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志》从祖父问题考证
关于“从祖父”的问题，最近引发了一系列轰动不小的讨论热潮，这个争论的缘起于《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也。从祖父景，景子忠，皆为汉太尉。父异，洛阳令。”对此大家的争论无非就是以下两点：一、“从祖父”同父辈。二、“从祖父”同祖辈。大多数人基于现代称谓的思维惯性，素来将“从祖父”认同为祖父辈，并且很难接受一直认为的“周忠是周瑜伯（叔）父”忽然变成了“周忠和周瑜同辈”，说实话我最初也是万分不愿意相信，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还是得看证据。小编就来说一下关于《三国志》“从祖父”问题考证
对于这一称谓的解读，第一便不得不提《尔雅·释亲》中的“父之从父晜弟为从祖父，父之从祖晜弟为族父。”那么关键就在于“从父”与“晜弟”这两个词的解读，为此，我特意去下了《尔雅注疏》，其中正文清晰地记载着：
“晜，兄也。”
也就是说，“晜弟”毫无疑问是完全可以翻译成“兄弟”的，而“从祖”的翻译，至今仍然凝滞在如下两个分界里：
一、“从祖”表示的是辈份，即“祖辈”，所以说是“从祖”辈，而不是“从父”辈。
二、“从祖”表示的是亲疏，并举郝懿行义疏：“云父之从父晜弟者，即父之世父、叔父之子也，当为从父。而言从祖父者，言从祖而别也，亦犹父之世父、叔父为从祖祖父之例也。”
在《尔雅·释亲》的注疏中，也有“从祖而别世统异故”和“从父而别”的两点重要注释，分别补注于以下两句之后——
“父之世父、叔父为从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为从祖祖母。（从祖而别世统异故）”
其后又有释曰：“从祖而别，继世分宗，其统各异，故曰从祖。”由此可见，“从祖”是一个单独的名词，“从祖父”三字应断为“从祖—父”，而不是“从—祖父”，只有“父”字代表的是辈份，而“从祖”指代的是亲疏，“从”字指代横向的亲疏，“祖”字指代纵向的亲疏。
当然，如果你认为这样的注疏也是后人理解，缺乏绝对的说服力，那么《释亲》中还有如下条目，可以一观：
假使如第一种观点所言，只有“从”一字表亲疏，而其后的两字或一字表辈份的话，在对于如上内容的理解上就会出现讹误和矛盾：
即，若“从父晜弟”如第一种观点解释，就是“父亲的兄弟”，高于自身一辈，那么整句话就成了“（自己）兄长的儿子和弟弟的儿子互相称对方为父亲的兄弟”，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无比矛盾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注疏也好，原文也好，素来认同的都是“从祖”为一的指代亲疏观念，“从祖父”表父辈，于是《晋书》中的这样一句话也可以得到解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今于王为从祖父。”辈份未变，只是改祀而已。
由此可以进行相关推断，诸如《陆逊传》的“逊少孤，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通过陆氏家族谱系可知，陆康同陆逊的亲属关系基本可以证实，“从祖”可以相当于《尔雅·释亲》中的“从祖祖父”，《晋书》中这一段也可以相为补正：
“经年，国中谋推匹磾为主，事露，被害。文鸯亦遇鸩而死，惟末波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后从祖就陆眷之孙辽立。”（注：段就陆眷是段匹磾祖父的兄弟，即段匹磾的从祖。段辽是段就陆眷的孙子。段匹磾和段辽是从祖兄弟关系。）
经由以上两条出自《晋书》的例证，可知《晋书》中对于“从祖父”、“从祖（祖父）”的关系也并未与《尔雅·释亲》有几多出入，然而同在《晋书》，却又有一句每每被拿来作反例的证据，即“又礼，祖之昆弟，从祖父也。”
对此，我在意的，不是这个“从祖父也”的断句问题，而是这个“又礼”的“礼”，于是我在《礼记》、《仪礼》和《周礼》的注疏中挨篇检索，最终发现提及“从祖父”的只有如下两篇（当然，如果有人能找到其他的“礼”，就麻烦您补充下我的证明漏洞）：
《仪礼·丧服第三十一》
《礼记·曲礼下第二》
《仪礼·丧服第三十一》：“‘从父昆弟’。○注‘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
“谓之从父昆弟，世叔父与祖为一体，又与己父为一体，缘亲以致服，故云‘从’也。降於亲兄弟一等是其常，故不传问。”
可见“从”字是别亲兄弟所用，凡用“从”，则有血缘亲系，只是与直系相比血统疏远一分，而他对于“从父昆弟”的解释，也合乎《尔雅·释亲》。
再者，《仪礼·丧服》中还有：“小功，布衰掌，牡麻致，即葛五月者。从祖祖父，从祖父母报；人祖昆弟；从父姊妹篇，孙嫡人者；为人后者为其姊妹嫡人者。”其中着意把“从祖祖父”和“从祖父母”分开，可见二者所说不是一回事，备份也与后面的几个构成阶梯递减，从而可以引证“从祖父”是父辈的问题。
《礼记·曲礼下第二》中则仅有注疏中提及“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庙，随其昭穆，从祖父食。”很明显是一个词性的巧合，与我们所查的“从祖父”同名异事，可以忽略。
可见，《晋书》中这一句屡被引用的“又礼，祖之昆弟，从祖父也”，实则是一句连引用“礼”都引用失当的错误言论，那么这句话的语境究竟源自哪里呢，让我们回去看一看上下文——
“避乱东渡，元帝以为丞相记室参军，迁临淮内史、振威将军。顷之，征拜散骑侍郎，转尚书右丞。时有事于太庙，雅奏曰：‘陛下继承世数，于京兆府君为玄孙，而今祝文称曾孙，恐此因循之失，宜见改正。又礼，祖之昆弟，从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庙，亦宜除伯祖之文。’诏曰：‘礼，事宗庙，自曾孙已下皆称曾孙，此非因循之失也。义取于重孙，可历世共其名，无所改也。称伯祖不安，如所奏。’”
看到这里，我们就该明白了，景帝司马师和元帝的关系的确是祖孙，而钟雅其人想要表达的也是祖孙的意思，奈何这个“从祖父”用得不得当，甚至违背他所引据的典籍，着实很不合理。
那么对这样一处讹误应该怎么解释呢？
当然，史料传抄流徙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笔误，更何况是区区一份奏疏，要知道《晋书》的成书时间可是在唐初，中间隔了多少战乱，再加上《晋书》本身两个致命性缺点——
其一：记述荒诞，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缺点，记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也加以收录。
其二：史料取舍不够严谨。据历史学者考察，在修撰《晋书》时期，所能见到晋代文献很多，除各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但《晋书》的编撰者主要只采用臧荣绪的晋书作为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于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曾参考，但却没有充分利用。因此唐代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举出《晋书》谬误达四百五十多条。钱大昕也曾批评《晋书》“涉笔便误”。
更何况，我们的自身经历也告诉我们，称谓这种东西是不断变动的，也许真的到了初唐，“从祖父”一词所指代的意义就真的发生过变化，然而，对于我们钻研汉末魏晋的人来说，还是要以当时环境为准则，毕竟，《魏书》不是还有这样一大段话可以为我们互相引证不是么——
《魏书·列传第四十六》：“灵太后尝从容谓昱曰：‘今帝年幼，朕亲万机，然自薄德化不能感亲姻，在外不称人心，卿有所闻，慎勿讳隐。’昱于是奏扬州刺史李崇五车载货，恒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十具，并饷领军元义。灵太后召义夫妻，泣而责之。义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义之从祖父。舒早丧，有一男六女，及终丧而元氏频请别居。昱父椿乃集亲姻泣而谓曰：‘我弟不幸早终，今男不婚，女未嫁，何匆匆便求离居？’不听。”
所以，对于《晋书》中的这一句话，我们大可以一笑置之，可信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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