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士大夫与明朝兴衰的一些看法
近来看到一些有关大明的帖子，说道大明的末期的衰败，无一例外的指向东林。我就在这里说说我对明朝兴衰和明朝士大夫的一些看法。当然，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喜勿喷。说道明朝的士大夫，不得不说两个重要的人物：朱熹和王守仁。前者是程朱理学的代表，后者是陆王心学的代表。在说这两个人物之前，还要说说宋朝士大夫的一些情况。毕竟明朝士大夫是秉承宋朝士大夫的一些习惯和做法。
北宋赵匡胤开国，以唐朝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军阀乱政为鉴，启重文抑武的先河。且不说重文抑武的好坏，在当时，赵匡胤的做法还是十分积极。在打仗时，命令武将率军，战争结束后就去武将兵权，并且剥夺一些功勋权利，避免造成尾大不掉的情况，在这些做法上提高文臣的地位，进一步以文官制约武将和勋爵。不过赵匡胤将文武制约这个度把握非常好，并没有后世的过度重文轻武，在统一之战中，都基本是武将率军，王全斌灭蜀，曹彬灭南唐等等都是武将出征。而继承人赵匡义就明显没有把握好这个度。在高粱河惨败后，赵匡义愈发的重文轻武，这一举措，导致了后世两宋积弱三百余年的悲剧。宋真宗时，更是提高武将的地位，真宗甚至写了一首诗，提倡文教。我们现在熟悉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这首诗里面的。而在宋朝提倡文教的这个大环境下，武将的地位就尴尬起来：武将历来不受文官重视，甚至于枢密使这一最高军权机构，往往由文官担任，武将最高担任枢密副使。北宋狄青曾短暂担任枢密使，但也被文官集团排斥制约，以至于受韩琦的讥辱“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可见宋朝文官士大夫集团的权力之重，已完全压倒武将集团。而在南宋，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甚至都受过文官小吏的刁难，更别说其他的。不过两宋养士三百余载，确实将士大夫的精神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两宋士大夫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有“
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有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柳永，三苏等等，有以文官统兵的王韶，虞允文，吴玠等等，有“天地有正气”的文天祥。而在南宋灭亡后，殉国的士大夫人数也让人心惊。
承前启后，两宋士大夫给明朝士大夫开了一个不算太坏的头，而明朝士大夫呢？且让我们一看。说道明朝士大夫，我们先看看朱熹和王守仁。我们看两个人首先看理学和心学。为什么说两个人是集大成者，因为并不是这两个人创建的理学和心学，朱熹本人就是二程的三传弟子，可以说是继承发扬的二程；心学也有二程的影子，但是是在南宋陆九渊的带领下开始走向大众的，在和朱熹同时代的士大夫中，也只有陆九渊能和朱熹相提并论。今年公务员题有一道常识，是选择中国古代的道学和开山鼻祖，其中一个就是心学，但是开山鼻祖却写的是王守仁，可以说这一题不怎么严谨，当然扯远了。
先看朱熹的理学。北宋文教大成，有真才实学的大儒纷纷发扬自己对儒学的看法，于是各道学如雨后春笋而立。出名的有朔学，蜀学，洛学和新学。而在我看来，朱熹就是承周敦颐和二程的洛学。在理学中，最为重要的三点是本体，心性和认识。理学创始之初，因为其对思想的辩证和维护纲常礼制的作用而受到士大夫的好评。可是，也因为对礼制的过分维护，导致了理学的变通难以及后来流于守旧这一因素。不过理学有一点比较好，那就是“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理学者通常主张躬行实践。这一点，在明朝前期受理学影响大的时候对明朝士大夫起了非常的作用。大明以武宗为分水岭，武宗包括武宗之前的许多士大夫颇具责任心，能够通过民情完成对国家的治理，并且在孝宗时完成中兴之举。理学的经世致用也得到体现。
再谈谈心学。陆九渊初创心学，而王阳明才是将心学发扬光大的人。阳明公认为“心无外物，心无外理”，宣扬“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因为朱熹在前，阳明公通过对理学的研究，发现理学繁琐守旧的弊端，将其在心学中一一纠正，并且特别强调道德的自觉性，以知为行，强调知在前，行在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理学就像束缚在人身上的枷锁，必须要按照理学中的条条框框来做，而心学就像抛弃这些枷锁，让人回归本心，解放思想。阳明心学初一问世，便受到许多士大夫追捧。不过心学国语追求“知”，使其在后期过于空谈。并且心学反对理学的“格物致知”，阳明公还提出“天下之物本无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可以这么说，心学是打破理学舒服在士大夫身心上的枷锁，明后期的西学东渐也可以说是秉承心学之功，可心学的过度解放也给士大夫开启了一个不好的局面。没有外界的束缚，只依靠本身自己的制约，明后期士大夫道德败坏莫过于此。而虽然“知行合一”，但过于强调“知”，又将心学带入魏晋好空谈的这一弊端。东林党针砭时政，反对商税和矿税，就是心学弊端最好的体现。
简单说说心学和理学，我们再看明朝士大夫和明朝的关系。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宋朝士大夫的局面，完全是重文抑武，文官集团的权力甚至可以和皇权进行抗争。可是明朝士大夫的开局情况并没有宋朝一般。明朝开国两帝太祖与成祖不是十分重视文官集团。太祖当年杀文官如同杀鸡，对元末的隐士进行征召，不来者便杀之，又掀起几次朝案。成祖对文官也不算重视，灭方孝孺十族可见一斑。可即便是太祖和成祖不重视文臣，也没有大掀文字狱。所谓的太祖文字狱多是后人为捧某些统治者的热屁股，而在民间私底下流传的。比较鲜明的就是某些人眼中的明君，为一字不和一言不和而在其统治六十余年的生涯中怒掀一百余场文字狱，明君至此，夫复何求！真正重视文官的，是朱允炆，不过他死得早，而从仁宗和宣宗开始，文官集团才开始崭露头角。而在明朝所有皇帝中，我认为还是孝宗最为亲善文官集团。孝宗的很多做法我觉得颇似宋仁宗，而这两位皇帝与文官相效怡得的做法也实属罕见，不过也因为这两位皇帝对文官的宽容，对百姓的重视，让大宋和大明在两位皇帝期间成就了中兴之像。转过头，说文官集团在大明的兴起。真正让大明文官集团开始夺取朝廷大权的不是仁宣，而是英宗。众所周知，朝廷中文武相争才是和谐之道。如果文官一旦有太大的权力，要么形成权臣乱国，要么就像宋朝那样，文官集团一起拼命打压其他势力，导致国家积弱。英宗之前，仁宣能够调节好文武（PS.这里的武将势力是指勋爵和武将势力的统一）。在英宗土木堡之变后，武将勋爵的“领头人”英国公张辅战死后，文臣开始攫取朝廷中所有权力，打压武将勋爵。而在其后，没有武将勋爵和外戚制约的文官集团，也开始步宋朝的前尘：开始内敛政策，并且向着文官党争转化。后来的明朝皇帝，想将皇权集中起来，要么就是依靠宦官，要么在文官集团中树立一部，打压一部，这也就是明后期宦官专权和党争的由来。在前期的士大夫群体中，能够做到执政公允的还是不少，宣宗的三杨以及景泰帝于谦和英宗的李贤，孝宗的王恕刘大夏马文升等等。可是前期的士大夫也比较保守，先不说对瓦剌的政策上以及开边交趾的讨论，单说禁海这一点就让我无比惋惜（关于刘大夏烧郑和海图有争议，故不提）。禁海可能是防止后代皇帝像成祖那样以浪费国库财宝达到威服四海的目的，也有可能是达到防范倭寇的作用。但总而言之，禁海是明朝前期士大夫永远抹不去的污点，尽管有后来的隆庆开海和西学东渐，但大明却因为失去和西方国家交流的最佳时期，虽然后来是的都啊部分利益，但总而言之，从西学东渐中，得利最大的却是螨清！红薯玉米成就了“康乾盛世”，红衣大炮成就了某些皇帝的“绝世武功”。因为明朝士大夫的短视，导致了明朝没有与世界同步，成为世界之巅的超级强国，而中华也因此沉沦愈三百年。
再说明朝后期士大夫。明朝后期士大夫我想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牛！党争执政两不误。著名代表人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与同僚斗其乐无穷，与政敌斗其乐无穷，与皇帝斗其乐无穷。总之，明朝中后期的历史就是士大夫窝里斗的历史。看起来像不像北宋末期一样。这也就是文官集团的通弊：好内斗。明朝后期的士风，简而言之就是人心不古。受心学影响，大家都追求浮华奢靡，士子好空谈，坐而论道，干实事的被不干实事的骂，不干实事的骑在干实事的头上。完全就是一个畸形的社会。高拱和张居正想改革，于是高拱被罢黜，张居正改革倒是完成了，可惜只是昙花一现。反观两人改革，高拱其实更为激进，在没有打好基础的时候就和朝阁大臣，宦官交恶，所以张居正不看好高拱，直接背离。而张居正则是缓步前进，在打好基础的时候，再独揽大权，对弊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正，尽管得罪了许多集体，但他在世时，明朝可以说是一个最为辉煌的中兴。可惜，万历毕竟不是嬴驷，在张居正死后，一条鞭也就消失了。两人的改革都是节流，张居正倒是想到开源，可惜他的开源也只是在国家内部开，由于士大夫的局限性，和宋朝王安石一样，都放在了国家内部。张居正并没有想到把国家经济做大做强再来分蛋糕，而是损害官宦集团既有利益来达到满足国家的利益需求。如果张居正再大胆一些，往海外看，把经济的趋势往海外引，实际可能不必如此，可惜可叹。接着说东林，我与很多人一样，素来不喜东林。应了习大大的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东林士子吃着国家的粮，借着国家对士人集团的优惠政策，反倒想剥夺国家更多的财政来源，以国家之财养私人之物，可以说东林之恶，简直是和后金有的一比。更为恼恨的是，凡是东林不喜的人物，都要使用手中的笔杆子，将其写臭打倒。东林口口声声国家专制如何如何，可自己不也一样做着同样的事。以史为鉴，当今社会是否也充斥这样的人物，还望大家读书看报谨慎一些，莫要着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道，以此看贬我们的祖国。国家即使有再多弊病，政府也在改正。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政党像我们的党，在短短六十年时间让祖国从一个二三流国家带进世界顶尖国家的行列；也没有一个政党，能在开国时全国九成以上的人都在饿肚子的情况下短短六十年让现在九成的人吃饱穿暖。国家再有弊端，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改正，而不是恶意的诋毁和诅咒！说远了，我心中政治的最好情况就像北宋初期的君子之争，可以互相不喜欢对方的执政理念，但只是相互合作，最多贬到地方。现在看来，做实事的其实还算是阉党，而大唱反调的东林，却有些像跳梁小丑了。再加上后来投敌的东林，总之，我对东林印象不是特别好。
但说这些，并不代表我对明朝士大夫的贬斥，在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数不胜数的文人士大夫风骨。有“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有三杨，李贤等等领衔的贤相良臣；有文武兼备，知行合一的阳明公；有锐意革新的张居正，高拱等等；有“寄语路人休掩鼻，十万人同心死义，活人不及死人香”的阎应元。即便在东林中，也不乏忠臣烈士，史可法，顾炎武，陈子龙，夏允彝父子，瞿式耜等等。崇祯在死前说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而在他自杀后，自杀殉国者上千余人。可见明朝士大夫风骨之烈！不知崇祯泉下有知，是喜还是愧？
总之，明朝，兴也士大夫；亡也士大夫。一兴一亡，可见中华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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