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瞻的一生
如果要拼爹的话，中国上下五千年孔明没有人能拼得过诸葛瞻，作为孔明晚得的亲生子，他的身上环绕着众多光环，一出生便受到众人瞩目，是当之无愧的星二代。
在三国这场精彩绝伦的大舞台上，众多人物粉墨登场，纷纷出尽奇招，希望在史册上能够留下令人惊叹的一笔。而诸葛瞻，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令人惊叹的，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他的父亲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足以带领着自己的子孙走入史册，万世流芳。
生为孔明的血脉至亲，诸葛瞻从出生起就被太多的人寄予着希望“：父亲希望他才智出众，成为社稷重器；母亲期盼他忠君爱国，一生活的坦坦荡荡；朝臣们希望他子承父业，擎起整个季汉天下；百姓希望他贤能悯人，为汉世多做善举。
诸葛瞻的一生，被无数的期望包围着。虽然只是小小的孩童，可孔明却已经盼望他能够为国家做出一份贡献。由于自己的父亲，诸葛瞻自出生起就注定要在被旁人不断评价与对比的命运中成长。
孔明对国家是出了名的无私，对自己的孩子却格外吝啬，思远自小就没有享受过太多的父爱。他的父亲是一个爱国家更甚妻儿的男人，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投注到孩子的成长之中。
思远生命最初的前七年是寂寞的，只有母亲相伴。父亲则不断在家里出出进进，每一次回来都是带着倦容和疲惫，而每一次离开都是格外的迅速和漫长。
思远的一生是幸运的，可也是极其不幸的。因为他注定无法如常人一般享受着父子亲情。看似平凡无奇的父子相处，于他，几乎是遥不可及的奢侈之物。他思念的父亲，一直是一个用传说与文字堆砌起来的遥远身影。
诸葛思远，出生于建兴五年，即公元227年。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异父同族的兄长诸葛伯松，他的出生并没有改变伯松作为孔明长子的权威，相反，孔明更加在意伯松的地位，不仅是为孩子，也是为了远在江东的兄长。
思远出生的那一年，孔明正出屯于汉中，为自己来年的北伐大业进行准备。孩子的出生虽然令这位中年无子的汉相欣喜，可到底没有影响到孔明为北伐的准备。
建兴六年，北伐大业隆重拉开序幕。孔明在这一年间两度北伐，均未推动战线。随后一年又自出建威，恫吓郭淮，留下两岁的诸葛瞻与黄夫人守在家中。
同样是这一年，孔明的长子诸葛乔去世，仅有二十四岁，遗下一个儿子诸葛攀，几乎与思远同岁。与父亲一样，诸葛显也是一样英年早逝，也只留下一个儿子诸葛显。
建兴八年，孔明再一次来到汉中，预备即将远来入侵的曹魏大军。然而大雨打乱了所有人的行程，在老天无声的愤怒中，这场有头无尾的战争悄无声息的结束了。
建兴九年，孔明第四次北伐，直到冬季方归。这一年李正方被废黜，举家迁往梓潼。
还是五岁孩童的诸葛瞻懵然不知发生在自己身边因为权力争夺而进行的政治斗争。
这一年的冬天，或许格外的寒冷。对孔明如是，对正方如是，对苦苦等待着战后和平的蜀中人民亦如是。
建兴十年与十一年，是孔明居成都府休兵之年，虽说是养兵休民，可他丝毫没有闲下来，一样日夜操劳，练兵讲武，治栈道，运米粮，没有片刻闲暇。
尽管与儿子相处的时间如此之短，可孔明依旧对儿子的成长较为关注，不仅亲手为他写下了教诫之训，还时时观察着孩子的资质，以瞻日后。
“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
这是孔明在建兴十二年与兄长诸葛子瑜所写的书信，当中满溢对儿子的疼爱，同时也充满叹息：也许，这个孩子终究不能如自己所愿一般，成长为擎天巨柱。
这封书信，也就成为诸葛瞻第一次出现在众人眼中的印象，一个聪明早成，但未必如孔明般出众优秀的孩童。
孔明看人是惯有的严格，看自家孩子，更是严苛百倍，这是他作为一国之柱的职责使然。此信的前半句尚是一位慈父口吻，待到后半句则是一位政治家对自家继承者的挑剔。
因为父亲，诸葛瞻的前半生是顺遂的，父亲的名号就如同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为他遮挡去了道途上的一切苦难。他活在众人用满腔热爱建造而成的热爱中，无忧无虑。对他而言，父亲是遥远的，是活在人们交口称赞和纸上的。
他十七岁时娶了刘禅的公主，在一些史书当中，也认为他娶的是刘禅的妹妹，这是不可能的。刘玄德死于章武二年，即公元223年，他的女儿最小也该在公元224年出生，则思远十七岁时，公主已然二十，这在汉代，是不可想象的迟婚。许多贵族家的女儿在二十岁时已经成为两三个孩子的母亲，贵为公主的刘氏女又如何会在二十岁时嫁给仅有十七岁，并受到全国瞩目的武侯之子诸葛思远呢？
刘禅给予这位故臣之子的待遇是超规格的，不管孔明生前是否给他留下了怨恨。但作为帝王，若是连优待其子的气魄也没有，那便也不堪为帝了。
刘禅不仅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思远，令他成为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帝婿，而且二十年间升职频频：从最初的骑都尉，一直到景耀四年的行都护卫将军，并平尚书事。思远一步步走入季汉政权的核心，他是所有人眼中的明日之星，百姓心中的期望。
孔明生前虽然征战频繁，而且蜀人也着实厌兵，可当他死后，蜀中之人却抑制不住心中对孔明的思念与热爱，纷纷野祭他于道路旁，相信这也是对孔明生时治世清明的又一肯定。
为官好坏与否，百姓自清。
因为这层缘故，思远也就成为了人民眼中的救世主，晋人陈寿说他，一旦朝廷有什么便民惠民政策出台，就立刻会被人们冠以“葛侯所为”的美誉。
且不论承祚之言中是否有黑化思远之嫌，但就季汉当时状况而言，孔明过世后，掌握朝廷大全的臣子从来都不是思远，而是蒋公琰、费文伟这些父亲生前赞许有加的人物，在军事方面，又是姜伯约一枝独秀。思远并没有施展政治之略的舞台。
他或许也有过利民的政策建议，但更多的相信还是公琰、文伟所做。因此承祚之言，结合当时的形势分析，并无不公。
只是蜀中之人对孔明的爱太热切了，以至于模糊了自己的思想，将对孔明的热爱延伸到了思远的身上。
在这样浓重情感的包围下，思远无忧成长着，度过了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与刘氏公主生下了两个儿子：诸葛尚与诸葛京。
承祚的笔下，思远是一个“工书画，强识念的人”，正应和了昔年孔明对儿子聪慧的称赞：强将手下无弱兵，虎父亦无犬子。
在历代史官中，承祚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对武侯父子的评价，使自己陷入到辩不清的千古口舌官司中，被迫在千年的时光中接受着世人或鄙夷或轻蔑的目光，连晋书中的谣言都能将他的“良史之才”瞬间击溃。
谣言终归是谣言，如何能够当真，陈寿永远还是那个有良史之才的承祚。
晋书的绮华怪丽是唐代志怪小说日盛的写照。与其说是史书，倒不如将它形容为一本言语华丽的文学读物，传说与正史相杂，混淆着人们的视听。
承祚生于季汉，老师是当时有名的学士谯周——此人因为劝后主归降而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千古骂名，但没有人知道的是，在孔明亡逝的消息传来后，谯周是第一次奔去吊丧的人。
唯恐孔明之死会引发全国官员集体去吊念而导致国家瘫痪的刘禅很快就下令禁止任何人去其府上慰问，而谯周则是唯一一个得以进入的人物。
景耀六年，蜀汉灭亡，陈寿随着老师及后主归降了魏国，不久之后又成为晋朝的官员。他虽为旧蜀之臣，但到底不是欲慷慨赴死的烈士。心中纵有满腔对于武侯的热爱，也不得不在晋皇司马氏的面前收敛，谨慎行事，以防祸从口出。
在三国志中他盛赞武侯的治世之才，因为有目共睹，就连魏国人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评价孔明“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既然孔明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那么承祚又如何会因为父亲的受罚而去记恨武侯呢？他在三国志中对孔明的偏爱一览无余，不仅单为他列传，还为其写下篇幅甚巨的评语，此外又积极收集其生前的文献著作，合为诸葛武侯集，有时甚至连武侯随意说出的一句话也统统记录在案，其心可昭日月。
而思远，无论承祚评价是否公允，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在季汉倾败的过程中，思远是有责任的：首先，他不能以帝婿之位劝诫刘禅远离黄皓，在朝又不能与姜伯约和平共处，携手并进；为官时又与下属相处不洽。他的身上，汇聚了太多名人二代成长的悲哀：其人幼年聪慧，不幸失父丧母，一生从未与孔明长时间相处，却不得不承担他过盛的声名所带给自己的影响与压力，丧失自我成长的土壤，只能长成别人所期望的模样而失去自己。孔明，对于思远而言，是一顶太沉重的帽子，摘不下，只能费力的顶着。
古人多妾，故而子嗣众多，当中成才者却寥寥。孔明一脉本就孤弱，仅有一子，不如父亲也在常理之中，无须苛求。如董休昭般越父者实在太少，无怪乎承祚要将其拖出独为一传。
真正使诸葛思远闪耀于历史之中的，不是他的生，而是他的死。他的前半生一路顺遂，尽管地位举足轻重，却并不令人敬佩。毕竟这些荣耀都是借着孔明的光辉所得，不真正属于他。与邓士载的大战是他生命中真实属于自己的光华迸放。虽然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可却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勇气，去成全自己，成全父亲，成全蜀中众人对诸葛氏忠烈英名的信赖。
如果说他的生是充满希望的，那么他的死则是壮烈的，也是令人慨叹的，生时无法匡君辅国，死后却获得了重生。他与姜伯约的一死一生，看似两种极端，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对孔明，对季汉热爱的升华。
思远的一生是优渥的，是无风雨的，他是一株生长在暖室里的昙花，花苞累累的结在枝上，到临死的那一刻，忽然绽放出惊世的艳丽。
“事不济则已矣，安能复为之下！”
孙盛的一句评价的好：
“壮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宜乎世济其忠也。”
世人对孔明北伐多有不解，不明白他为何明知劳民伤财也要北伐？以他出众的治世之才，完全可以将西蜀打造成一方乐土，富庶安宁，独立于中原之外。
为什么？
为刘玄德，也为自己的理想。
为这个国家长久的发展。
富庶一方，可以偏安一世，可以偏安几百年，几千年吗？
迟早，战火都要延及这里，将这片沃土上思汉的人心烧尽、烧绝，将它纳入北方的版图。
你可以说孔明是自私的，因为他的确自私，为了刘玄德，为了兴汉之梦，不惜将子民们拖入战争中。
你也可以说孔明阻碍历史进程，因为季汉一统天下的胜算早在刘玄德夷陵军营中的那一把连营火烧起来时，便不复存在，三分归魏，大势所趋。
你甚至可以说他是固执的，明知赢不了，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起战事，拖着病体一次次往返汉中--成都，直至最后油尽灯枯，未捷身死，也绝不休兵偷安。
有一点，也是必须清楚知道，就是在这所有的兴兵理由中，他从没有为自己，或是为家人打算，他的心，满满的被刘玄德、被季汉、被信赖自己的人民占据着，再腾不出空去记挂自己的安乐，记挂孩子的前程。自二十六岁出山起，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辅佐刘玄德成就大汉天下，如若不成，便如自己对孙仲谋所说“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这话里虽说的是玄德，其实也包括了他自己。他与玄德的命运从出山开始便紧系在一处，分割不开。
“事不济则已矣，安能复为之下！”
掷地有声。
这便是思远自幼接受的家教，这便是孔明对孙仲谋，对信任倚重自己一生的刘玄德，对所有信赖爱戴自己的子民所立下的誓言。
吾敬其忠，敬其烈也。
纵然沧海桑田，纵然时光流转，这铮铮之言依旧回响在江东、回响在成都，回响在汉中，回响在热爱追随他远去身影的人们心中。
不侍二主，是诸葛氏立世的底线，也是思远为人的信条。他可以在国内任意享用着父亲名声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可以随意挥霍着自己的脾气，可有一点他却始终清楚，自己的一生是属于季汉王朝的，别无他选。
他宁愿背负“战不力”的罪名悲哀死去，也不愿成为邓艾允诺的琅琊王；他宁愿父子背死一战，也不愿劝后主归降。
我同情思远，就像同情着历史上无数为父母声名所累，失去自我成长空间的孩子一样。但同时我也敬佩他，如同敬佩伯约一样。
死或许是比生容易许多，可对于自幼生长在安乐富足环境，从未出生入死的思远而言，分外艰难。哪怕想一想，都会令很多人甘愿付出尊严的代价去换取生存。在那一刻，思远所抛却的远不止自己舒适的生活、人本能的对生的渴望，还有是否值得的思量。他要毅然决然的舍弃掉所有来自以往生活的召唤、夫妻父子至情、在明知人心不附的情况下慨然赴死。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此时的汉军早已没有了昔年霍仲邈以数百众抵抗数万大军而坚守不下的勇气与决心，却是常年疏于操练，保命为上的乌合之众。主帅父子一死，便如鸟兽散，各自逃命去了。邓艾长驱直入，兵临成都。
传世四百年的大汉此时真的气数已近，再无力回天了。
曾经让刘玄德满怀期望，令孔明鞠躬尽瘁的汉室终于还是被司马氏所征服，由他们共同培育的继承者亲手捧出一切，自缚送于军前。
北地王刘谌不堪这样有负祖父，有负历代主政大臣心血的投降之举，痛哭着与思远选择了同一条道路——殉国。
既然生不能卫国免难，那么死也要留住季汉的国威。
在刘玄德故去的四十年后，他的孙子刘谌跪倒在他的英灵面前，痛悼父亲的懦弱与国之将忘，激愤之下，他亲手杀死妻儿，而后自杀，只为死后能有颜面去见自己的祖父，去见孔明，去见公琰，去见文伟，去见休昭……
而刘禅则在旁人的护送下，来到了洛阳，来到了他的父辈们梦寐以求走入的殿堂，不是去做那张龙椅，却是以战俘的卑微姿态仰望着坐在那张椅子上的人。
他最终没有死。借由自己或聪明或愚蠢的表演，取得了晋帝的信任，有惊无险的安老于洛阳，死后被埋在了邙山。
那个远离故土的坟茔中，埋葬着四位亡国之君：汉后主刘禅、陈后主叔宝、南唐后主李煜、后蜀后主孟昶，他们生前的命运不尽相同，最后的归宿却颇为一致——亡国之冢。
历史是公正的，亦是严苛的，它接受这历朝历代人们的评判，承接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命运。
我们无需对刘禅的选择过于痛心，也不用太神话他的【智慧】，无论有心抑或无疑，他都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会做的本能举动——保命。他没有思远深入心间的父亲教诲，也没有思远那般受到人民热爱。
益州这块大地，向来对于一代代入侵者是冷淡的。孔明虽以呕心沥血获得人民的认可，但也只是一个特例。在三国乱世中，忠诚于平民是不必要的负担，人人都为效忠君王而死，那益州便会成为不毛之地。刘禅世后期，奸臣当道，民生凋敝，官员醉生梦死，丝毫感知不到国堕的危机。如此世间，早一刻投降魏国，于人民也是善事一件。
蜀亡之后，人们并不痛心于他们君王生不如死的窘境，而只是单纯歌泣着孔明的离去，悲伤季汉四英的逐一凋亡。于是许多年之后，立于成都的昭烈帝庙成为了武侯祠，孔明也在一代代蜀人的交口相传中变身为茶祖、变为智圣、变为无所不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半仙。
热爱，永远都是想象的源头，在这代代相传的对诸葛丞相以及其子孙的热爱与传说故事中，国人也获得了关于忠诚、智慧、贤德的陶冶，关于如何立世为人的指点。
忠臣烈士，遗爱永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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