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庭内斗：顾命大臣肃顺是怎么倒台的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才到而立之年的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病逝，弥留之际，他口授两道谕旨：“奉朱谕：皇长子御名载淳，著立为皇太子”；“奉朱谕：皇长子御名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也就是说，咸丰首先为即将践祚的小皇帝设置了一个八大臣辅政的权力架构。
顾命大臣辅政的体制并非咸丰首创，在大清开国之初已有先例。世祖顺治6岁继位，即由睿亲王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不过，辅政大臣“去天尺五”，很容易盗柄自专，蜕变为朝廷“僭主”，赞襄团的成员越少，权力越容易转移于一人身上。多尔衮辅政之后，果然排挤掉郑亲王，独揽大权，俨然成了隐形皇帝。后来顺治病逝（一说出家），圣祖康熙8岁登基，太皇太后孝庄又命鳌拜等四大臣辅政，虽然她鉴于多尔衮篡权之祸，将赞襄团的规模扩大了一倍，但最终还是由鳌拜恩威专擅。现在咸丰将赞襄大臣增至八人，组成一个庞大的决策顾问班子。
这八名顾命大臣中，咸丰的宠臣肃顺排名第四，不过实际上这个辅政班子以肃顺为首。当时肃顺的职务是内阁协办大学士、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属于虚衔，御前大臣作为皇帝近臣，理论上也没有多大的正式权力，户部尚书倒有实权，不过也只是中央政府部长而已，但是，肃顺深受咸丰器重，流亡于热河的王公大臣都以他马首是瞻。
咸丰又在他身后的权力布局中加大后妃的权重，以此来制衡赞襄团的权力。他赐给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一方“御赏”印玺，赐给小皇帝一方“同道堂”印玺，这两枚印玺，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以皇帝名义发出的一切上谕、朱批，必须在起首处加盖“御赏”印，结尾处加盖“同道堂”印，方才生效。咸丰设想通过这样的分权设计，将政务的最终决策权与否决权、法令的审核权与签署权收拢于皇室，赞襄团的权力则被限制在“辅弼”性质上，不可直接以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从而防止赞襄权侵吞皇权。因皇帝年幼，“同道堂”印玺又由其生母懿贵妃那拉氏（慈禧太后）代掌。
但咸丰皇帝留下的这个“老臣+新主”的权力布局，却隐藏着潜在的冲突：赞襄集团不欲执政大权被两宫太后分持，太后也不甘心让赞襄集团独揽朝政。于是乎，热河行宫内，大行皇帝龙驭上宾的悲怆气氛下，掩盖着争夺权力的刀光剑影。
咸丰的遗诏中存在着一个从字面上看不出来的漏洞———遗诏对恭亲王只字不提，有些掩耳盗铃地将恭亲王排斥在顾命大臣名单之外。恭亲王是咸丰奕詝的六弟，才干见识远胜于咸丰。后来的所谓“同治中兴”，就是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开创的。咸丰之父道光皇帝曾在立储问题上，一度举棋不定，立四阿哥奕詝还是立六阿哥奕訢？后来咸丰虽然继承了大统，但他对恭亲王的亮瑜情结却一直无法释怀。
当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北狩”，匆匆命恭亲王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即收拾烂摊子。不过这样一来，在咸丰远离帝都之时，留守京城的中央政府其实由恭亲王主持，而经其周旋，联军撤走，和局谈成，更使他获得了“僭主”一般的权威。咸丰的权力布局有意“遗忘”了这位雄略的六弟，可是恭亲王积累起来的势力不会马上消失掉。如果与恭亲王结成联盟，慈禧便完全有可能抗衡乃至扳倒肃顺集团。
九月二十三日，按赞襄团与太后的商定，是“恭奉大行皇帝梓宫（棺材）回京”的日子。梓宫回京有一套非常繁复的仪礼，慈禧便以小皇帝年幼，经不起折腾为由，与赞襄团商议是否有变通的方式。肃顺等人同意太后与小皇帝由赞襄团中的载垣、端华护驾，先行一步，回北京城恭候梓宫。
于是，慈禧成功地走出了摆脱肃顺势力范围、提前与恭亲王“会师”的关键一步。须知京城的政治局面，由太后的小叔子兼盟友恭亲王所掌控，慈禧回宫，便如龙入大海。
九月二十九日，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回到北京城，不待休息，立即召见恭亲王及其他朝中大臣，“缕述三奸（指肃顺、载垣、端华）欺藐之状”，一边说一边哭，眼泪与鼻涕齐流，花容与月貌失色，群臣也听得义愤填膺。一个曾经被肃顺羞辱过的大臣周祖培受恭亲王暗示，率先跳出来说：“何不重治其罪？”慈禧说：“他们是赞襄王大臣，如何治罪？”周祖培出了一个主意：“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恭亲王这时将早已拟好的治罪诏书奉给太后，太后欣然钤印。
次日，群臣朝会，恭亲王宣读了拿问“三奸”的诏书，载垣、端华被当场拿下。当天深夜，护棺行至密云县的肃顺也被人从睡梦中揪出来，连夜解赴北京。可怜大行皇帝尚未入土为安，其临终指定的顾命八大臣已于顷刻间被解除权力，精心设置的权力布局也随之土崩瓦解。
赞襄团的辅政权力迅速由拥戴有功的恭亲王接替。十月初一，即八大臣被捕次日，慈禧发出谕旨，任命恭亲王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军机处是清代权力中枢，“在军机处行走”意味着恭亲王正式进入权力中心。而两宫太后则不仅保留了核心的裁决大权，而且将要亲理朝政———垂帘听政。一个新的权力结构———以慈禧太后为权力核心、恭亲王为执政大臣的“两驾马车”正式形成，后世有人戏称此为“叔嫂共和”。次年，清廷改元“同治”。
发生在咸丰—同治之交的这场权力大洗牌，恰恰为清政府的自我革新创制了一个权力构架，晚清的第一场改革———“洋务变法”正是在“叔嫂共和”体制下拉开了序幕。根据恭亲王的建议与咸丰帝的遗命，一个全新的政府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同治元年成立了，新机构由恭亲王控制，负责办理洋务、修建铁路、开采矿业、创办工厂、建设新学校、公派留学生。它的成果，便是创造了一个“同治中兴”的新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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