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扶风集团在益州的兴衰史
开说之前先声明一下，所谓扶风集团并不单指扶风郡人士，也包括当时关中三辅逃亡到益州的那些人，其实叫关陇集团更为妥切。只是在这个集团占主导地位的几乎全是扶风人，故此名之。
兴平二年，天下刀兵四起，饥荒也四起，和军阀杀得你死我活、饥荒闹得军阀自己也吃人肉的关东比，傀儡皇帝献帝所在关中地面虽然也有刀兵，也有人吃人，但刀兵还没到屠城地步，吃人阶级只是草民，倒还算太平无事，套用黎东方先生《细说三国》一句话：“也就是物价有点贵”。但比起帝国东部其他几个州的攻城略地、屠洗坑灭来说，那些在几年前被董卓强行迁徙到长安的百姓来说，还是幸运的。《后汉书·王允传》对该地情形有着如下描述：
初，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是时三辅民庶炽盛，兵谷富实。
“民庶炽盛，兵谷富实”八字反映出当时关中兵精粮足、民富地裕的美景，也难怪李傕、郭汜一干凉州人能占据此地“要挟天子令诸侯”的一段时间，关东诸侯却无奈其何。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后将军夫人的醋意，李傕、郭汜两个竟然在长安城里开打起来，偏偏这两个又旗鼓相当，结果一把火烧了长安，又把皇帝和公卿当了肉票。天子公卿尚且自身难保，士庶黎民也更甭想过安生日子了，火烧长安后四年关中一带的情况，《典略》记载的为：
从兴平元年至建安二年，其间四岁中，咸阳萧条，后贼李堪等始将部曲入长安，居卓故坞中，拔取酸枣梨藋（藋，从吊切。）以给食，发冢取衣盖形。
即使到了建安二年，局势有所缓和，关中诸将也只能靠“酸枣梨藋”这号货色果腹，那么当时惨况可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许多史料均有记载，单看下面一条最为概括：
初，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闲，关中无复人迹。（《后汉书·董卓传》）
上文提到而“强者四散，羸者相食”，弄得关中“无复人迹”。可见吃人阶级终于也有了非草民阶级了，但是并非相食的只有“羸者”，强者也会把羸者吃下肚去。其中史有明文的就有《魏略勇侠传》对于曾经提及当时有“啖人贼”抓人回去煮吃。（注一）不光“贼”吃人，士族也吃人，后来曹魏的轻车将军扶风人王忠就是一例。别看此公虽吃人肉，可当时跟着逃荒大军去武关时候，还能把刘表派出迎接的娄圭打跑，凑合了千余人去投靠曹操。曹操曾夸奖娄圭“子伯之计，孤不及也”。所以能算计娄圭，扶风王忠可谓“强者”了，但连他都吃人了，那么扶风郡别的大大小小士族们日子也不会怎么好过，要么留着相食，要么纷纷辞坟别家，逃荒而去。同样“食人”情况在关陇其他地区一样发生，
当时逃荒士民选择的路线一般有两条，一条是东出武关入南阳依附荆州刘表，王忠、鲍出就是走的此路，一条是南入汉中下巴蜀依附益州刘焉。是时刘表初领荆州，和袁术、孙策、张津等交战不休、刀兵不断，故此“蜀汉险固，人民殷盛”的益州比起荆州来更适合避乱就食，智如荀攸都曾求为蜀郡太守，可见益州在当时中国难民心目中的位置了。于是在关中逃亡的人中就有一大堆扶风士族跑到了益州。
大批逃难士民涌入益州，难民对于当地统治阶级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因为牧守可以将他们强者为兵，弱者补户，增强军事、经济实力；豪强可以将他们招为部曲、纳为佣户，扩张自家势力。而背井离乡的难民只求衣食得全，牧守豪强们往往只需花极小代价就可以将他们征编招纳。流士却是一个麻烦问题，因为那批士大夫虽也有学者智士，但多半是沽名钓誉、清谈吹嘘之辈，又不事生产，谁愿意白白花粮食去养活他们。当时除了荆州刘表肯花钱养活一堆书生外，别的地方流亡士人的都是饥寒交困、贫病相伴。《吴书·全综传》对当时一批流离至江东的士人情况有描述，那些中原士大夫在江东是“士类县命，忧在朝夕”，要没全综及时救命，早就饿死街头了。即使有些流士放下面子抗起锄头种地，还要担心被地头蛇欺压。这个现象不光在江东一地，在全国亦然。
正因为这个原因，对于流士来说，最佳途径是在当地谋个一官半职，以求衣食无忧。可是僧多粥少，当时各州郡流士之间为了谋一职务、占一饭碗，大家是明争暗斗、互相挤兑，乃至于最后同乡之间也争斗不已。扶风人法正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法正其祖俱有高名于后汉，其父历任司徒掾、廷尉左监，可以说是扶风名家了，可自入益州之后，先是无职可谋，过了多时才被刘璋任命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可是却又是属于只挂官名，却不任用的空头支票。而一起逃亡来的同乡却又无中生有的对其品行加以诽谤，可谓内外交困，有志难伸。
扶风集团就整体而言在益州也明显处于劣势，只要看当时益州上层，除刘璋长史射坚是扶风人外，其他要职不是益州本土，就是被荆州、中原士人占据。那是因为自从刘璋和张鲁闹翻后，五斗米道占据汉中，隔绝蜀道。使得关中和成都的交通断绝，关中流民亡士都被张鲁包揽了。反之中原和荆扬的士人却不停的涌入巴蜀。此消彼长，扶风集团不处于劣势才怪。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之后勾引刘备入川的三位里除了张松是益州人外，另两位均为扶风人也不足为奇了。建安十九年，刘备占领益州，刘璋一族被安置到公安，扶风集团的地位也随着刘璋的倒台而飑升。是时原依附刘璋扶风人士在益州出任要职的主要有以下人士：
法正：其因为辅助刘备取蜀的功勋，被刘备任命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为刘备所雅信。在刘备军地位和诸葛亮、关羽、张飞并列。
孟达：为法正好友，其人进见闲雅，才辩过人。先留屯江陵。蜀平后，为宜都太守，统兵四千，另赐部曲四千家。
射坚：少有美名，辟公府为黄门侍郎。避乱入蜀后为刘璋长史，刘备任命其为广汉太守。
射援：射坚之弟，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之婿，时为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军议中郎将职掌如军师中郎将，既参谋军事，又有兵权）
上官胜：天水上邽人，为当地望族。在蜀先期情况不明，可刘备称帝后，其官至三公之首的太尉。其族人上官显、上官雝均在蜀汉为官。上官雝官至行中典军讨虏将军。
以上五人除上官胜不明外，其余四人都是兴平末、建安初为避关中饥乱入蜀的，是当时在蜀三辅人士的首领，除他们外在刘备攻打益州时候又有一个重量级扶风人加入了刘备阵营，那就是被时人称为“信布之勇”的马超。另外任何一个地域集团往往也会出现几个非该地域的人士，扶风集团也不例外，分别有一个益州人和一个荆州人加入。
益州人是广汉彭羕，此君因为嘴巴太毒、脾气太大，结果大家一起向刘璋诋毁其，最后惨被髡钳羕为徒隶。大概法正也是因为被人诋毁而不任用，故此两人颇有共同语言，后来刘备攻打益州，在庞统和法正的大力推荐下，令其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因其奉使称意，刘备对它识遇日加。成都既定，刘备提拔彭羕担任相当于州牧副手的治中从事。荆州人是南阳李严，他自曹操南征时候入蜀，为刘璋所重用，却拿着绵竹城当礼包投降刘备。定成都后。被刘备任命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
从《三国志》看出，彭羕与法正、马超两个相善，李严与孟达又是默契。所以把他们算做扶风派系的也不以为过。上叙众人的待遇体现了扶风人士在刘备管下的益州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可是在军事上扶风人士亦有一席之地。从刘备平定益州后，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而这么多的赏赐不可能由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一人独吞，应该是再由他们分配给各自的部属。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法正一系的部曲不在诸葛亮、关张之下。而法正、马超部属的组成个人认为应该是以关中人为主。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被收以为兵，号称东州兵，也就是说东州兵中一半是关中人，法正为三辅之一的扶风人，以其来通令东州兵中的关中人最为适合了。而马超在投奔刘备后，刘备资之以兵去吓唬刘璋，那么给其的应当也是东州兵中的三辅人，这样才会造成一种马超带领大批关中军到来的情形。
《华阳国志》云：“刘备入蜀，荆楚人贵。”其实扶风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比荆楚人士更出风头。法正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更为刘备所信任。彭羕一日登天，处州人之上，刘备“相待至重“。马超位至平西将军，前都亭侯，从诸葛亮与关羽书中云：
“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
可以看出虽然诸葛亮把关羽放在马超之上，可是却又说马超与张飞并驱争先。毕竟关羽远在东方，所以当时在益州的马超地位之高，待遇之隆可见一斑。在《上先主为汉中王表》上列名第一，射援在此表上是第四位。一时扶风集团人才济济，声势浩大。可是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个人有了大权柄后，难免都会飞扬跋扈起来。扶风集团也不例外。法正为蜀郡太守后，颇有国士之风，即使一饭之德的小惠亦不忘相报，可是却也恩怨分明，但对于睚眦之怨也不忘报复，又把以前诋毁他的仁兄一连剁了几个，弄得蜀郡人心惶惶。《山阳公载记》称马超对刘备都直呼其字，虽然裴松之认为此记载为虚妄之言，但也从一角度说明马超的飞扬。而连在荆州的关羽都写信询问马超，证明马超不是什么低调的角色。彭羕性格本来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当上治中后更是“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另外孟达和李严两位又都是不会处理同僚关系的主，不过他们并没处于高位，所以到后来才暴露出这缺点。
对于扶风人士的所作所为，自然有人看不顺眼，于是就有人向诸葛亮提议，法正所为实在过火，应该管管，诸葛亮知道要是明加干涉，必然引起内讧，所以婉言推脱。其实暗里却已经有所行动，诸葛亮和关羽书信一来一往，一吹一唱，就把当时扶风人中名望最高的马超放在关羽之下，无形中压抑了扶风集团的气焰，但同时又大夸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将其与和关羽并称“关张”的张飞并列。关羽还把诸葛亮的信到处公示，更使得荆州、益州的众人明白此点，这种做法又使得新来乍到的马超大有面子。诸葛亮和关羽这手做得的确漂亮。
其后法正本人也改善了行事作风，当时刘备、诸葛亮治理益州，一改刘璋以前纵容豪强，尾大不掉的陋习，此举无疑触动了益州原有利益阶级的痛处。而这时为他们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先前被人认为在蜀郡纵横威福的法正。可见当时法正虽然在一面快意恩仇，一面却也没忘了和益州人士拉好关系。另一方面法正也没漏过益州的中原人士，当时益州的中土士人，以许靖最先，刘璋对其礼遇有加，任命其为蜀郡太守。可这位仁兄在刘备杀到成都后却第一个想扒出城墙投降，故此刘备对许靖为人是持鄙薄的态度。在入成都后以法正代替许靖当蜀郡太守，对许靖却是不予任用。这时为许靖说话的却又是这位刚占据许靖位置的法正，刘备因此厚待许靖。可见法正长袖善舞，使得扶风集团和各派系的关系趋于融洽。
只有彭羕自徒隶而为国士，连自己老家益州人士也只看得起一个他的前任秦宓，剩下就是到处得罪人了。可惜他不是法正，有资本得罪人，诸葛亮觉得再让其当治中就麻烦了，于是几次想刘备密言，称其“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刘备既敬信诸葛，又一看彭羕的作为的确不象话，就把彭羕外放到江阳太守做太守。彭羕那板栗脾气自然不快，人在这时候总想找个朋友发泄一下，他和同乡关系又不怎么，和扶风集团倒是不错，就跑到马超那去吐苦水了。于是发生了下面一幕：
羕闻当远出，私情不悦，往诣马超。超问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复道邪！”又谓超曰：“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闻羕言大惊，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辞，於是收羕付有司。
陈寿在此处认为马超告发彭羕是因为“羁旅归国，常怀危惧”，其实不然。别的姑且毋论，就马超一见彭羕，开口把刘备的任命指责为“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一个“羁旅归国，常怀危惧”那会说这号话？？那么马超告发其就另有原因了。首先，是彭羕此话既辱骂刘备，又拉人造反，摊在那都是个灭族的罪名；其次，就是在法正与益州人士关系好转的时候，再和彭羕交好，恐怕是得罪一堆。所以权衡轻重，马超就马上去写好东西上奏了。彭羕在狱中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他写信求人代为求情，却不选刘备最言听计从的法正，而选了诸葛亮。可是一切为时已晚，在封建时代说这话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随着建安二十三年，刘备听从法正建议，决定夺战汉中，一时蜀中将士倾巢而出，战事经年。急需后方增兵，《三国志·杨洪传》载：
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顷之，转为益州治中从事。
一般光看文字，以为诸葛亮乘法正不在成都，乘机让杨洪取代法正那“外统都畿、纵横威福”的蜀郡太守职位，其实不然。
首先，杨洪虽是益州人士，其实就是法正一党的人，杨洪为犍为武阳人，刘备入主成都，以李严为犍为太守，当时太守手下第一把手郡功曹均由本郡大族担任，李严就选了杨洪作为犍为郡功曹。可是李严为人有一毛病，就是每居一地，总嫌治所不好，要迁徙重造一个，日后留镇巴东，他就改变江山地貌、建造了巴郡大城。这次他也想重新把犍为郡府挪个地方，无论此举是否对错，必然对犍为当地来说，铁定是出财出役，折腾地方。杨洪身为犍为人氏，当然不想为祸乡里，于是在苦劝李严不从的情况下，递了辞呈。李严却不动怒，反推荐杨洪当了蜀部从事，也就法正所掌蜀郡的郡部从事。一下由蛮荒之地犍为的功曹变成中央蜀郡的从事，可谓飞升。也可以说新任蜀郡太守杨洪是李严、法正的旧属故吏，根本就是法正派系的人。
其次，当时“发兵”，无疑是发的益州人为兵，而在刘备出兵汉中前，益州人士分为两派，一派如黄权等为赞成派，一派以周群、张裕等为反对派。然而比起赞成派出力出谋、亲临前线，反对派却只能以占卜不利为名阻扰影响实在太小了。可是随着刘备在前线和曹军对峙经年，益州本土出现了不稳趋势：
二十三年，盗贼马秦、高胜等起事於郪，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时先主在汉中，严不更发兵，但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斩秦、胜等首。枝党星散，悉复民籍。又越巂夷率高定遣军围新道县，严驰往赴救，贼皆破走。（《三国志，李严传》）
虽然上叙马秦、高胜、高定等均为盗贼豪帅，但是再发展下去，难保那些墙头草的士家不响应曹操来个窝里反。故此这次征调兵卒，诸葛亮其实也知道发兵之急，可是还故意去问杨洪，其实就是探询杨洪所代表的益州士族的意见。而征兵拉夫的事应由蜀郡太守负责，征调益州兵民由益州人来办理，才能避免士民反对，事半功倍。故此当诸葛亮明白了杨洪的态度，就干脆让他担任蜀郡太守。
最后，从上面《李严传》可以看出，李严平定的两次叛乱，无论在广汉郡郪县起兵流窜到犍为郡资中的马高两人，还是越巂异族的高定，李严率领的都不是刘备嫡系部队，只是犍为本土士卒（郡士）。可见杨洪故里犍为郡在对刘备夺战汉中方面明显是全力支持。故此诸葛亮选择一个既是益州士族，又是法正一党，且本族故里对刘备绝对支持的人物来担任蜀郡太守，那么只有杨洪最合适了。
从杨洪担任蜀郡太守既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用人之道，也可以看出当时蜀中，诸葛亮所代表原从荆州集团和法正所代表的扶风集团关系融洽，大家都认可了对方的势力范围，故此《三国志·法正传》有语：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也正是两个集团“以公义相取”，故此刘备终于成功的夺取了汉中。
建安二十四年，蜀汉群臣一百二十人上表汉帝推刘备为汉中王，其中前十一人里，就有马超、许靖、射援、法正、李严五人，也代表扶风集团占了近半数的名额。法正是年担任了汉中王尚书令，护军将军的要职。可是才到明年，法正就病亡了，年仅四十五。刘备为之流涕者累日。谥曰翼侯。赐子法邈爵关内侯，后官至奉车都尉、汉阳太守。即使后来关羽、张飞死去，刘备都未曾给他们谥号，可见法正当时在刘备心目的地位已经超过了生死与共的关张了。
随着法正的死亡，有能力成为扶风集团首领的有马超、孟达、李严，可是这三个都有致命人格缺陷，马超有着“背父之逆子”的不孝之名；孟达虽为扶风士，时称“将帅之才、卿相之器”，可是其父孟他为阉党，靠巴结张让当上凉州刺史，根本为乡党不齿；李严是南阳人，而在南阳都不乡里认为腹有鳞甲，不可近也。故此他们三个根本不可能继承法正之位，于是扶风集团群龙无首、各为已战，顿时成了一盘散沙。
盛极必衰，法正死前正是蜀汉和扶风集团最为辉煌的时代，可是法正的死亡改变了扶风集团，也更改变了蜀汉的未来，建安二十五年，孟达因为和刘备的内讧，干脆投奔了曹魏。如果法正在世，有他调解斡旋，就不会让矛盾升级到这个地步。孟达叛变，使蜀汉在失去荆州后，更失去了上庸三郡。其后刘备东征大败而回，使得蜀汉的国力和夺战汉中后辉煌衰亡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东征大败后，诸葛亮曾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那是因为刘备东征是为了夺还荆州，这完全符合荆州集团的利益，诸葛亮自身为荆州集团一员，当然不好出面阻谏，而扶风集团恐怕更热心赵云所提的“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毕竟关中是扶风集团的故土。
法正死亡、孟达投魏、马超病逝，扶风集团也暂时退出了蜀汉历史的主导舞台。但是这并不代表关陇人士在蜀汉失去了地位，毕竟蜀汉除了本土外，由于和东吴的同盟关系，要从外方获得人才，也只能打北面关陇的主意。建兴六年，诸葛亮一次北伐，就招募了大量关陇士族，其中著名者有天水姜姓的姜维，尹姓的尹赏，上官姓的上官子脩，安定梁姓的梁绪、梁虔，其中姜姓为天水大姓，当时敢在许昌私自抓人，尹姓亦为天水士族、梁姓为安定士族，在当年平定马超之乱中，两族都是起了关键作用的。天水上官氏早在西汉就为名族，此前也有上官胜等族人在蜀汉为高官。这批关陇人士无疑成为了在蜀汉关陇人士的新血，他们使得关陇集团又一次成为了左右蜀汉政局的力量。梁绪、尹赏、梁虔都成为九卿，梁绪官至大鸿胪，尹赏官至执金吾，梁虔官至大长秋，三人皆先蜀亡没。而姜维后来官至大将军，成为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在蜀汉灭亡的那天殉国。其在蜀汉的后半生，就象法正一样，也没少和益州集团、荆州集团闹矛盾。
自刘备入主成都，到刘禅出降成都，蜀汉共经历了刘备、刘禅前期、刘禅后期三个时代，而左右三个时代的无疑是法正、诸葛亮和姜维。也就是说蜀汉的历史有一半是法正和姜维这些扶风（关陇）集团创造的历史。
注一：鲍出字文才，京兆新丰人也。少游侠。兴平中，三辅乱，出与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县，以饥饿，留其母守舍，相将行采蓬实，合得数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归，为母作食，独与小弟在后采蓬。初等到家，而啖人贼数十人已略其母，以绳贯其手掌，驱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须臾，出从后到，知母为贼所略，欲追贼。兄弟皆云：“贼众，当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贼贯其手，将去煮啖之，用活何为？”乃攘臂结衽独追之，行数里及贼。贼望见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从一头斫贼四五人。贼走，复合聚围出，出跳越围斫之，又杀十馀人。时贼分布，驱出母前去。贼连击出，不胜，乃走与前辈合。出复追击之，还见其母与比舍妪同贯相连，出遂复奋击贼。贼问出曰：“卿欲何得？”出责数贼，指其母以示之，贼乃解还出母。比舍妪独不解，遥望出求哀。出复斫贼，贼谓出曰：“已还卿母，何为不止？”出又指求哀妪：“此我嫂也。”贼复解还之。出得母还，遂相扶侍，客南阳。（《三国志》注引《魏略勇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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