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为何不是史诗而只是演义
本文从成书、精神蕴含和数百年来对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等方面论述《三国演义》是一部“史诗”性质的作品,是一部代表我们民族一定历史时期“文化精神”的“文化经典”。但是国人对史诗的误解可能在于，只要是有关历史的叙事，都可以叫做史诗。殊不知，有无史诗的意味，并不在于是否以历史作为叙事对象，而在于叙事本身，如何取舍历史，或者说，叙事者选择什么样的叙事方式。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三国演义》为何不是史诗而只是演义。
明白了什么叫做史诗，那么人们可以发现，《三国演义》了无存在的诗意可言。这并不是说，那段历史本身没有什么诗意，而是意指作者的叙事角度和叙事方式，充满了道德说教，并且沉溺于阴暗的权谋心计而不能自拔。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们，非但不会得到灵魂的净化，还可能被诸多阴狠的计谋所迷惑，误以为那是什么了不得的学问和本事，从而不知不觉之间，头脑会变得混乱，心理会变得阴暗。至于弥漫在小说里的道德迷雾，不仅不能使人变得明亮豁达，反而会让人变得怯懦和自卑。因为《三国演义》所追求的不是爱或尊严的有无，而是谁比谁更具有打江山坐江山的本事，而是对权谋的推崇，对权力的崇拜。就连头脑简单如张飞者，都知道其奋斗目标，是要让大哥刘备做皇帝。
《三国演义》所叙说的那段历史，其实早已有文字记载。即便不算各种史书，亦有南朝刘义庆编撰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流传于世。《世说新语》的叙事方式，与《三国演义》的道德说教，迥异其趣。《世说新语》的主角，也并非枭雄，而是士子。几乎是同样的历史，同样的人物，在《世说新语》里所呈现的，不是计谋，不是江山如何易手，不是谁为霸王谁是忠臣谁是奸雄谁是明主，而是诸多士子栩栩如生的言谈，性情，风貌。那样的叙说，即便不言史诗，其诗意也已然在其中了。此外，晋人陈寿所著《三国志》，虽然当属史笔，但也意趣盎然，绝无后来《三国演义》那样的道德面孔和阴暗心理。
比之于陈寿的《三国志》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人们不难发现《三国演义》既无董狐式的史笔风骨，亦无写人状物之间重在性情意趣的人文品质。作者罗贯中，元末明初之人，与汉魏那段历史相隔一千年左右。罗氏擅写历史故事，诸如《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等，作品颇丰，《三国演义》乃是其代表作。仅就文字功力而言，罗贯中并不逊于陈寿和刘义庆。罗氏之所以会将《三国演义》写成一部道德说教和权谋大全，是因为深受宋儒理学的熏染。
先秦以降，孔孟儒学发生两大嬗变。一次是汉儒的独尊儒术，一次是宋儒的程朱理学。独尊儒术引出的结果，是东汉刘秀开启的以儒治国，最后以汉末党锢血案告终。程朱理学将儒术从政治手段转化为个人修养，名为自省，实为愚民。三纲五常经由程朱理学，由外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内在的心灵桎梏。上古时代针对君王的种种道德约束，到了程朱理学变成了内圣外王的权力张狂。更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恫吓，连同没完没了的忠臣烈女表彰。汉儒的独尊儒术，仅止于庙堂和士林；而宋儒的道德说教，却笼罩天下，殃及所有黎民百姓，造成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仅就最为著名的两部古典小说而言，非但罗贯中的士子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深受其害，与罗贯中同时代的施耐庵基于民间流行的宋元评话撰写《水浒传》时，也同样难逃网罗。
基于共同的宋儒理学影响背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约而同地突出忠义两字。水泊梁山的聚啸山林，以忠义为宗旨。从桃园结义开篇的《三国演义》上演的，是一幕忠义的历史剧。忠义，既是这两部小说共同遵循的精神圭臬，也是这两部小说共同恪守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不明就里的读者，又通常会将这两部小说里的忠义，误读为世人心目中的侠义。事实上，此忠心，并非彼侠义。
侠义的理念，最早见诸墨家学派，并且与墨子的兼爱相谐；而与兼爱比肩而立的，则是平等。孔儒的仁爱是分等级、有尊卑的，而墨子的兼爱则是众生平等，既没有尊尊亲亲，也不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有别。侠义一旦变成忠义，那么首先消失的，与其说是友爱，不如说是平等。水泊梁山的众兄弟之间，是有座次的。而刘、关、张之间，不仅长幼有序，而且君臣分明。可见，这两部小说里的忠义，乃是披着侠义外衣的等级尊卑，乃是行走于江湖或现身于乱世的君君臣臣。要而言之，《三国演义》所演之义并非侠义，而是忠义。
为演绎忠义所苦的《三国演义》，一叶障目；作者之于三国那段历史，了无人文观照能力。有汉一代，帝王是西汉的帝王强壮，儒生是东汉的儒生精彩。以儒治国虽然失败了，但东汉的士风却因此而大盛，从而酝酿出无数士林精英；而且代代相继，并不因为党锢血案而中辍。假设罗贯中具有历史洞察力的话，那么他应该发现，三国历史的真正主角，既不是孙权、刘备，也不是董卓、曹操，而是众多的士林精英。中原儒生有中原儒生的风采，江东士子有江东士子的俊逸；天下人杰，何止卧龙凤雏？更毋需说，汉末士子思想之自由，性情之奔放，连同不避斧镬的阳刚气质，全都远非弱智而怯懦的宋儒可比。其时虽有倡言独尊儒术，但士林的精神渊源，却并不以儒为限。除了先秦遗风，尚有浮屠东来。党锢血案，时人虽然不曾总结以儒治国的失败，但士子却本能地意识到了儒学的短缺。无论是曹营的荀彧郭嘉，还是刘备帐下的孔明庞统，抑或东吴的周瑜鲁肃，全都博学而睿智，不为儒学所囿。即便儒雅如孔明者，也别有一番“臣本布衣、躬耕南阳”的清脱潇洒。与宋儒在人文风貌上的了无诗意可言截然相反，汉末士林，诗意盎然。遗憾的只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却茫然于如此精彩的汉末士林景观，以致其小说只能演义，无以史诗。
史诗的关注，不在于江山的易手，不在于权谋的较量，更不在于冷血程度的比试，而在于英雄与英雄之间的豪情相激，抑或对手之间的惺惺相惜；而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怆，抑或由无奈和激昂交织而成的内心冲撞；更在于尊严的有无，无论是英雄还是书生，都以尊严为是，而不以江山为然。再者，历史的诗意，并非都由男人的战伐来炫耀，也能经由女性的存在和女性的目光而呈现。诸如海伦之于特洛伊的那场战争，或者特洛伊妇女之于征服者的睥睨。然而，怎能设想，罗贯中会选择洛神原型甄氏的视角，或者东吴大乔小乔的目光，审视汉末历史？整个一部《三国演义》，惟见男人在角逐江山，根本没有女人的位置可言。
罗贯中无法从汉末历史中读出人文的诗意何在。这与其说是罗氏的个人局限，不如说是罗氏耳濡目染的宋儒理学及其忠义观念所造成的陈腐偏见。倘若说，汉语文字是不断进化的，那么与之相反，中国文化却是不断退化的。其退化的标记之一，便是后世儒生总是读不懂这个民族先前的历史。宋儒读不懂汉末党锢，汉儒读不懂先秦诸子，孔孟读不懂商周之交。具体到《三国演义》则是，罗贯中读不懂曹操。
从某种意义上说，曹操是汉末党锢精英于冥冥之中所孕育的“超世之杰”（陈寿《三国志》语）。曹操少时目睹党锢血案，及长，曾上书要求平“此处含有不良信息”锢一案。或许是下意识地汲取了以儒不能治国的教训，曹操既深切同情党锢英雄，又不以儒术为然。陈寿有评如是：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一》
但曹操本人，却以周公自许，其《短歌行》最后一句有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实，申、商也罢，韩、白也罢，周公也罢，都可谓曹操的不同侧面。刑法之严，有如申、商；攻战之奇，有如韩、白；幕府之盛，可比周公。更有其《观沧海》的意境高远，其《龟虽寿》的超然齐物。作为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曹操开阔的心胸，丰富的个性，其时诸雄，无人比肩。至于所谓阉宦之后的家世诋毁，纯属无稽之谈。按史书记载，从曹操曾祖父算起，曹节、曹腾、曹嵩祖孙三代，皆为人仁厚，德行不薄。其祖父曹腾虽身为宦官，但历时四帝而口碑极佳。陈寿《三国志》曾有称道如是：
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其所称荐，若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一》
曹操之父曹嵩，乃夏侯氏过继于曹腾。因此渊源，曹操起事后的班底，主要由曹氏家族和夏侯氏家族的子弟构成。从曹操的家世上，根本找不出任何污痕，可资攻讦。却不料，刻意抹黑曹操的罗贯中竟会在《三国演义》里，硬是编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误杀吕伯奢一家数口；再让曹操说出那番冷血哲学：“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还不算，在曹操临死之前，罗贯中又杜撰狱杀名医华佗的故事，以此对照关羽的硬朗，着力刻画曹操的残忍。为了中伤曹操的爱才和曹操幕府的兼容并蓄，罗贯中还让《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杀害其首席幕僚荀彧，并且说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要不是翻开历史一查，很难不信其真。陈寿《三国志》记载荀彧之死，仅寥寥数语：“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
罗贯中的这种手法，不算独创；前有孔儒之于商纣的抹黑，后有明朝三流小说家所著《封神演义》之于商纣和妲己的极度妖魔化。儒家的一个特色，就是喜欢黑白分明。倘若姬氏家族，诸如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周公姬旦是白的，那么商纣只能是黑的，《封神演义》再兴冲冲地添上一笔，商纣的女人，也是黑的。同样道理，既然罗贯中要把刘备捧为内圣外王的光辉典范，那么曹操就必须被写成乱世奸雄。老掉牙的好人坏人模式。
当然了，比起商纣，曹操还算是幸运的，只是枉担奸雄之名，没有被抹黑成商纣那样的恶魔。曹操之所以有这份幸运，是因为毕竟是个胜利者，而不是商纣那样的失败者。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大都被儒家文人一脚踩入泥潭。幸亏曹操好歹算是魏国的太祖武皇帝，罗贯中即便抹黑，也不敢一撸到底，只到奸雄为止。
有了奸雄的反衬，罗贯中得以放手美化内圣外王的典范，刘备。按史书记载，刘备乃“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其人“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陈寿《三国志·刘二牧传》。虽然穷愁潦倒，“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但刘备依然“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似乎祖传纨绔习气犹在。但这类特征，在罗贯中的笔下全都被省略掉了。因为这不符合将刘备作为内圣外王典范的构想，更是有损刘备“忠义”形象。刘备形象在《三国演义》里，被突出的是垂手过膝、耳长及肩的帝王之相，仁义爱民、礼贤下士的仁君风范。尤其是刘备兵败、十余万众相随亡命的情景，被罗贯中在小说里大肆渲染，全然是一派圣主降临天下的皇恩浩荡；美其名曰：“刘玄德携民渡江”，而不顾事实上的结果乃是：“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陈寿《三国志·刘二牧传》）
比起曹操，刘备既无诗文之才，又不能运筹帷幄，更遑论治军治国治天下。群雄逐鹿之际，刘备屡战屡败，就像当年的孔丘一般惶惶如丧家之犬。刘备的那两位义弟，虽然骁勇，却是一个过骄，一个太暴，只能打打杀杀，不能成功大业。要不是三顾茅庐，将孔明硬是从隆中拽出，刘备于当时的天下，根本就没有一席立足之地。但罗贯中却不管这些，硬将刘备栩栩如生地写成一个真命天子。因为罗贯中需要一个内圣外王的典范，需要一个忠义的活标本。所谓的《三国演义》之义，就是这么演出来的。
从史书所记载的史实上看，被刘备三顾出来的孔明，其实是最悲剧的。少时喜诵《梁父吟》的诸葛孔明，胸怀大志，以管乐自比；结果却认领了一个平庸的刘备；不像曹操那样开创历史新局面，而是抱残守阙于“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时运如此不济，最后还要侍奉一个几近白痴的刘阿斗。孔明并非不知道自己无力回天，却又硬要六出祁山，屡屡无功而返，最后丧命于征途，有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孔明那两道《出师表》，确实写得感人肺腑。但这在《三国演义》里，却正好被罗贯中作了忠义的表率，为世人立出又一块忠臣牌坊。
三国时代的人臣之中，荀彧的精彩绝对不下于孔明。荀氏世家，尝有八龙之名，蜚声天下。陈寿《三国志》言：“彧父绲，济南相。叔父爽，司空。”有关荀彧其人，陈寿有评如是：“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孔明帮助东吴打了赤壁之战，荀彧辅佐曹操取得官渡大捷。荀彧可说是曹操的管仲、乐毅。但因为荀彧置身曹营，没有投在刘备帐下，所以在《三国演义》里，只能落得个被赐死的下场。这应该算是罗贯中演义的又一生花妙笔。由此也可见出，演义与史诗，究竟相差在哪里。倘若是史诗，那么荀彧应该与孔明一样的光彩照人；但由于是演义，荀彧却只能被罗贯中当作抹黑曹操的一件道具。
读过史书再读《三国演义》，不会让人感到是一幕幕悲剧，而像是在观看被作者操纵的忠义喜剧。曹操花脸小丑，刘备假仁假义，孔明徒然鞠躬尽瘁，周瑜因为心胸狭窄最终被自己的瑜亮情结杀死；孙权更加可笑，竟然为了笼络刘备，不惜献出胞妹，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结果，小说里最为牛皮哄哄的人物，反倒是那个叫做关羽的赳赳武夫，被后人奉若神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若就创作自由的角度而言，亦无不可。只是这么一部经典名著，倘若经不起史书的检验，又岂能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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