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刘贬曹思潮与赵云等人物形象的演变
本来是想写一篇研究赵云人气的文章，但是随着资料的丰富，我把三国中几个主要的人物统统写了进来，因为本人信奉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哲学，认为所有人物形象的变迁是联动的。对于历史人物，我同意易中天老师的话，对所有人带有普遍的同情。但我的确会对某个人物特别着迷，比如赵云。但喜欢归喜欢，我回秉承自己的公心和良心，客观地衡量这些人物的形象与价值，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这篇文章大部分材料是二手的，但我还是经过了自己的加工与分析。至于对与不对，就欢迎各位看官的“板砖”了。
精彩纷呈的历史活剧
在整个中华历史中，三国从董卓进京到三分归晋，满打满算只有91年的时间，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是，这短短的91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彩、最为典型、最具有戏剧性的时期，各种治国、创业的思想纷纷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各种势力发挥了自身最大的能量在乱世争雄中立于不败之地，人才的竞争到达白热化的程度，人的智谋、性情、武功等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同时，汉末三国时期有是一个著名的乱世，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为了尽快结束这个乱世，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太平，以曹操、刘备、诸葛亮、司马懿为首的英雄豪杰之士奋斗了一生。所以，有人说三国把中国的英雄都用光了。这当然是句玩笑，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的历史，世世代代都有英才涌现，而且他们在文治武功上一点也不输给三国英雄们。但是，只有三国时期的人物大批成为英雄的代表，比如上文所说的三绝。由此可见，三国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光明的时代；三国的人物是最悲哀的人、也是最幸运的人。
首先，我要谈一下陈寿编纂的《三国志》，陈寿是三国时期蜀汉的遗臣，而蜀汉无史官。三国归晋后，四十八岁的陈寿开始编纂《三国志》。有史书记载：在《三国志》完成那一刻起就在当世引起了轰动。晋惠帝在看过《三国志》后当即下诏，命令全国百姓每家每户都要抄写《三国志》，这也使得《三国志》中的故事很快就在民间普及。因为陈寿是晋民，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魏为正统。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
治国理念的试验场
1、魏：雄主称霸
但从三国的治国理念和组织形态上看，它们有是迥异而典型的。曹操创建的魏国具有权势政治的特点，权势政治的核心就是谁有实力谁就是老大，而且常常凭借武力说话，拳头硬是最重要的标准。而且，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道德不是很重要的选项。曹操是超世之杰、五百年未有之雄主，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臣），发布“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统一北方、发展经济。曹操的儿子曹丕篡汉称帝后，建立了“九品中正制”，重用士族知识分子，以保证人才的供应。
2、蜀：大道至艰
而与曹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备名分上是大汉皇叔、中山靖王之后，但熟悉三国的人都知道他是以卖草鞋出身的庶民，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视以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因而争取到了人心。在世人眼里的明君的形象被普遍认可，但是他的政治宣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十分理想主义：比如在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开百姓，速行至江陵，他却断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此安危之际，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刘备的宽、仁、忠并未给他带来直接的、快速的、实质性的好处，反而丧失了许多重要的机会，这些机会或多或少对他以后的战略有影响，也正是他这性格造就了他的失败，比如在错误的时间进行的伐吴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讲，刘备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圣雄甘地”似的人物，但是，刘备绝不是什么“仁弱之人”、“空想主义者”，他经历了许多次失败后，他也逐渐总结出许多教训，对自己的竞争手段和治国手段进行了调整。比如他“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入西川后重用法正等人。
其实，在刘备身边，有一些人是他“道义精神”坚定的信徒，出名的有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和徐庶。关羽“千里走单骑”，传闻美谈（正史上虽不是千里，但去曹操，归刘备的事确有记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安邦抚民，富国强兵、六出祁山，他虽然权倾朝野却一心为公；徐庶忠孝可书，为其母离开刘备，入曹营终生不为其谋一计。这些事迹在那个道德沦丧、人心荒乱、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有枪便是草头王的三国时代简直就是大大的奇闻，君不见前有曹操“螳螂捕蝉”，后有司马懿“黄雀在后”。所以说，刘备这帮人在当时许多人眼里，肯定是“白痴”、“疯子”和“不识时务者”的代名词，比如，郭嘉说刘备“见事迟”。但反过来看一看，也更能表明刘备的可贵以及追随者的难得。
所以，刘备集团有着巨大精神凝聚力，但他起家的创业班底绝大部分是草根和寒族，像资助他的马商张世平、苏双有家财无地位；关羽亡命之徒；诸葛亮祖上当过校尉、郡丞一类的不大不小的官，到他那里，家道已经比较衰败了；徐庶虽然是名士，但年轻是一侠士出名；张飞的出身没有查实，有人以为是个书香世家，但可以肯定不是政治势力强大的士族。
所以刘备集团在门阀政治为主导的汉末三国时代，在士族阶层中缺乏影响力和号召力，而诸葛亮掌权的时代，又带有显著的庶族知识分子（请读者务必记住这个词）的思想特征，推行“外儒内法”的治国方针使蜀汉大治，但是，蜀汉却是三国中最早灭亡的，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争论很多，有人说刘备战略失策、有人说后主昏庸、政治腐败，与川中士族的关系不好，士族多不为多不为其所用，以致人才匮。但是从我得到的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这两条都有问题，在夷陵之战后，蜀汉的力量的确受到了削弱，但他依然拥有西川和汉中，这和汉初刘邦所遇的情形是一致的；第二，有史料说明后主刘禅并非弱智而无能。总之，蜀汉的治国方略、蜀汉后期的政治情况以及刘氏与当地士族的关系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吴：士族联盟
我们看一看历史上最重的政治砝码——孙吴。东吴在公元222年孙权称王时，孙权的父亲孙坚和哥哥孙策（孙策奠定了基础）和孙权自己已经在江东经营了近30年，孙吴政权带有典型的士族政治特点，孙氏一族多与江东士族联姻，或重用士族知识分子并维护他们的利益。孙吴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周瑜、鲁肃、张昭、陆逊等都为大士族出身，孙策与周瑜和陆逊都有亲属关系。孙坚是汉末的一个地方大员又是剿灭黄巾军的重要将领，所以孙氏起家时具有明显的军阀割据的特点。在政治形态上是士族政治，在军事上是地方割据，而在政治立场上都不如即成大统的曹魏政权和继承道统的蜀汉政权更有号召力。曹魏政权是由东汉政权禅让而来，蜀汉政权是认定曹丕篡汉的逆行，中兴汉室而来。曹魏和蜀汉政权从一开始就相互对立，双方都不乏支持者。所以孙吴政权在政治上没有旗帜、没有立场，为了证明合法性，它只有选择双方中的一个，名义上拥护其统治。所以，我们在看到历史上无论是尊曹贬刘，还是尊刘贬曹，都没有孙吴的份，这也可以解释为孙权很晚称王称帝的原因。在三国鼎立的格局中，孙吴支持谁，联合谁对局势的变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曹魏和蜀汉是政治天平的两端的话，那孙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重的砝码。这个砝码是来回放的，关键是看放在哪边对它更有利些。孙吴的治理是最差的，但是却是最长寿的，特别是在孙权死后，孙吴内部频繁地发生内乱，士族之间相互倾轧，逐步地消耗掉孙吴的国力。
以上三国政治特征介绍完毕，很费篇幅，但我觉得这和本文的主旨密切相关，因为三国人物形象的转折点在于尊刘贬曹思想倾向的萌芽、发展、完善和确立以及到近现代的解构，这一过程和中国历史政治制度的变迁是同步的，滤清了这个脉络，对于理解三国人物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谁的历史？
但凡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一句常常被误解的话。意大利历史学理论家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原义是：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当代史是自我认识在历史中的再现。克罗齐又将所有的历史分为三类：一是“诗歌性历史”，是文学家和平民的历史，将自己的好恶喜憎融入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理解、诠释和塑造中；二是“实用性历史”，是政治家和教育家的历史，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历史写作；三是才是真正的历史，是哲学家和史学家的历史，展现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人类意识的演进。三者互有区别又并非完全对立。《三国演义》属于诗歌性历史，朱熹的三国理念属于实用性历史观，而《三国志》才是正史。尽管前两种历史不能被称为真正的历史，但它们的存在具有重大的历史社会价值和历史社会意义。
谁是英雄
这里，我想谈谈历史进程的选择问题，也就是“三分归晋”。如果以一个平民的角度来看，曹操、司马懿算不上什么“好人”，特别是曹操，他们不仅针对自己的政敌进行残酷的打击，曹操还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针对平民进行了大屠杀，使得曹操嗜血的坏名声在百姓中广为流传。以致于在攻打荆州是，百姓视曹军为洪水猛兽，宁可抛家舍业也要跟着刘备走。但曹操恶和董卓的恶是判然有别的，无论读到历史还是读到曹操的诗歌都可以感触到他悲怆的情怀，司马懿也是如此，他们对于天下的局势最深刻的认识是：造成世人最大痛苦的根源在于国家的分裂，战争的不息和朝纲的不振，他们不仅仅有深刻的认识，还有务实的执行方略，他们的“恶”很大程度是来源于他们对人性的“恶”客观而深刻的认知。他们毕生的事业就是发展经济、统一战争、平定祸乱、加强中央集权。所以，一个理智的学者不能简单地套用道德标准中好与坏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特别是对政治家。从历史作用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曹操和司马懿代表着当时时代的发展方向，他们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真的可以称为英雄豪杰。
历史选择了曹操和司马懿，刘备和诸葛亮一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失败者，尽管刘备“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和“中兴汉室”的政治理想听起来很美妙，理论上也成立，但是以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看，实现这些治国理念缺乏有力的技术支持，所以，刘备和诸葛亮在历史上只是进行了一次轰轰烈烈政治实验工作，且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的治国理念其实是先进的，或者说是超前的。历史证明，经过了近1000年的社会发展，中国人接受了刘备等人的理念，并创造出一整套制度手段来实现这种理念，而且从道德层面上抛弃了“成者王、败者寇”的历史观。
无休止的“大逃杀”
三国之后的中国，经历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后，又进入到了一个更大的、持续时间更长的乱世中。从晋武篡魏到西晋灭亡，满打满算只有51年，从灭吴始计，则仅37年，这37年中，还有16年是著名的“八王之乱”。说起中国人窝里斗的“优良传统”，没有比“八王之乱”级别更高、更血腥、更残酷、更精彩纷呈的了。简单地说“八王之乱”就是皇族之中的叔侄兄弟，看不惯一个“傻孩子”掌握权柄，以及他那丑媳妇对他们指手画脚，想方设法把天下权柄夺到自己手中。其后在中国大地层出不穷地上演的种种“禅让”、“夺权”、“外族入侵”的事情，为的就是掌天下之柄。中国进入了政治板荡、兵祸不断的三百年大乱世中。这种局面让我想起日本电影《大逃杀》的剧情，42个人被困在孤岛中，只有杀掉所有同伴的那个人才能生还，在这个地狱中，所有人被赤裸裸地暴露了一切：软弱、邪恶、自私、残忍、恐惧、依赖、欲望，唯独没有信任。在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很多人也许会生出这样的疑问：除了无止境的杀戮和争斗，人们就没有别的出路吗？剧情的发展最终给了我们答案：“爱与信任”！尽管只发生在两个人身上，但这毕竟打破了规则。
除了《大逃杀》，我又想起了一个有关世界冠军的故事，球王贝利的儿子出生了，贝利高兴地大呼：“小球王诞生了”。但是没过多久，贝利冷静下来说：“他不可能成为小球王”，贝利解释道，自己的成功有赖于贫困中不断地磨练，可是儿子出生在富贵的环境下，怎么可能成为一代球王呢？于是，天下人就有了冠军的子女还能是冠军吗的疑问？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若干年后我们会在冠军台上看到刘翔的儿子和姚明的女儿。但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世家子弟一般赢不了草根平民。人才需要一个正常更迭的通道。所以，封建社会的世袭制，从理论上讲，天生就有巨大的缺陷。不过，聪明的魏晋南北朝人当然会以世袭制的缺陷为自己夺权的行为找借口，并美其名“禅让”，我竞争不过你老爸，但我能竞争的过你，对不起，还是让我当这个冠军吧。不过这个“冠军”可不是一块奖牌和一束鲜花那么简单，竞争的代价是赔上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还有对社会风气的践踏，对正常农业生产秩序的破坏。所以，“世袭制”又是对封建社会稳定的一种保障，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更好的办法。这是多么吊诡的悖论呀。
到这里我们在回过头来思考一下，是谁开创了恶性竞争的先河？很不幸，是那个占据天下之腹，有雄才大略、最近常常被誉为“可爱的奸雄”的曹操；又是谁率先扛起“仁政”和“道义”的大旗，试图打破永无休止的“零和游戏”规则，更不幸，是那个三分中最弱者，一生以失败而终，最近常常被讽刺为“伪君子”的刘备。所以，虽然三国时期的人物早已化作了尘埃，但是他们在死后也并不“安宁”，而且恐怕永远会“不安宁”下去，因为忘记他们实在是太难了。
尽管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如此的混乱，政治风气如此的让人不齿，但是整个社会还是在向前发展。在思想上，突破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时代，是一个在精神上获得自由解放、最拥有智慧、最富于艺术创造性的时代；文艺和科学领域都异彩纷呈，其中南朝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经济上也为繁盛的隋唐时期打下基础。
明君刘备，是百姓用脚投出的选票
其实，在民间百姓的心中，很早就出现“尊刘贬曹”的倾向了。据《后汉书》记载，在广大百姓中间，就流传着一首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真切地对误国误民的董卓的痛恨。为了更深刻了解“尊刘贬曹”的民间动力，我们不妨把视线移开，看看隋唐之间发生的故事。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是PK的双方，PK的结果，大家也都也都知道，李世民胜出，杨广败北。事情经过了多少年，在老百姓眼中，杨广始终是暴君的典型，而李世民是明君，是千古一帝。如果有人用成王败寇的道理来解释，恐怕还是太简单化。其实杨广和李世民很相似，也是少有的雄才大略的帝王，我无论是到北京，还是在杭州都要参观一下京杭大运河，看着大运河走过的历史，在看看水面上仍然穿梭的船只，就能体会到这条不一样的河带给了中国怎样的发展，感慨于当年开凿者的艰辛，决策者的伟大，如果在看看中国的地图，看到今天幅员辽阔的版图，就会想起曾经为统一而不畏辛劳的隋炀帝。但是，凡事都有两面，历史上越是有为的君主，带给人民的负担和苦难就越多。以前的秦始皇、汉武帝如此，隋朝的杨广也是如此。人们厌倦了杨广的“折腾”，纷纷起兵反抗他。最终杨广死得很惨。你在看看李世民，做了皇帝就开始给大臣上课：“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李世民基本上也就艰苦朴素，轻徭薄役了，据说他的陵寝也非常简陋。由此可见，一位君王纵然有天大的功绩，如果是以牺牲民利、透支民力为代价，那在百姓之间一定会留下千古骂名的。所以，同样的道理，用在曹操和刘备身上也是一样。也许，很多人会认为百姓目光短浅，怎么会理解政治家为国家长远发展做出安排的苦心。不错，但国家长远的发展必然以千千万万草民百姓的利益为本，否则国家的合理性也就失去了牢固的根基。
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市井小儿喜听三国（就是评书），闻玄德败则怒，闻曹操败则喜”的情形了。这里提到了“三国故事”传播的重要途径——评书。评书的起源可追溯到唐朝，这是一个为下层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艺术，因为他的经营模式是纯市场化的，听众可是完全用脚来投票，所以评书艺人要不断琢磨听众的喜好，才能吊起听众的欲望。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听评书，大概我们这批人是最后一拨听评书长大的吧。我们听的评书主要有两类：历史题材，行话叫长枪袍带书；武侠题材，短打公案书。无论是听《三国演义》还是听《岳飞传》、《刘秀传》都有一点让我兴奋又不解，就是每次两军阵前，大将之间总会有一番厮杀，只要大将之间分出胜负，几十万大军的生命和大片的土地的命运就决定了，真是大大的个人英雄主义。这真是说书的人口吐莲花，听书的人大呼过瘾。可问题是这是真的吗？呵呵，戏说而已。仔细地对比这两类评书，他们还真是有相似之处。都是一堆武士、智者围着一个老百姓的救世主，一起行侠仗义。所以，我到现在都觉得，三国的小说、评书、戏剧与其说是在塑造武将，不如说在塑造侠客。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听众又是很较真儿的，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判断，但绝不容许把白的说成黑的。所以，评书里的人物只有在原型上老百姓认同了，老百姓才会接受夸张的形象，才会愿意传诵这个夸张了的形象。
所以在百姓的心中，刘备是明君，是救世主，孔明是智者，关张、赵云是侠客、是英雄，曹操是破坏者这一基调是不容动摇的，还有一点也十分突出，就是百姓通常不喜欢改朝换代，特别是这个王朝没有出现暴君的情况下，比如《刘秀传》中，百姓们不接受刘秀是没落皇族的身份，总是把他附会成西汉成帝的亲生嫡子。这和刘备的“皇叔”之称是同样道理。很多人认为这是封建正统思想奴化的结果，但我认为事实也并不那么简单，推翻一个王朝，往往伴随着内乱，在封建时代百姓被称为草民，像草芥一样低贱的人民，他们朴素的愿望还是希望统一和平，而国家社稷能长治久安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
尊刘贬曹：朱熹的权威
好了，到了北宋，知识分子、官吏和百姓达成一致了，那以皇帝位首的统治阶层是什么想法呢，首先不反对，反对对自己不好，革命先驱李世民同志不是早就讲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吗，而且实在没必要去反对一些做了古都快千年的人物了。而且为了顺应民意，皇帝还封关羽为公、为王。这也是关羽神话之路的开始。
如果从统治哲学、统治思想上刨刨根，就要把聚光灯转向一个叫朱熹的大学问家了。这个人有点像孔子那样活着事不招皇帝待见，但死后地位越来越高，也是成王成圣。朱熹的功绩在于改革发展了儒学。在当今社会也许许多人不知道朱熹，但是都听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名言，这就是朱熹的核心思想之一。我们有这句话来衡量一下曹操，如果他对这个“大儒”的话能身体力行，那他有怎会上演篡汉的事情呢？难道他希望看到自己的子孙像眼前的汉献帝一样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吗？按照佛学的思想他就是活造孽，而且仅仅过了20年就遭到了现世报。而刘备那种“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思想恰恰与朱熹暗合。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因为统治阶层越来越认识到他的思想的价值，把他的思想奉为官方哲学，他编著的《四书集注》，在元朝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所以，元、明、清三代的学子，没有不知道朱熹，不通晓《四书集注》，而在《通鉴纲目》中，朱老夫子使用春秋笔法，把《资治通鉴》中所有的魏国纪年全部改成了蜀汉纪年，从意识形态上奉蜀汉为正统。实事求是地说，朱熹的思想是很庞杂、深邃的。以我目前的学力实在无法清楚准确地掌握朱熹理学的真谛。但是，我始终认为历史是不喜欢突进的、无法跳跃的，朱熹的时代距三国时代已经过去了整整1000年，世间万物沧海桑田，一年间的变化也许很小，但累积了1000年的时间，就可以产生翻天覆地地改变。纵观宋以后的历史，再也没有出现像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样的大乱世了，不但如此，改朝换代的时间在缩短。史学家普遍认为，朱熹理学的出现，扶正标准着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更趋完善。朱熹的“尊刘贬曹”的思想不能不说不带有政治导向性，不能不说不带有教化世人的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朱熹的思想是一种应时之作，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来看，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朱熹的理学成了正统思想，但批评它的声音一直还是有的，比如李贽、王夫之。特别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也就是龚自珍的时代，出现了思想意识与社会发展严重的不适应，出现了“万马齐喑”的状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有创造力的人缺乏“成长的阶梯”，反而有大量“食古不化”的人进入了政坛。这比起“千姿百态”、生机勃勃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简直是天壤之别。
浩气永存：关公的崛起
关羽这个人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他败走麦城以后过了1000多年，关羽居然在人们香火缭绕的庙宇中“复活”过来。到了清朝，遍布天下的关帝庙真是中国少有的奇观。我去过的庙宇不计其数了，我发现庙里供奉的神灵在相貌上两极分化，大神像释迦摩尼通常面相温和，像传说中的刘备那样双手过膝、双耳垂肩，尽显慈悲之态；要么就是凶神恶煞状，有的还是半人半兽状的“异型”，估计小孩看了没准都能吓哭。而关帝的相貌多数还是威严且凝重的。在现代社会，“人创造了神”这个观点已经被广泛地认可。那么，宋元明清的人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儿创造这样一个神呢？
如果仔细对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欧，就会发现整个中国是一个封闭型的小农经济社会，而西欧虽然也是农业社会，但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比中国早多了，所受的阻碍也小多了，商品经济有内在的扩张性，对外探险、扩张就意味着可以得到更多的市场、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劳动力，也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小农经济的内在要求就是稳定，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员进行有组织的劳动，才能保证农业生产不被耽误，人才有饭吃。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欧洲人的性格就像欧洲地图一样，像个长满触角的章鱼，中国人也像中国地图一样是个盛了好多东西的桶，并且不断在发酵（这个比较抽象，只是个人感觉罢了）。宋以后的中国是个大一统的人治社会，人治社会的游戏规则就是情大于法，也就是说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法律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样一来很多事就不太好办了，什么标准时合情合理？不好说，因人而异吧，要是正直的官吏还好，要是品行不端的人……反正到了失控的情况下，很少有人坚持法度。看过电视剧《大宋提刑官》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一个不徇私枉法的好官真是太难了。哎！可怜了老百姓，一切通通他们埋单，谁让他们是权力博弈一方的弱者呢？
所以说，兴，百姓苦，亡，百姓亦苦。草芥之民最缺的就是安全感，既然政府的官吏不能给他们安全感，他们必然要寻找一个寄托，来安放彷徨无助的灵魂。在这方面佛教和道教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不管怎么说佛教是个外来的宗教，道教太虚无，而三国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里面的人物也深受大家的认可和喜爱，而且这些人物的事迹也被传得越来越神。其实我看《三国演义》，每当看到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时，就会有一种感慨，一个人最爱惜的应该是自己的生命，多数人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是自己的事业，人在天性上还是会自利的，但是关羽却可以置自己的安危荣辱于不顾，为的是报答知己的知遇之恩，为的是兑现自己的承诺，这种“义”的精神放在哪个时代都是积极的，可贵的。所以关羽最能带给人们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百姓同样是可怕的，一旦造反起来如同印度洋大海啸，瞬间爆发出强大的威力，所以统治者要时刻牢记李世民的谆谆教诲，尊重百姓的意愿，顺应百姓的需求，所以关羽的封号就越来越高了，以至于到了清代成了“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不仅如此，皇帝还帮助百姓造关帝庙，以弘扬关羽这种“忠义”的精神。
兄弟？朋友？合伙人？
中国不仅盛产“关帝庙”，还盛产“三义庙”，供奉的是刘关张“桃园结义”之情。说到“桃园结义”，我倒想起我们小时候同学之间也特别流行“拜把子”这样的事，大抵上关系不错的“哥几个”、“姐几个”兴致一来，就风雅一回，来个“结义”之事，结义过后其实大家都能兴奋一阵，然后走在校园里腰杆子不知不觉硬气了许多，心想自己也是家里有人了，不用害怕势单力孤而受欺负了。其实，小孩子一毕业大多也就各奔东西，少有联系了，谁还记得那些破事。不过，这件事让我觉得朋友对于一个人是最珍贵的财富。回到封建社会，我想“世界龙冈亲义会”的成立过程最能说明结义情结的根源。在清朝初年，广东开平县单水口地方，有一户姓刘的人家，他家有一块特别好的地，周围的邻居对他家是有羡慕又嫉妒，他家里人丁稀少，于是人口多的邻居就想各种办法把它据为己有。没办法，姓刘这家就想起《三国演义》中“刘、关、张、赵”四人患难与共、开创天下的历史，以此召集村中的大姓“关、张、赵”共同尊奉刘备、关羽、张飞、赵云为祖，并帮助他共度时艰。此后，“刘、关、张、赵”四家形成里一种势力，扶危济困的联盟。并在世界各地发展了这种联盟，为这些海外游子找到了一种来自文化的纽带。我觉得类似“结义”之事的兴起，同样跟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有很大关系，毕竟，在千千世界里，个人如同蝼蚁，草芥，没有朋友、亲人就什么也不是。
集历史与平话大成的《三国演义》
明以后的中国，进入了《三国演义》影响下的历史，说书和元杂剧在民间的兴盛，就出现了为了演出汇编的剧本，像在宋出现、在元代改版的《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的基本情节安排大体上还合乎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也些事件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是它毕竟出自民间艺人之手，其中不少故事或者任意虚构想像，或者直接取于民间传说。《三国志平话》是《三国演义》的最重要的创作依据之一。由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全称叫《三国志通俗演义》，我看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三国志通俗演绎”，因为看过多次《三国演义》之后，还是认为它的创作是以真实历史人物和事迹为依据的，也就是《三国志》和裴注。如果说《三国志》所写的人物是一颗颗珍珠的话，那民间平话就是一串串手链，但请注意，手链里的珍珠有些是伪造的。《三国演义》之所以广为流传，它的真实性是不可忽略的原因，因为它的的确确能反映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所以，我认为罗贯中最大的功绩在于他把原本比较混乱、零散的三国故事，三国概念以真实的三国历史为纲，发挥民间故事善于叙事的优点，以当时的白活为语言创作而成的。这也就形成了《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的基本评价。《三国演义》在文学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因此广受后世的欢迎和赞誉，但也存在着形象脸谱化的缺点。
曹操的平反
曹操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性格最为复杂的人了，他在身后的评价也最为跌宕起伏。近代人为曹操平反应该是从五四运动之后，鲁迅认为曹操是个了不起的英雄，自鲁迅起，为曹操翻案的呼声就没有间断过。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开始了对传统思想的解构，自鸦片战争起，面临着种种民族危机，反思自身、学习西方、谋求社会变革的声音就越来越高涨，更重要的是，一本由严复翻译、师承达尔文、赫胥黎著的《天演论》（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社会轰动，此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很符合当时世界政治局势，唤起了仁人志士救国图强的壮志，也促进了人们脱离“君权神授”的传统思想，实事求是地看待自然和伦理关系，为后来的中国人接受“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做了重要铺垫。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融入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中，当时国际社会好像东汉末年的状况，群雄并起，谋求世界霸权。作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即使在一战中打了胜仗，也避免不了被欺辱的命运。这也就是五四运动的由来。曹操身上那种敢于突破传统、敢于变革、奋发图强的精神备受有识之士的赞赏。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大胆变革勇于创新，展现了生机勃勃的民族精神和源源不断的民族智慧。
五四运动的另一产物，是陈独秀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现在，我们正在享受着科学的阳光，我们生病了，可以通过自己的医学知识或者到医院里找医生来解决问题；我们看到了日食或是彗星，会把它们当做一种天文奇观来欣赏；我们做梦了，很多人会拿出佛洛依德的《梦的解析》来分析一下自己的潜意识；我们对某种现象不清楚了，没关系，最方便的办法是打开电脑，登陆互联网，用谷歌或百度搜一下。当然，看电视也是很好的渠道。但是，这些领域，在“赛先生”没来之前，通通都被所谓神秘的“天道”所占领。生老病死、天有异象、夜有梦魇都是天道神灵对人的一种警示，古人是讲究“天人合一”的，人间的一切现象都对应着天道。这种说法对于科学文化素养水平有限的古人而言，既直观又生动，当然容易被接受。但是，这些言语在今天看来就好像前段时间被取缔的某神医一样，什么“把吃进去的病在吃出来”，乍听起来还挺有道理，但时间一长，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漏洞，根本经不起实验的验证。由于科学的彰明，客观上，从根本上打击了迷信的阵地，笼罩在历史人物身上的那层“神”的背光也就渐渐褪去，以致于我们今天在读《三国演义》时不免会产生“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样的人物刻画手段在当时一定被很多人传诵，但今天不免觉得有些造作。相比之下，赵云的性格就要理智、冷静的多，这在《三国演义》中刻画的人物里是绝无仅有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事迹大多都有史实作为基础。他的这种性格正是现代化的社会所期盼和需要的。
比起“赛先生”，“德先生”来到中国的步伐似乎要艰难许多。但在整个20世纪，“德先生”像熊熊燃烧之烈火，在世界范围内都成燎原之势。由于民主运动的推进，出现了权威被弱化的现象，100多年前，尼采石破天惊地喊出了：“上帝死了！”他看到了科学、理性所造成的对信仰的破坏已无法挽回，科学的凯旋与生活的急剧世俗化已成为时代的潮流，旧时代崩溃了，绝对真理不存在了，人类进入到一种既充满自由，又无依无靠、孤独绝望的境地。当我明白尼采的意思，我就会对《憨豆先生》里对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戏弄，以及日本年轻人把本国的皇室称为日本知名度最高的家族表示深刻的理解。这是由于我们的社会日益进入了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各国的领导人（除了朝鲜这样的国家以外）都极力塑造一个亲民的形象。在这个人人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当成朋友的世界里，各路神仙都不能称为“权威”，真正的权威只有“真理”和“大道”，他们英勇地把各路神仙都拉下了神坛。让我们在看一看去神化后的三国人物。没有尊刘贬曹的思想束缚，人们对三国时代的认识仿佛回到了“战国”时代，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变得丰满多彩起来，如果仔细研究他们每个人的故事，就能体会到他们的立场、他们的喜怒哀乐，感觉到他们的可爱与可悲、可叹之处。社会环境的宽容，造就了一个思想日益多元化的时代，这本身也是一种进步。
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虽然没有神灵，但人们有时也会本能地寻找自己生存、生活、奋斗的意义，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一种叫“偶像”的寄托。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非常高，竞争压力非常大，人们向往完美的人，虽然绝对完美的人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人们还是向往，即使知道完美没有尽头。现代人，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没有了忠君的概念，但是却面对着职场的挑战，我在《现在的我，更喜欢平凡真实的赵子龙》的一文中提到了赵云和杜拉拉的相似之处，的确，赵云被很多人誉为职场高手，是一个白领很值得学习的榜样。这一点也是很有说服力的，毕竟我们大多数人关心的还是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以上所有的一切，足以让赵云拥有足够的人气。但是，我觉得赵云这个人物所有的魅力之源，还是在于他如珠如玉、韶华内敛的品行气度上。记得我第一次看残缺的《三国演义》连环画时，看到关于赵云的一切都是些侍卫呀、副将这些配角上，但是就是这个不起眼的角色让我感受到温暖，我当时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让我感觉到如此舒适的温暖，直到多年以后，于丹教授讲到孔子、庄子系列时我才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赵云，他有侠义为民的一面、有忠诚而不愚忠的一面、有仁者无敌的一面、有恪尽职守的一面、也有淡泊名利的一面。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的课本里依然充满了“左”的思想，我们课堂上背得都是阶级斗争、私下里看的却是《三国演义》一类的名著，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从未接受过孔孟之道一类的儒家思想，不懂得什么是仁义礼智信，不懂得什么是忠孝节义，但是，赵云的行为却让我觉得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是美好的，这也许就是于丹所说的儒家思想的精髓：对人道的坚持，对人性的关怀而散发出来的恒久的温暖。许多人谈及赵云必言“长坂坡”，认为这一场战斗很能表现这个人物的特点，但我还是觉得他的魅力还是更多表现在许多小事的细节上，比如孔明给他锦囊时，他贴胸藏之。《明朝那些事儿》里有一件事挺耐人寻味的，一心想当圣贤的王守仁最终悟出了朱熹那句“存天理，灭人欲”的破绽，所谓的人欲其实就是天理。
人们生活在社会大家庭中，对于公理和道义的追求不能说是与生俱来的，也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举个现在的例子吧，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华大地上不断上演着感人的事迹，令我最为感慨的是一只搜救犬的故事，这只勇敢的狗在余震不断的废墟上数次深入险境，在成功救出35个人后，被下落的石块砸死。此事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网友们不约而同地悼念这位人类的朋友、英雄。这就是忠义的魅力吧，没有共同的语言，但我们可以为它的忠义之心而感动。有许多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其实我看，不如说儒家思想是人们调节人际关系的内在需求。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
赵云如此的品性，据我所了解的三国人物中很难找出第二个。这也就是他成为许多人推崇和美化的对象了。在日本光荣公司出品的《真三国无双5》中，我看到了一个最为完美的赵云，我看到其中的《赵云传》时，我发现这个赵云有些日本化了，但他作为一个有历史根据的文学形象其忠义仁孝的品行并没有发生改变。老实说，我有时也不喜欢把这个人物过分地偶像化，担心会失去本身的韵味，但是商业社会也有它固有的游戏规则，也只能默认。但另一方面，其优良的内在品格，大概是人们接受他，使他成为偶像的根源吧。
PS：现代两个著名的“云迷”，写这两人的事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更深刻分析赵云这个人物。
王震——某种意义上实践了赵云的信念
王震将军是解放军中著名的将军，但却不是新中国的“十大元帅”和“十大上将”，但是王震对于新中国的建立所立的功勋却是独一无二的。他出身贫寒，在军中一直担任后勤工作，但是，正是他的后勤工作，为他赢得了很大的荣誉。我们熟知的“三五九旅”，“南泥湾”，“新疆建设兵团”、“开发北大荒”的故事，都是这位战功并不十分显赫的将军直接领导的，他在后勤建设乃至建国后的国家建设的战斗，重要性、激烈和艰苦程度，不下于正面战场上的任何一场战斗。他的工作极其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写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题词来颂扬他和他的战友的工作。
王震将军非常喜欢读《三国演义》，尤其对赵云情有独钟，他觉得赵云忠肝义胆，有勇有谋，不骄不躁，不争功论赏，却是于危难时刻突围救主的常胜将军。他称赵子龙是一名真正的儒将，中华民族许多优秀的品德都体现在他的身上：奉公守法、知进知退、安排什么工作就干什么，任劳任怨，从来没闹过情绪。最后，我一句话给大家全说乐了。我说：‘您说了这么半天，我明白了，敢情赵子龙就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雷锋，整个一个赵雷锋。’（袁阔成：一代评书巨匠袁阔成先生散记）
2008年4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纪念王震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副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总结了王震将军光辉的一生，肯定了他高度的革命坚定性和政治敏锐性，王震将军孜孜不倦、勤奋学习的刻苦精神，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秀品质。
这样的待遇是少有的。王震将军是一个对外能打仗，对内能搞建设的全才。他的一生与赵云有诸多相似之处，从乱世走向治世，他也是一个弄潮儿，也许他是最能体会赵云将军一生作为的一个人物。
金庸——他塑造的人物中有赵云的影子
金庸：《三国演义》人物中我最喜欢的是赵云，我一直觉得他远远胜过了关羽、张飞。他在长坂坡曹军中七进七出，勇不可挡，比之关公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难得多，也精采得多。同时赵云人品很高，精细而有智谋。（金庸与池田演绎三国、水浒）
也许是金庸先生对赵云的偏爱，或是对这一类人物的偏爱，我总是觉得金庸笔下的有些人物带有赵云的影子，尽管我上中学时读了金庸作品时，并不知道他也可以算个“云迷”，不知先生认不认同这个称谓。
我对先生笔下所有的人物印象最深的是郭靖、胡斐和韦小宝。郭靖的魅力是他由一个笨小孩，靠着诚实、善良和勤奋成为一个伸张正义、为国献身的大侠。其实，在百姓心中，赵云也是一个扶危济困、具有侠义精神的英雄，而且他“敏于行、讷于言”，看上去很老实，但极可靠。我们在胡斐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心路历程，他为报仇而生，但最后可以说超越了仇恨，看到了他对人生的一种思索。我在读《三国志•；赵云传》和裴松之注时也可以看到赵云的这种思索，他们共同的思索是一些终极的问题：人生的意义、价值；自己的定位与方向。还有胡斐的勇敢与聪慧、百折不挠的意志都和赵云有相似之处。韦小宝和赵云相差比较大，但有一点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圆通。这是基于一种经验与感悟的灵通。赵云的名字来自《易经》（云从龙：《周易•；乾》），想必他也颇得《易经》之精髓，并把它融会在他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中，使他善始善终地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
结语：
到这里，我的这篇报告已经接近尾声。如果读者能够看到这里，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的历史太厚重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我国一样，记载了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了如此古老的文化。我们翻阅这些故纸堆时，能够听到祖先的脚步声。我的文章大部分在杭州完成，这是南宋的临安府。这里有一处南宋旧公署（三省衙署）的遗址，但是，当时人来人往的街道已经深深的埋在了地下，积土厚度达到了3米，上面一层一层的土中的破陶片，告诉人们土层的年代。我站在围栏上，静静地看着下面，南宋的街道、天井，脑海中浮现了当年繁忙的景象，也许岳飞从这里走过，辛弃疾从这里走过，韩愈从这里走过，朱熹也从这里走过。
今天的我们应该怎样衡量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那几米高的土层吗？不，我想不是。所谓的距离只是人心的距离。是我们不愿意俯下身来，用心地设想古人的处境，在这样的处境下触碰他们的心灵，想当然地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古人。如此一来，这个距离怕是一千年、一万年也消融不掉了。
我们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流逝掉了，短短的时间内总是看不出什么变化，然而，一切都真真切切地在变化着。就像那淤积了3米高的土层，经历了800多年的变迁。然而，历史的进程究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公元1600年，伟大的殉道者乔尔丹诺•；布鲁诺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看着自己周围熊熊燃烧的火焰一点一点把自己吞噬的时候，他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后悔，他坚信科学和真理的曙光一定会照耀整个人间，带着这样的信念，他也许微笑地走了；但是围观的人呢？依然把他视为异教徒，心中对他充满了仇恨，欲处之而后快。时间转过400年后，他坚持的“日心说”和早期的“生物演化”理论被认为是迈向真理的第一步，人们早已在鲜花广场上为他树立起铜像，然而一个更大的塑像却树立在永远向往真理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我们喜爱读历史，因为历史有一种永恒的魅力，三国的历史距今天已经1800多年了，但是，那些鲜活的面孔却能穿透时空的阻隔，感染着后人的心灵，昭示着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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