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孙吴政权与海外的交流
范文澜《中国通史》记载：“吴以水师立国，有船五千余艘，水军主力在长江，但航海规模也很大”。
郦道元《水经注》卷35《江水》引庾仲雍《江水记》：“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
万震《南洲异物志》记载：“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
东吴不但拥有令曹操、曹丕父子敬佩的长江水军（1），还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海军，
航路遍及于东海、黄海、渤海、南海之间。
东吴以水师立国的军事思想，源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首先，有一条从黄海到南海的漫长海岸线；其次，境内有长江、钱塘江、赣江、闽江、湘江、东江、北江、西江以及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江大湖，而且连接成网。另外，吴与魏、蜀基本上以长江、湘江为界，争夺要地的战争多以水战为主，建立强大的水军有其必要性与迫切性；当然，所谓“南人善水，北人善马”，民风也为孙吴创建强大水军打下了坚实基础。
东吴发达的炼铜、炼铁、煮盐、纺织等工业，为东吴造船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足够的技术力量。当时的东吴造船业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1955年在广州出土了东吴的陶制船模，船模从船首到船尾有八个横梁，八根横梁说明有八副隔舱板，它们把船体分成九个严密的分舱（船舱）。这就是用横梁和隔舱板形成的分隔舱结构造船技术。船在航行时，即使有一两个船舱受到破坏进水了，水也不会流入其他船舱中，船也不会马上沉没。进水的船舱可以抓紧时间抽水、堵塞漏洞和进行其他修理，并不影响船的继续航行。（2）
东吴的海船还用上了先进的多帆技术，在多帆桅船上，斜移的帆面各自迎风，后帆不会挡住前帆的受风，大大加快了船速。康泰《吴时外国传》称，这种船自南海乘风航行至大秦只需一月（3），吴人万震（曾任丹阳太守）《南州异物志》也说，多帆海船上通过斜移帆面到合适角度，充分的利用风力，“斜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4）。
东吴的海船高大精美。嘉禾三年，吴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句骊王宫为单于，其海船回程时载马八十匹犹称为“小船”。（5）据记载东吴造的战船，最大的上下五层，可载三千名士兵（6）。孙权乘坐的“飞云”、“盖海”等大船更是雄伟壮观（7）。在海上的普通大船也要长二十丈，高出水平面二三丈，载六七百人，装万斛。（8）
东吴的造船业不但技术先进，而且还颇县规模。当时东吴的造船中心在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闽侯）。此处紧靠闽江，直通东海，林木丰盛，交通便捷，东吴在当地专门设有典船校尉，掌管刑徒造船（9）。同时还在沿海永宁（今浙江温州市）、横阳（今浙江平阳县）、温麻（今福建连江县）等处设置“船屯”用以发展造船业。最有名的当属潘璋建立的温麻船屯（10）所造的“温麻五合”海船，由于是并用五个大板做的，故以“五合”为名。这种海船材料考究，多用“豫章楠”之类的上好硬木制成，极为坚固。
既然拥有了如此规模的船舰，当然要好好利用。东吴在孙权时代常常泛海远航，便不难理解。
东吴的泛海远航，影响最大、意义最深远的，当属黄龙二年（230年）的夷洲和亶洲之行。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夷洲在什么地方，虽然历来都有争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夷洲即今日台湾。有的学者指出：“夷洲之方向、地势、气候、风俗与台湾极相似，舍台湾外无可指，且近时日本人曾在台北发现指掌型之古砖，推其时代即属于三国，故夷洲之为台湾，绝无疑义。”成书于公元264年至280年，由浙江武康（今德清）人、当时的东吴丹阳太守沈莹编撰的《临海水土异物志》所记的夷洲，无一不与今日之台湾相合。如方位：“夷洲在临海东南（临海在今浙江宁海一带），去郡二千里”；气候：“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地理：“四面是山，民依山所居”；物产：“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社会状况和风俗：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阶段，没有一定的组织，“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如有所召，取大空材，材十余丈，以着中庭，又以大杵旁舂之，闻四五里如鼓，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婚姻是从妻住的对偶婚，男人髻头穿耳，女人不穿耳，甚至“舅姑予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互不相避”；再如凿齿，“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台湾北部的泰雅人，直到明清时期，仍有此风，男女青年相爱，男“凿上颚门旁三齿授女，女亦凿三齿付男，期某日，就妇室婚，终身依妇以处”。又如猎头，勇士“战得头，著首还，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台湾土著居民长期保持这种风俗，“所屠人头，挖去皮肉，煮去脂膏，涂以金色，藏诸高阁，以多较胜，称为豪侠云”。据上所述，《临海水土异物志》描述的夷洲就是当时台湾的情况。
亶洲是今日的日本（东吴也称呼它倭国），历史上也有过流求之名。然而当时东吴对夷洲和亶洲的认识并不多，虽些有不少亶洲人直接渡海到东吴的会稽通商，东吴也有人航海被大风吹至亶洲的。（11）古代夷洲和亶洲自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仙人居住的地方，秦皇汉武曾先后派遣人马去那里求虚无飘渺的“不死药”，可孙权想的似乎不是“长生不老”，主要原因还是在希望把两地的土人强制迁徙到东吴来增强国力。
派遣舰队前往夷洲和亶洲，遭到重臣陆逊和全综等一致反对，他们认为“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12）“万里袭取，风龘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13）。但孙权并没有听从，还是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带领甲士万人泛海远航。舰队先南行至夷洲，掳掠夷洲土人数千，其后东行亶洲。但是不出陆逊全综所料，因为路途遥远，没有现成的航海路线，或许还因为缺乏今日航海所必须的天文、气侯、数学等知识，甚至还有可能没有罗盘等导向设施，在航行中又因为水土不服加瘟疫，“士卒疫死者十亡八九”。舰队在海上颠簸了一年后还是没到达亶洲，最后于吴黄龙三年（231年）二月，返回东吴。
此次航海虽以“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落下帷幕，但此役是大陆王朝开始经略台湾的一件大事。说这次军事行动促进了大陆与台湾经济文化的交流，大陆把先进的生产工具传入台湾，有助于台湾高山族先民从石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虽嫌拔高夸大，但也并非信口雌黄，而且事实上这也的确是有史以来大陆与台湾大规模交流的第一次记录。
此次航海，最直接的意义，还在由于上万甲士到达夷洲，而且停留将及一年，大大增加了吴人对夷洲的了解，有助于以后进一步渡海去台开发。从此大陆人民渡海东去者渐多。《台湾府志》至今还记有富阳市历史上的首位“状元”，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诗人施肩吾率领族人东渡台湾澎湖一带安家的史实。《台湾府志》还附记施肩吾写于澎湖的《赠友人归武林》诗一首，其后四句为：“去去程何远，悠悠思不穷，钱塘江上水，直与海潮通”，这是说当时台湾的船只，有的已直航武林（今杭州）了。可见孙权首倡开发台湾，其影响是深远的。
东吴和亶洲的交往也并未因此而断绝，近代至1984年在日本先后发掘出370多枚吴地所产铜镜，证明两国间商业贸易的存在。（14）另外，在日本古书《日本书记》和《古事记》中称呼东晋南朝为“吴国”，称其人民为“吴人”，来自南朝的丝织品、服装、床具都被冠以“吴民”，也可见东吴和日本在经济上的频繁来往。
二、经略辽东
辽东虽然是魏国的势力范围，但由于路途遥远，曹魏鞭长莫及，实际上一直是公孙一族在那儿当土皇帝。孙权出于战术考虑，希望与之结盟，让他成为北抗曹魏的犄角。早在建安年间就派遣使者渡海去辽东联结公孙康，结果使者脑袋被公孙康剁了，两家结仇。（15）太和二年（228年），公孙康之子公孙渊从其叔叔公孙恭处篡位，成为辽东的新统治者，他担心自己的位置坐不稳，便一边接受魏国的封爵，一边又主动派遣使者向孙权示好。（16）于是东吴的舰队又出现在辽东和江南之间的海面上。
其后几年，孙权的船舰频频来往于东吴与辽东之间，“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17），东吴和当地居民土著大做生意。吴嘉禾元年（232年）三月，孙权组建了规模“浮舟百艘”的舰队，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为统帅，前往辽东。不幸消息被魏侦知，当时魏汝南太守田豫正督青州诸军从海道讨伐公孙渊，魏明帝认为东吴人数众多，又在海上，害怕田豫碰上东吴的舰队吃亏，于是下令田豫罢兵。但田豫认为当时已经是秋季，海上风急浪高，吴军归师肯定会靠岸行驶，而东面没海岸，只有西赴成山，成山又没有藏船之处，于是就派出部队占据有利地形把守成山。“徼截险要，列兵屯守”，九月，周贺等从辽东返回，船至成山，果然遇到恶风，“船皆触山沉没，波荡著岸，无所蒙窜”，田豫率军突然杀出，周贺被斩，上岸士兵均被俘虏，裴潜幸免于难。（18）
田豫这一闷棍，打得孙权是血本无归，孙权当然是痛心的。可一个月后的当年十月，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孙权，并献貂皮马匹等贡品。这下又激起了孙权的辽东情结，于是先在嘉禾二年（233年）正月下诏“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来个大赦天下，随后便在三月，派遗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为使者，将军贺达等率领大军万人（《魏略》载公孙渊表说是七八千人）护送宿舒、孙综回辽东，同时携带金宝珍货、九锡备物赏赐公孙渊，并封公孙渊为燕王。（19）是年六月，东吴舰队顺利抵达辽东沓津（今旅顺口），张弥、许晏与万泰、裴潜将吏兵四百馀人，赍文书命服什物，来到襄平（今辽宁辽阳）。万泰、裴潜另外携带大量货物，来购买战马。贺达、虞咨率领馀众在船所。那知首鼠二端的公孙渊早已变了心，他背信弃义，“恐权远不可恃，且贪货物，诱致其使，悉斩送弥、晏等首”。东吴大军被斩首三百多，受伤落水被溺死二百多，剩下少数或散走山谷，或藏窜饥饿而死。（20）
吴赤乌元年（238年），公孙渊竟然派使者再次前来“称臣于吴”，原来当年“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吴人欲戳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渊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盖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21）孙权出于抗击曹魏的全盘战略需要，也不念旧恶，第二年（239年）三月，“遣使者羊衜、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22）
东吴经略辽东之举总体而言是得不偿失，损失惨重，但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首先不应单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能被所谓的“尊刘贬曹轻东吴”之正统观念束缚。三国鼎立的形势众所周知，东吴与西蜀在没有消灭曹魏大敌的前提下，偏安是不会有出路的。诸葛亮《后出师表》所云：“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因此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孙权与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是相同的。东吴优在水军，与敌相搏能占上风者大抵在江滨，至少也得力于水军的支援，倘在内陆腹地，即使取胜了也不易持久。这就不能不使孙权产生运用水军优势，由海道觅口岸北伐的谋略；或至少可以从海上夹击以收对敌牵制之效。而要利用海道，则在辽东获得据点无疑能得形胜。（23）事实上当时的公孙渊的确对曹魏怀不臣之心，诸葛亮一死，司马懿无西扰之忧，马上不辞远征，吃掉了这一心腹之患，也可资证明。只可惜孙权限于地理上的劣势，加上遇到的公孙渊是毫无信义可言的军阀，当然，孙权选择的时机也不十分恰当（或许张弥、许晏、贺达等率重兵前往是在司马懿征伐辽东之际，结果就可能大不一样，遗憾的是历史不允许假设），孙权在辽东问题上不管成败利钝，不顾陆逊、张昭等重臣力谏而一意孤行，不排除他性格中存在的“昏虐”、“暗塞”、“无道”缺陷，但总的说来还是他不甘偏安、积极进取思想的反映。何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孙权这一奋力拼搏，客观上却开辟了由东海至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航线，自秦汉以来未能形成的大东北与大东南的直达航路得以贯通。后世晋朝南渡，就是通过这条航线派遣王齐、徐孟一行渡海北上连接辽东慕容氏，而六朝时期亦是由此航路频繁与朝鲜半岛诸国贸易。因此孙权此举，“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实在是一言难尽。
三，纵横南海
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登皇帝位，称吴大帝。同年秋九月，东下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经过数十年不断努力，东吴国力迅速发展，造船业更是如日中天，不但西蜀“门泊东吴万里船”，而且东吴的船队还纵横南海，扬威欧亚。
珠崖、儋耳均在海南岛上，汉时为两郡共十六县，珠崖郡治在琼山县东谭都，儋耳郡治在儋县义伦。早在吴黄龙二年（230年），孙权就看上夷州及朱崖（海南），欲遣偏师取之。（24）但因为夷洲、亶洲之行的得不偿失，对朱崖之行也暂时搁置。其后东吴舰队一直往返于长江口和辽东之间，无暇南顾。事隔十二年，东吴海军终于有功夫向南海进发了，赤乌五年（２４２年）秋七月，孙权派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兵三万自海上远征珠崖、儋耳，重将两地纳回东吴版图。（25）是年壬戌，孙权复置珠崖郡，领徐闻、朱卢、珠官三县，属交州。（26）
当时，我国南方有一个叫交州（交趾或安南）的地方（今越南），三国时，已成为南海诸国对我国贸易的主要中心。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魏文帝践阼，孙权使命称藩，魏文帝封孙权为吴王，“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27）吴黄武五年（226年），交阯太守士燮卒，其子士徽作乱，被东吴广州刺史吕岱“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灭，从此交州之地彻底为吴所据。同年，吕岱派遣从事前往南海诸国，宣扬吴国声威，促使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堂明（今泰国境内）诸王，各遣使奉贡。（28）
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范旃大将范寻为扶南王时（245～251），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和南海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29）两人归国后，朱应撰《扶南异物志》，康泰撰《吴时外国传》，这是研究东吴与外国交往的重要资料，可惜二书均已遗佚，仅在《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文选注》等书中残存一些片断引文。
在吴韦昭的《吴鼓吹曲·章洪德》中，对当时东吴和南海诸国的来往有如下描述：
章洪德，迈威神。感殊风，怀远邻。平南裔，齐海滨。越裳贡，扶南臣。珍货充庭，所见日新。
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壤。东吴时代，南海诸国和东吴的海上贸易络绎不绝，各国商船往返两地，可以说是东吴航海获利最大之处。据万震《南州异物志》上记载，当时在南海上还有波斯（伊朗）、天竺（印度）大海船远来贸易，而在吴“黄武五年（30），有大秦（古罗马）贾人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使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31）孙权既然能派遣使者送秦论回国，则表明东吴也有能力到达大秦，而且康泰《吴时外国传》也记“从加那调州，乘大海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乃入秦，大秦国也。”惜《吴时外国传》全书已佚，此句仅见于《太平御览》注，是为孤证，但此记录起航地点、船帆数目和航行时间俱全，亦不能忽视。大秦是位于欧洲地中海的古老帝国，可见孙吴的泛海远航已影响到欧洲。
三国之世，东吴海军南至南海诸国、北达辽东朝鲜、扬威亚欧、享誉海内外，的确值得大书特书。
注释：
（1）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与孙权在濡须水战大败，被歼三千，自溺数千，非常狼狈，反观孙权战船高大，器械精良，军伍整肃，作战勇猛，不由敬佩万分，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黄武三年（224），曹丕欲大兴军伐吴，兵次广陵。吴植木衣苇，为疑城假楼，自石头至于江乘，联绵相接数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舰于江。曹丕面对东吴如此强大水师，叹曰：“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
（2）也有人认为这种水密舱造船技术是宋朝的发明。
（3）从加那调州，乘大海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乃入秦，大秦国也。（康泰《吴时外国传》）
（4）外檄人随舟大小，或做四帆，前后沓载之。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斜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斜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万震《南州异物志》）
（5）宫於是谢罪，上马数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诏书赐物与宫。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吴书·孙权传》注引《吴书》）
（6）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水经注》卷35《江水》引庾仲雍《江水记》）
（7）弘舸连舳，巨舰接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叠华楼而岛跱，时仿佛于方壶。（左思《吴都赋》）飞云、盖海，吴楼船之有名者，皆雕镂采画，有轩櫎华槛之船也。（《文选·吴都赋》注）
（8）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万震《南州异物志》）
（9）郡又有治县，吴于此立典船都尉，主谪徙之人作船于此。（《元和郡县志·卷29福州》）
（10）吴潘璋造船屯在大北门城外，有铁锚一根，露地四尺许，其端有窍。昔有人掘地数尺见有三丫深入，力撼不动而止。（《连江县志》）
（11）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吴书·孙权传》）
（12）“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吴书·全综传》）
（13）“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洲，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吴书·陆逊传》）
（14）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董亚巍《再谈鄂州出土铜镜与在日本的神兽镜的关系》
（15）“臣父康，昔杀权使，结为雠隙。……。”（《魏书·公孙渊传》注《魏略》）
（16）太和二年，渊胁夺恭位。明帝即拜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遗。（《魏书·公孙渊传》）
（17）《魏书，公孙渊传》注引《魏略》
（18）《魏书·田豫传》与《吴书·孙权传》
（19）《吴书·孙权传》
（21）《魏书·公孙渊传》注引《汉晋春秋》
（22）《吴书·孙权传》
（24）“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谘逊”（《吴书·陆逊传》）
（25）《吴书·孙权传》，“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朱崖，斩获有功”（《吴书·陆凯传》）
（26）《晋书·地理志》
（27）《吴书·孙权传》
（28）《吴书·吕岱传》
（29）《梁书·诸夷传·海南诸国传》
（30）查诸葛恪讨丹阳，为嘉禾三年至六年间，故《梁书》秦论入吴年代有误。
（31）《梁书·诸夷传·中天竺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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