毛信。
从上述材料看来，三国时曹魏的通信设施是比较发达的。
魏晋时期，继承两汉的邮驿管理制度，主管邮驿的机构归法曹。两晋时，法曹的官吏还利用邮驿宣布新法律。《晋书·刑法志》记载，西晋时主管法曹的官吏张华，曾表抄新律死罪条目，张贴在各地邮亭以示百姓。
三国时期，中外交通有较大发展，南方的吴和北方的魏，都和西方的罗马有交通往来。那时我国史书将罗马称为“大秦”。据说，孙权统治东吴时，大秦人秦论来到孙吴首都，受到热情接待。曹魏也与大秦有陆路交往。《魏略》记载，大秦的邮驿制度与中国极为相似：“旌旗黎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史书上既如此记载，可以推测，那时曹魏和大秦也定有邮驿往来。
西晋统一南北后，利用了曹魏原来邮驿的基础，并有较大发展。我们从晋时文人间书信往来的频繁，可以看出那时邮驿发展的规模。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平日往来书信十分频繁，今存《全晋文》中陆云写给兄长陆机的信件即达35封。他们在书信中互相切磋学问，相道寒暖，互为勉励。陆云与他的好友杨彦明、戴季甫也经常有书信往来。从他给戴、杨的信中所云“疾病处远，人信稀少”，“去书不悉，得书以为慰，时去荏苒，岁行复半”等语来看，通信人之间住处距离是遥远的，可见那时邮驿达到了很远的地方。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长期战乱，邮驿受到了影响。但从一些史籍记载看，那时军事驿传还在坚持进行。与祖逖齐名的晋朝将领刘琨，北伐时曾给晋太子和丞相各写一封书信，向政府汇报北上战斗的困难。这两封信现留存在《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中。此二信得留存下来，说明当时刘琨的书信已顺利到达了晋都，中途经由刘琨的北伐战场山西上党和河北正定，长达千里之遥。
2、刘备与诸葛亮对四川邮驿的贡献
与曹魏在北方建立政权同时，刘备在四川建立了蜀汉政权。当时四川的交通比较落后，山路居多。刘备和丞相诸葛亮在开辟四川邮驿事业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备建汉后，为了对付北方的曹魏，在汉中地区建立了北伐的军事基地。为打通军输要道，在四川与汉中之间开通了四条主要道路，这就是著名的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和金牛道。蜀国还在汉中设置了重要军事关隘白水关。白水关周围的山上布满了烽火楼。从白水关到国都成都400里间设置了一系列的亭障馆舍，以保障邮驿的正常运行。在与东吴交界的荆州地区，大将关羽也在沿江设立了军用通信的“斥堠”，烽火台从后方一直通达襄樊前线。蜀国与北方的魏和东边的吴之间，皆有通信往来。史书记载：名士许靖在蜀国任太傅后，和他过去在北方的好友魏国大臣华歆、王朗等都不断有书信往来，“申陈旧好”。《三国志》引《魏略》有一封王朗写给许靖的信，称“前夏有书而未达，今重有书，而并致前问”。魏国其他大臣和蜀国一些大臣也常互有通信。魏国官至尚书仆射的陈群，就曾有书信给诸葛亮，打听蜀国尚书刘巴的消息。蜀国与吴国的友好书信往来更多。史书上说：“东之与西，驿使往来，冠盖相望，申盟初好。”诸葛亮与兄诸葛瑾、大将陆逊都有密切的书信通好。
诸葛亮治蜀时，对边疆地区的邮驿也颇有建树，位于今四川西昌地区的越巂，当张嶷〔yí疑〕出任太守时，说服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共同修复了千里旧道，把荒废多年的古亭古驿都恢复起来，使蜀国与这一地区的邮驿复通。
蜀国邮驿的特点是几乎没有车传，邮递大部用驿马传送，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称为“驿人”。这大概是因为蜀国地处西南，大部为僻远山区，道路不整的缘故。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关于他的军事才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生动故事，在军事通信方面，他也有不少建树和发明。比如，今传《武侯兵法》中，就记录了诸葛亮许多利用声光军事通信的实例。他的“治军七禁”中，有所谓“受命不传，传命不审，以惑军士；金鼓不闻，旌旗不嶷”，称之“慢军”；所谓“金鼓不具，兵刃不利”，称之“欺军”；所谓“闻鼓不行，鸣金不止，案旗不伏，举旗不起，指麾不随，避前在后”，称之“背军”等等七项，皆属严禁之例。这都是行军中声光通信的运用。又说：“十里之内，数里之外，五人为部，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隐蔽之处？？”，“凡候见贼百人以下但举幡指，百人以上便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察之。”这是声光通信与邮驿通信的有机结合。
诸葛亮留下的《兵要》中，还记载了他治军临战所用声光通信的五色旗法。这在行军途中特别适用：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应之，立旗鼓以相闻”。意为先行军手持五色旗，以旗色标志后面大军的前进道路情况。若有沟坑则举黄旗，通畅的大道举白旗，遇有水涧举黑旗，有树林挡道举青旗，遭遇野火便举红旗。后面大军若已看清旗色，便以旗鼓相闻。上面的例子，都说明诸葛亮在军事指挥中十分重视这方面通信的效应。
3、南方水驿的兴起
三国时东吴邮驿的最大特点是水驿的出现。吴国的统治中心在江南水乡，境内多有水道，所以当地的邮驿水陆兼行。当时周瑜在柴桑驻扎，孙权要找他共商军国大事，就通过水驿去召见他。那时吴蜀间的往来比较密切，交通也要靠船。北方曹魏方面若有使者来吴，有时也靠水驿乘船。人们都熟悉《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故事，蒋干就是驾一叶小舟来到周瑜大营的。南方的水驿，到两晋时候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晋时江州一带水陆两驿相兼。陆上的驿路十分齐整，两旁栽种杨柳，号为“官柳”，从九江到南京全部为江行水驿。那时水路速度很快，一天一夜约可行船300里。
到南朝时，江南水驿尤为发达。不少书信公文的运输和官员出使，全由水路。水驿甚至发展到用于和西域各国的通信联系。据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考证，当时有一条从南朝首都金陵出发的“河南路”，即先从水路西溯巴蜀，然后再逆江而行，穿过今青海到达西域各国。
南朝还通过水驿或海上运输，加强了和邻国朝鲜、日本的经济文化联系。南朝刘宋政权，日本与之海上通使八次。南齐时，中原和高丽国也是“乘舶泛海，使驿常通”（《南齐书》卷五八《高丽传》）。当时很可能是高丽国使先从山东东莱登岸，再兼行邮船和驿传南行到南朝。
水驿也逐渐在北方发展起来。史书记载在北魏时，有水路运输，一昼夜可兼行数百里。北朝在渡口处设有“津吏”，专门管理水驿的通行。水驿到隋唐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自东晋十六国到北朝止，北方有许多少数民族建立过政权。他们或偏居边陲一方，或几至统一整个北方。这些民族政权对北方的邮驿事业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十六国前期由匈奴族刘渊建立的汉，就很重视邮驿。他征召贤士，都利用驿书。历史记载，当时北方有个汉人名士叫陈元达，少有志操，为刘渊所看中，在刘称汉王前曾几次请他协助，他都不答应。刘渊当上了汉王，朋友们对陈元达说：这回你该害怕了吧！你曾经那样慢待过刘渊。陈元达却笑着回答说：“吾对刘渊深为了解，他也看透了我的心理。恐怕过不了两三日，必有驿书前来召我。”果然，很快便有刘渊的书信通过邮驿来到，陈元达遂成为刘渊立国的重要参谋人物（《资治通鉴》卷八五）。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西晋末东晋初，北方战事尚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把邮驿作为巩固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利用起来。到后赵羯〔jié节〕人石勒统治时候，北方邮驿进一步发展。东晋人曾描绘当时后赵境内邮驿的有效实施情况说：“贼（后赵）之邮驿，一日千里”（《晋书》卷七七《蔡谟传》）。石勒经常用迅速的军事驿传来及时通报军事情况，并用军驿来发布命令，调动军将。这说明当时的驿传系统是畅通的。
魏晋南北朝时候，我国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邮驿也兴盛起来。今甘肃一带尤为明显。1972年，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里，曾出土一块有画像的砖。上面画着一个驿使骑在飞驰的红鬃马上，一手持缰，一手举着文书，急行传递。生动地表现了当时驿传的情况。
据历史记载，曹魏时期，派仓慈到敦煌做太守。他到任后，对控制交通孔道的不法豪强，进行了严厉打击，保障了当地国家邮驿和平民交通的正常运行。他还鼓励外国客商经河西走廊到中原地区经商，发给他们去洛阳的“过所”（通行证），派专人护送出境。仓慈治理甘肃河西走廊期间，当地经济、文化大大发展起来。后来仓慈病死敦煌，连外来客商也悲痛万分，他们纷纷聚在仓慈任所举哀，并为仓慈立了纪念祠堂（《三国志·仓慈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新疆地区邮驿也得到发展。20世纪以来，这一地区出土了大量文物，尤其是一批木简，为我们提供了公元3至6世纪该地区具体的邮驿情况。比如，今新疆民丰出土的一件木简，详细记载西晋初年晋朝使者带着西域长史的文书前往敦煌的情况。这些古代文书，记录了当时中原通过河西走廊通往鄯善的驿道情况。在连接中原和新疆的驿道上，有完善的邮驿机构，在木简上刻着“督邮”的官称。驿道沿途各站有专人负责，有些简上还有地方官吏的联合签名。在今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的一件泰始六年的简牍文书上说，一个信使携带着16封文书，都是由西域长史签发的，其中12封应寄敦煌，两封寄往酒泉，另二封寄到其他地区。泰始是晋武帝的年号，泰始六年为公元270年。这一木简说明西晋初年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邮驿畅通的情况。十六国时期，偏居河西的前凉国，也在今罗布泊附近设了西域长史府。从近年在当地考古发现的文书看，当年此地是前凉传递文书的重要驿站。那里的出土文书，格式完全同中原一样，包括发信日期、寄信人等内容。这说明在十六国时期罗布泊地区邮驿业务和中原一样发达。另外，在罗布泊还发现了新疆地区的焉耆王和前凉张氏政权之间频繁的书信往来的物证。这批文书记载了当时在罗布泊地区发生的一次军事政变：一个名叫赵贞的叛将举兵谋反，前凉的西域长史李柏曾上书政府要求弹压。文书中包括了李柏致前凉主张骏的一封上书，和同时发给焉耆国的两封信，意思是向焉耆王转告他已代表前凉政府来西域上任。
西晋十六国时期，新疆地区有两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是南部的鄯善国，该国控制着从罗布泊直到今南疆民丰、于田等地区。鄯善先后臣服西晋、前凉和后来的北魏。但它的独立性很强，国内经济发达，且建有完善的邮驿系统。在古鄯善地区，出土了许多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木简文书，包括汉文和当地少数民族文字文书，有数千件之多，其中已释出的佉卢文文书即达764件。这些佉卢文木简一般都用两板相合，刻槽系绳，填以封泥，和中国古老的简牍制度完全一致。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看到古鄯善国有一类称为“向导”的人员，就是专职驿道服务人员，他负责接待各地使节、客商，运送公文信件。这种“向导”，是按驿站依次接力服务的，他们备有快速骆驼，及时传送公文信件和货物。这些向导不是无偿服务，而是向政府收取一定的工钱和粮食。所用骆驼若在中途死亡，也由地方长官给予赔偿。他们出差从事邮递服务时，其家属则由当地官府给予“照顾”。看来，他们和政府是一种雇佣关系。依靠这种关系，在广大的鄯善国内维持着完善的驿传制度。十六国时，在北疆还有一个称为龟兹〔qiūcí丘慈〕的强国。该国从两汉时就和中原保持经常联系，驿使来往一直保持到南北朝时期。公元5世纪末叶，龟兹国向东有一条经过焉耆、高昌、伊吾、河西直通长安的大路。龟兹向西、向北也都辟有驿道。
前秦和北魏统治时期，北方驿路更为畅通。《晋书》曾记载苻坚统治时期，在王猛的协理下，邮驿制度十分整齐严密：“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驿道两旁，皆种上槐柳，绿荫成行。苻坚和王猛的政绩受到百姓赞扬。他们歌唱道：“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朱轮指红色的车轮，鸾栖指树上栖息的凤鸟。后两句的意思是，英明的政治家云集，都来教诲我们百姓（《晋书·苻坚载记》）。苻坚常常命令部下用驿车征召贤士。当他知道西域有一位名叫鸠摩罗什的高僧时，命令大将吕光一定要把他请到前秦来：“若获罗什，即驰驿送归”，运送工具，也靠邮驿。北魏的驿道，四通八达，往西可一直通到西域，与波斯的驿路联接起来。近年来在宁夏六盘山东麓的高平镇，考古发现了一批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鎏金银壶、玻璃碗、青金石戒指等，说明当时这里的确有过频繁的邮驿来往。北魏时候，通信专使的称呼很为特别，常常仿古代鸟官龙官名，比如称各部曹的信使为“凫鸭”，称更下级的候官叫“白鹭”。这些名称，都为取其飞腾之迅速和引颈远望之意。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还用本族语言称呼信使，如叫他们为“比德真”（文书吏）、“拂竹真”（乘驿人）、“咸真”（地方乘驿人）等。这一情况，恰恰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特色。
5、“信幡”·纸诏·“千里牛”·驼驿
三国时，曹魏统治的地区，除继承春秋战国以来的铜符和秦汉时的竹符外，还创造了一种新的通信符号：信幡。信幡是一种用各种不同图案和颜色制成的旗帜。魏国用青龙、朱鸟、玄武、白虎、黄龙五种幡作为宣诏不同地区的信号。青龙幡用以诏示东方郡国，朱鸟幡用以诏示南方郡国，白虎幡用以诏示西方郡国，玄武幡用以诏示北方郡国。畿内则用黄龙幡。到晋朝时，这种信幡仍然运用，只不过图案和颜色简化，对四方全只用一种白虎幡，在幡上写上鸟书，取其飞腾轻疾意。这是一种表示要出兵的信号。主和的信号则另用一种驺虞幡，驺虞是一种黑纹白虎。扬起驺虞幡就是向对方宣告谈和。
这一时期，在邮驿史上出现的第二种新鲜事物是纸诏逐渐代替简书。自两汉时期发明纸以来，纸这种既轻便又价廉的书写用具，很快在民间广泛应用开来，代替了曾经风行一时的简。魏晋时期，皇帝开始用一种青纸作诏书，这就是纸诏。这是从曹操时开始的。根据当时的法令，政府每月都要给下属文官发纸和木函，定期让他们把给上级的意见写在纸上，然后用木函把它装上，最后呈送给曹操阅看。这种上书或公文，便称作“信函”。这一词后来沿袭下来，一直运用到现在。信函比过去竹木制的简牍方便多了，可以随意开启。因此，据说在晋朝时候，竟然有一个官吏，由于过分小心，把信写好后，总是担心信中有谬误，他开闭了数十次信函，以致最后寄到该寄的上级处时，竟成了一个空函。这个例子说明当时在社会上用信函作为通信的重要手段，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
“千里牛”也是晋朝时候关于通讯业务的掌故，史载当时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尽快和中央取得通讯联系或向中央敬送鲜物，寻找一种快马速递，号为“千里牛”。据说从衮州到洛阳间，“旦发暮还”，一天来回千里。当时还出现了流动信箱一类的设置，句容县令刘超在出巡时，命人制成一个大木箱，称为“大函”，沿途鼓励人们向函中投放书信，回来拆阅，了解下情。
驼驿，就是骆驼送信，这是北朝的事。当时的著名民歌《木兰诗》中有“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之句，实际上北魏时用骆驼作通信工具的事例，在史书里比比皆是。据说，魏孝文帝定大姓时，各地豪族唯恐定不上“高门”，纷纷以急传书信的办法向中央汇报本族的情况，有的大姓派人“星夜乘明驼，倍程至洛”（《朝野佥载》）。陇西李民便是这样做的，当时被人们戏称为“驼李”。
还有一个“悬鼓报警”的故事。《北史》记载，在魏孝文帝时，任李崇做兖州刺史。当时天下混乱，到处盗贼横行，商旅和邮驿都受到阻碍。李崇到兖州后，命令在每村建一鼓楼，都高悬一鼓。遇有盗贼来抢劫，立刻有人用双槌击鼓，以向全村和邻村报警。村村互相配合，所来劫盗，一一被击退。以后，北魏境内“诸州置楼悬鼓”，成为定制。这是利用声音相互通讯的一种形式。
上述这些史实，都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我国邮驿事业有很大发展，各朝各代都创造了一些新鲜事物，使邮驿业务不断进步。
但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毕竟战乱时候较长，各朝大部分统治者又不爱惜民力，常常带头破坏邮驿制度。《晋书》记载，晋武帝司马炎经常动用邮驿的传车，在全国选美女入宫。他的使者乘着公用驿车沿途骚扰百姓，巧取豪夺，以致引起一个郡主簿虞预的痛切陈辞，批评当时的这一“薄俗”：“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唯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唯恨吏卒之常少。”交通设施都用于迎送官员了，哪里还有正常的邮驿？南北朝的北周宣帝，更加为所欲为。他在洛阳招摇过市，亲自乘御驿马，日行300里。后面跟着他的四个皇后和文武百官侍卫，数百人都乘着驿车，浩浩荡荡在驿路上行驰。更加荒唐的是，周宣帝还下令四皇后的驿车必须并驾齐驱，不得有先有后，弄得道路阻塞。这样，正常的邮驿制度自然就败坏了。南朝一些统治者，也常常利用公驿，耀武扬威，惊扰庶民。南齐萧子良有一篇《请停台使书》，揭露当时邮驿的弊政。文章里写道：那些所谓使者，“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即行”，一路上百姓惊骇，鸡飞狗跳。这一情况，直到隋朝统一南北以后，情况才有根本改善。
6、私邮和私营逆旅
魏晋南北朝时候，邮驿有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向，即“传”和“亭”逐渐统一为驿站制度。就是说，中央和地方的一般公文，一概由驿独力承担。主要文书则由发件单位派出专人送递，但途中替换的车马和食宿，也全由驿来供应。这样，“驿”就成为邮驿路上的唯一机构，它同时兼管起交通线上送往官员、专使和宾客的任务（这一任务先前是由传和亭来担负的）。另一方面，安排非官方的客商及私人旅客的食宿，则由一种新兴的私人旅店和寺院旅店来替代。
这时期仍未广泛出现私邮，只有个别的大官僚办过只供他本人使用的邮驿机构。普通百姓的邮件，仍只靠过往商旅捎带，或靠亲朋中有远任官职的人转送。例如，曾著有《后汉书》的南朝史学家范晔和名士陆凯，是至朋好友，他们常有书信来往。有一次，陆凯从江南托人给在长安的范晔捎去一枝梅花，并赋一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一故事成为了文坛千古佳话。但这种凭关系捎带书信的方式是极不保险的。东晋时就出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姓殷名羡字洪乔的人，他做官到豫章太守。有一次他从京城返回本郡就职，京城各界人士求他捎带了100多函书信。但这个人刚刚走出城外，就把这些信件都投入水中，口中还诅咒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晋书·殷浩传》）。这件事引起了公愤，写史的人把这一事件起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洪乔之误”，意思是这个名叫洪乔的人耽误了许多人的事，让后人都来谴责这个言而无信的人。除上述外，南北朝时的确还存在过另一种私邮，那是由各地的富商们筹办的、主要以沟通物价信息为主要邮寄内容的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营客舍大大发展起来，当时人把这种私营客栈称为“逆旅”。这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的名称，重法的商鞅就曾经为加强中央君主专制集权而提出“废逆旅令”。商鞅认为逆旅是“奸邪”、不法之徒滋长的场所，所以应当取缔。废了这些民间客栈，则“奸伪、躁心”不生。随着两汉时期工商经济的发展，在“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繁荣情况下，民间的旅店行业很自然地也发展起来。早期的笔记小说《汉武故事》，曾描写一个汉武帝微服私访住逆旅的故事。那个逆旅老板竟把汉武帝当成半夜行劫的江洋大盗。《后汉书》也曾在许多列传里（如第五伦、周防等传）叙述了当时“行宿逆旅”、“亭舍”的情况。曹操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所写的《步出夏门行》一诗，也有“逆旅整设，以通贾商”的句子，说明东汉末年时逆旅是很盛行的。到西晋时，逆旅生意进一步兴隆。由于公营的客舍接待很差，许多官员也奔赴私营客舍。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的邮亭馆舍，都被豪门贵族败坏。许多原设邮亭遭到破坏，使得一般商旅不得不露宿野间。在这种情况下，私营客舍应运而生，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时，又有一些人重弹当年商鞅的老调，提出封闭这些“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的民间旅店。诗人潘岳站出来带头反对此种议论。他写了一篇《上客舍议》，认为这是便利过往客商的有利设施，早成为“历代之旧俗，获行留之欢心”，是不可逆民心的。潘岳列举了自古以来许由、宁戚、曹操都住过逆旅的实例，指出，这是交通商旅客观之必要：“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认为，千里行路，沿途有这些私营逆旅，“客舍洒扫以待，征旅择家而息”，正是众庶之望，焉有“客舍废农”之理？这是一篇我国古代很有名的文章，也是交通邮驿史上珍贵的资料，反映了诗人潘岳正确的商品经济思想。潘岳还指出，当时晋朝境内“近畿辐辏，客舍亦稠”。首都洛阳附近，逆旅分布很密，冬夏各有温凉设备，粮草充足，行止日用方便，条件很好（《晋书·潘岳传》）。
到南北朝时，这情况更有发展，无论南方北方，一些官僚都有自营客店存在。如北魏大臣崔光的弟弟崔敬友，就曾“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魏书·崔光传》）。南朝梁武帝的弟弟萧宏，仅在建康城里就开设了宿客和贮货兼营的“邸店”数十处。当时南北方的官吏，都建议政府给这些逆旅课以重税。这说明当时私营逆旅，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
民间私营逆旅事业的发展，不仅说明了当时商业的繁荣，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时邮驿事业的兴盛。
7、“黄耳传书”与风筝通信
“黄耳传书”与风筝通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通信的两件趣闻。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当时普通百姓通信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黄耳通信”，说的是晋初大诗人陆机的故事。陆机养着一只骏犬，名叫黄耳，甚受主人喜爱。陆机久寓京师洛阳，十分想念江南的家乡，便当作笑话对黄耳说：我家久不通信，你能为之传递消息吗？不想这只狗竟然摇尾出声，似乎表示答应。陆机大为惊诧，立即写了书信装在一个竹筒中，绑在黄耳的颈上，放它出门。黄耳自寻道路南行。居然找到了老家。它还把家乡的回信转带给在洛阳的陆机。此后因以为常，黄耳经常为两地传递书信，成了狗信使。
风筝用于通信，是南朝梁时的事。梁朝末年侯景叛乱，围攻京城，内外消息断绝。这时，京城内有一小孩向朝廷建议用风筝向外报信。太子萧纲听从了这个意见，扎了一个很大的纸鸢风筝，在风筝背面绑上告急书信，用几千丈长的绳子放出，写明谁若获得此书求得援军赏银100两。萧纲放了几次纸鸢，都被侯景派人射下，梁朝终未得救。
魏晋南北朝时民间通信之难，还有一个令人同情的故事：南朝宋统治时期，有一个叫陈饶的建康人，被司空刘诞征为府吏，经常被派往深山老林绘制地图。因为常年被遣，与家中断绝了音信。陈饶的姐姐二女冒死给朝廷上了一封书信，痛陈了这一情况。朝廷恩典免去了陈饶的苦役，但他的上司司空刘诞见到上面发来的命令，十分恼怒，大发雷霆。他把陈饶找来，当面训斥他：你想死吗？怎么敢越级上诉？陈饶立即辩解说：官家不让普通百姓互通家信，因此消息断绝。可能这是我姐姐一人的主张，我实不知情。这才免了一场灾祸。可见，当时对一般百姓和下级官吏，仍是不准通信的。这不仅是经济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以及机构的不完善所致，更重要的原因是封建政府本身对民间通信的种种限制。这是封建制度本身的不合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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