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心向背来看蜀汉的灭亡
东汉末年，宦官把持朝政，政治黑暗，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不断。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地方豪强地主纷纷组织武装，修筑坞壁，镇压黄巾起义；同时乘机扩展势力，经过近三十年的群雄混战，最终形成了曹、孙、刘三大军事集团，出现了魏、吴、蜀三分天下的局面。
蜀汉是三国中比较特殊的政权，可以说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从正式建国到灭亡，只存在了43年，二世而亡，是三国中寿命最短的一个王朝。蜀汉政权人才济济，文有旷世奇才诸葛亮，武有五虎上将，刘备又是仁慈之君，同时蜀汉位于天府之国――成都平原。还有所谓的“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占人和”的最大优势。如此优秀的条件，为什么蜀汉会成为三国中第一个灭亡的国家呢？
20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学家对蜀汉灭亡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分析，提出了各自的看法。钮海燕在《从人才观上看蜀汉之兴亡》一文中提出：“蜀汉人才缺乏，后继无人，导致了蜀汉的灭亡。”三国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才的斗争。曹、孙、刘都意识到谁能够招附和重用大批的文武人才，谁就能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中发展自己的势力。而蜀汉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人才匮乏，在与魏、吴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高凯、郑发展、赵中祥在《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蜀汉政权之败亡――兼论刘备、诸葛亮为政之失》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人口性比例失调，导致了蜀汉的灭亡。”蜀汉领导人刘备和诸葛亮及其继承人的穷兵黩武政策引发了十分严重的人口比例失调问题，男性少于女性，使得蜀汉人口再生产陷入了停滞，并直接造成了蜀汉后续兵源的减少，从而给蜀汉国家的安全防卫造成了困难，最终大大加速了它的灭亡。此外，鲁小波、陈晓颖在《从地理角度分析三国时期蜀国的灭亡》一文中认为：“蜀汉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决定了它的灭亡。”刘备和诸葛亮精挑细选的“天府之国”，虽然表面上看，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易守难攻的地形，可以达到自保、割据一方的目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蜀汉政权所处地区的地理环境，不利于培养军事人才，更不利于建设一支能攻善战的队伍，因此蜀汉政权的灭亡是迟早的。而魏勤在《蜀汉政权兴衰的经济分析》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连年的战争，使得蜀汉经济不支，最终走向了灭亡。”在建兴六年春至十二年春（公元228―234年）的六年中，诸葛亮共发动了五次北伐，有两次因粮尽而退。后期姜维继承诸葛亮的北伐事业，大兴战争，国库空虚。虽然成都平原农业发达，粮食不乏，但也只能自给。然而连年的战争，使蜀汉的军费开支庞大，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以上只是列举了导致蜀汉灭亡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关于蜀汉灭亡的原因，学者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看法，如蜀汉政权内部激烈的政治矛盾，尤其是益州土著势力和外来势力之间的矛盾一直很深。当邓艾军还没到成都，姜维率领的军队还在抵抗时，益州土著人士谯周等人就劝告后主投降邓艾，不做任何抵抗。还有观点认为蜀汉后期腐败的政治导致了它的灭亡，连年的对外战争使其灭亡加速。
以上所列出的这些原因，都很好地说明了蜀汉的灭亡。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从人心向背的角度来分析蜀汉的灭亡，仅供商榷。
其实，蜀汉在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初，是得到了当时许多人的支持的，人心向着蜀汉。这是由于在客观上，儒家宣扬的三纲五常、忠孝仁义、君权正统的观念为蜀汉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自西汉以来，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自西汉武帝时实行“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来，儒学即与政治结合，东汉时期这种趋势得到加强。东汉的皇帝大多都有较好的儒学修养，他们促进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儒学化，也使得下层人民接受了儒家的思想，逐步建立起了整个社会普遍的儒学价值观。所以，在东汉，人们普遍形成了忠、孝、仁、义等社会价值观，君权正统观念得到认同。这样的思想对刘备建立政权是有很大帮助的。他以帝室之胄的身份，“受左将军之命，躬膺天子之宠任，而又承密诏以首事，先主于是乎始得乘权而正告天下以兴师”，露布衣带诏讨曹，使曹操蒙受“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恶名，而刘备则以正统自居，得到了许多忠于汉室的士人、普通民众的支持，形成了“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的局面。
同时，主观上，刘备在颠沛流离的前半生中，采取多种措施“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在入主益州后，采取了诸葛亮的建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稳定统治区的社会秩序，安抚人心。同时，还实行了许多具体措施来巩固政权、争取民心。第一，发展农业生产。维修并保护都江堰等水利设施，有效地发挥了它们的灌溉效益，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粮食产量提高了，农业得到了发展，巩固了新生的蜀汉，也取得了蜀地民众的支持。第二，发展制盐业和手工业。当时成都“家有盐泉之井”，蜀地的织锦远销全国各地，制盐业和织锦业非常繁荣。这对稳定国内经济，还有对支持蜀魏战争都起了重大作用。第三，移民蜀地，开发南中。蜀汉打破了南中地区的长期封闭状态，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建成了蜀汉安定的后方。诸葛亮又将青羌族一万多户迁至蜀地，从事畜牧业生产，并挑选其中的青壮年组成军队，成为勇敢善战的锋锐之师。上述的措施，不但巩固了蜀汉政权，在大大加强了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同时，也稳定了国内的民心。
那为什么到了后期，蜀汉政权的人心向背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呢？下面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
陈寿评论刘备：“先主之宏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气焉”。《三国志》中多次出现时人对刘备的评价：“刘备，天下之英雄，一世所惮”，“刘备，人杰也！”，刘备“英雄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刘备以枭雄之资，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人下者”。连他后来的对手曹操在煮酒论英雄时，也认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不管是枭雄，还是英雄，我们仅从时人，特别是他的对手们的评价中就不难知道，刘备在当时的影响的确很大，是一个凝聚人才和人心的核心。因其如此，当“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谭，先主故茂才也，将步骑迎先主。先主随谭到平原，谭驰使白绍。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刘备也得到了世家大族的尊重。
其实，刘备能够得到时人的认同与支持，建立政权，固然与其利用汉室宗亲的身份收买人心有关，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刘备虽然是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因其先人“坐酎金失侯”，家道衰落，“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经济实力非常薄弱，他要发展自己的势力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固定的地盘和自己的部队，只能东投西靠。那刘备为什么又能够得到“众士慕仰”呢？因为他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的修养及其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刘备是很注意人心向背的，注意自身的修养及由此而产生的凝聚力。
首先，刘备具有当时人最优秀的品德，以“仁”凝聚人心。当他任平原相时，“刘平结客刺备，备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状语之而去。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刘备御寇，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当刘备得知刘琮向曹操乞降，或劝其劫刘琮及荆州吏士经南到江陵，备答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遗孤，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虽然，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早已提出“跨有荆、益”是称霸的基础，刘备却不忍取之而自济，其“仁”至矣。当曹操追急，刘备率军民撤退，“比至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两汉经学昌盛的影响下，刘备的“仁”得到了时人，尤其是世家大族的赞同，由此凝聚了人心。
对此，《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方不失道。追景升之情，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于同败。”
其次，刘备谦恭待人，重视人才，以争取人才的倾心归附，加强凝聚力。刘备虽属皇室，但能与草莽英雄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此外，刘备在荆州时，谦逊的对待人才，“三顾茅庐”很好地体现了这点。难怪他从江陵撤退时“荆楚之众，从之如云”。就连曹操谋臣程昱也称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征士傅干说“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
第三，刘备虽然没有兵书专著，但是实践经验丰富，以自身的能力使民众相信自己，愿意跟随自己，取得民心。他能指挥战争，曾参加过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和征讨董卓的战争，跟孙、曹均交过手，可以说是能文能武。故吴大鸿胪张俨说：“盖闻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让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为敌战之国，执势不俱王。至操备时，强弱悬殊，而备犹出兵阳平，擒夏侯渊。羽围襄阳，将降曹仁，生获于禁，当时北边大小忧惧，孟德身出南阳，乐进、徐晃等为救；围不即解。故蒋子通言彼时有涉许渡河之计，会国家袭取南郡，羽乃解军。玄德与操，智力多少，士众多寡，用兵行军之道，不可同日而语，犹能暂时取胜，是时又无大吴犄角之势耳。”这些记载说明刘备善于用兵，只是与曹操的起点相比，差距太大，以致不能像曹操那样很快就取得成果。
可见，刘备不管是从品质方面，还是从重视人才方面，还是从军事才能方面来说，都能收买人心，凝聚众力。再加上刘备是汉家正统的后嗣，很能得到一部分“忠臣义士”的拥护。
刘备文武兼备，最终在群雄争战中生存了下来，并逐渐发展壮大，建立了政权。“二十五年，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献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第二年（公元221年）刘备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继承汉室的大统。当时，赢得了许多民众的支持，赢得了民心。
所以，刘备不仅仅是蜀汉意义上的国君，更是蜀汉的中坚，蜀汉的命脉。国君可换，而中坚不可去，命脉不可断也。
刘备逝世后，“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拥郡不宾，越隽夷王高定亦背叛”。一些官吏及豪强趁机反叛，说明在刘备逝世后，凝聚人才和人心的核心没有了，蜀汉臣民有非常大的失落感，人心出现了动摇。
刘禅没有其父那么优秀的品格，不能用“仁”“义”来凝聚人心，所以在继位后，难以树立威信，更难有一股无形的凝聚力。特别是在诸葛亮死后，宠信宦官黄皓，生活奢侈腐化，“增广声乐、后宫”，导致政治腐败，使内部固有的矛盾加剧，人民的负担加重，民心不稳。当时孙吴有大臣形容蜀汉的情况说：“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
可见，刘备病逝，对蜀汉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当时的民心出现了混乱和动摇，民心向背随之也出现了变化，蜀汉政权的向心力大大减弱了。
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当时汉朝长达400年的统治是深入人心的，汉献帝还是一面很重要的旗帜，曹操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了中国的北方。而刘备就是凭借着自己汉室宗亲的特殊身份和“兴复汉室”的口号而起兵，得到了当时许多人的支持和拥护，先后取得了荆州和益州。但是曹魏在北方也注意收买人心，采取了如屯田、兴修水利等有效的措施恢复经济；同时，实行九品官人法、鼓励文学发展等政策，取得了士人和文人的支持。孙吴政权在江南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来收买人心，取得了江南人民的拥护。公元220年，当曹丕篡汉建立曹魏政权时，公开反对的普通民众是很少的，曹丕反而获得了世家大族的普遍拥护。相对而言，蜀汉在政治上的优势逐渐丧失。
从客观方面讲，政治上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蜀汉原来的政治优势是“汉室正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百姓对汉室已经没有兴趣；同时，魏、吴在自己的领地统治都非常成功，没人愿意再去恢复那个昏庸无能的汉室。而且，当时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重视“三纲五常”的儒学到重视“虚幻飘渺”的玄学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人民头脑中忠于汉室的思想逐渐在淡化。此外，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及后来的三国鼎立，士人为了发挥自己的才能，依附于一方，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为汉室守节，所以一部分士人对蜀汉政权不再支持。
从主观方面讲，刘备死后，蜀汉内部的矛盾逐渐突出。继任者刘禅能力一般，缺乏其父的凝聚力。主持国事的诸葛亮虽然很有才能，但是缺少刘备那种笼络人心的能力，加上原来的开国元勋们大多不愿屈居诸葛亮之下，所以他在内部通过一连串的政治斗争打压原来的元老派和刘备一度比较器重的益州派，使得人们逐渐丧失对蜀汉的信心和拥护，后来的益州土著人士谯周就大肆宣扬蜀汉快要灭亡了。对外由于荆州的失去，难有外来人才输入，除益州之外的人们更难以拥护蜀汉政权了。
谯周，巴西西充人，是一个地道的蜀地土著人。他精研六经，多习书札，为当时有名的大儒。诸葛亮任益州牧时，用他为劝学从事，后历任太子家令、中散大夫、光禄大夫。虽然做了蜀汉的光禄大夫，但是，他从杜琼处学到了谶纬之学，以此公开宣传蜀汉只能传二代就要亡国的谶语。
据《三国志・蜀书》记载：“周缘琼言，乃触类而长之曰：《春秋传》著晋穆侯名子曰仇，弟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子之名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其后果如服言。及汉灵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为帝，后皆免为诸侯。与师服言相似也。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己具矣，当授与人也。意者甚于穆侯、灵帝之名子。”以谯周为首的土著集团，大肆宣传蜀汉亡国论，而很少人去反击，说明蜀汉人心已尽失了。谯周的亡国理论和宣传在邓艾进军成都时达到了顶峰。由此对蜀汉政权的灭亡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三国志・蜀书》记载：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冬，魏大将军邓艾克江油，长驱而前。而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为守，直可奔南。惟周以为：“自古己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是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在面对邓艾大军进逼成都的情况下，后主束手无策，谯周趁机提出了投降曹魏的“计策”。为什么谯周那么积极地敦促刘禅投降呢？因为谯周是益州的地方政治势力在朝中的代言人。蜀汉政权的统治集团是外来人士，如荆楚士人、东州士人，是以入侵者的姿态入蜀的，因而始终受到益州地方势力的反对。尽管刘备、诸葛亮在组建政权时充分考虑到了吸纳地方政治势力的加盟来换得稳定，但这样做也埋下了政治隐患，一旦时机成熟，益州土著势力便借助外部力量，把蜀汉集团的外来势力几乎全部从蜀中驱赶出去。
谯周大吹投降是最好的选择，认为魏吞并蜀、吴是迟早的事，而竟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提出坚守、抵抗邓艾的策略，只有另一种撤退到南中地区的意见。这不仅说明了益州土著势力公开反对蜀汉政权，更说明了当时曹魏实力比较强大，已经在许多人心中成了正统的象征，汉室正统的观念已被人们抛弃，包括蜀汉内部的一些士人，人心已倾向曹魏，背离蜀汉政权了。
三国时期是中国有名的战乱之世，蜀汉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一向以汉朝正统相标榜，认为自己承于汉祚，是华夏正统，极力贬低魏吴。所以蜀汉的方针政策也受到了汉朝的一些影响，在大赦制度方面更是如此。刘备在位和诸葛亮主政期间，蜀国大赦的次数较少。刘禅后期，大赦屡下，有12次之多。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从延熙六年到景耀六年，二十余年时间，大赦竟有10次之多，平均每两年一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独特的现象呢？这就需要具体分析蜀汉大赦的种类和后期政局的变化了。
蜀汉的大赦主要有三类：首先，礼仪性大赦，由践祚、改元、立后、建储、生子、封王等原因进行的大赦，成为国之常典，《三国志・蜀书》中主要记载了四次。其次，灾异祥瑞性大赦，这是为了笼络人心和加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一方面，蜀国的大赦并不明显，记于史册的只有一次：“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第三，政治性的大赦。相对于前两类的大赦，蜀汉具有鲜明色彩的政治性大赦更为引人注目。此类大赦与蜀汉政局变化密切相关。下面进行具体的分析。
刘备和诸葛亮在时，大赦的次数比较少，在诸葛亮死后，这种“赦不妄下”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基于政治意义的大赦频繁发生。
“（建兴）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秋八月，亮卒于渭滨。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大赦。”此次大赦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其一，作为股肱之臣诸葛亮的去世，对蜀汉军民的打击十分沉重，民心也在背离。其二，诸葛亮一死，其主政时掩盖的矛盾也立刻暴露，特别是将领之间相互争权的矛盾日益突出，如征西大将军魏延与长史杨仪举兵相攻，十分惨烈。其三，刘禅的执政能力怎么样？诸葛亮死后，后主能否驾驭当前形势？人们怀疑不安。其四，南方传来少数民族叛变的消息。总之，不祥的阴云笼罩在蜀汉的上空，为安定民心，消除人们的猜忌和疑虑，安抚与魏延军进行厮杀的军士，可以说这次大赦是必要的。这次大赦开始反映出蜀汉政权的内部矛盾重重。“自亮没后，兹制渐亏”，蒋琬、费祎，特别是姜维当权时大赦不断。“(延熙)六年冬十月，大司马蒋琬自汉中还，住涪。十一月，大赦。”“(延熙)九年夏六月，费祎还成都。秋，大赦。”“(延熙)十二年春正月，魏诛大将军曹爽等，右将军夏侯霸来降。夏四月，大赦。”“(延熙)十四年夏，大将军费祎还成都。冬，复北驻汉寿。大赦。”“(延熙)十七年春正月，姜维还成都。大赦。”“(延熙)二十年，闻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是岁大赦。”“(景耀)四年春三月，追谥故将军赵云。冬十月，大赦。”在短短不足二十年间，竟有这么多大赦，仔细分析却也不难理解。这些大赦表明当时的政治日趋混乱，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统治者把大赦当做自己拉拢民心、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了。
大赦虽然可以争取到民心、缓解社会矛盾，但是频繁的大赦，给社会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刘备和诸葛亮都不赞同频繁的大赦。据《三国志》记载：“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他们都认为，治理国家要靠大施德政，而不是依靠小恩小惠，以前的刘表、刘琮父子每年都实行赦免，可对治国带来了什么好处呢？大司农孟光因为费祎实行大赦，当众责备他：“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实行大赦，就像树木一半茂盛另一半枯槁一样，是一种偏颇的措施，不是真正的圣明之世应该有的。
的确，频繁的“大赦天下”，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典型的“人治”思想。大赦根本不是对百姓实施恩惠的有效办法，更不可能成为解决冤狱的良方妙药。大赦并不能使多数人得到实惠，消除冤狱需要公正透明的司法制度作保障。在所谓的“大赦”中，获得解救的良民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恐怕是那些真正的罪犯。那些罪犯眼看就要伏法，还给受害者一个公道了，可是一道赦令下来，他们就无罪释放了。这样使刑法失去了权威性，加深了民众对蜀汉政权怀疑的态度。
蜀汉后期频繁的大赦，不仅没有反应广大人民的利益，反而使人民对蜀汉政策的连续性以及政治的稳定性等问题表示担心和怀疑。民众逐渐对蜀汉政权失去了信心，人心也开始背离蜀汉了。
蜀汉建国后，战争不断，发动了讨伐少数民族、镇压叛乱、兴复汉室的北伐等战争，北伐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在建兴六年春至十二年（公元228―234年）春的六年中，诸葛亮共发动了五次北伐，有两次因粮尽而退。蒋琬、费祎执政时，对魏采取守势，国内比较稳定。延熙十六年（公元247年）春费祎卒后，同年夏，姜维就开始了对曹魏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此后更是连年出征，直至蜀汉亡国。史称诸葛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展示了蜀、魏双方经济实力的对比，蜀汉财力远不如曹魏，实际上无法应付“无岁不征”的战争需求。于是，蜀汉政权加重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征收，使这些地区经济残破，民不聊生，导致少数民族不断反叛。同时，加重对汉人的剥夺，赋役、兵役、徭役负担大大增加，导致了汉人的敌视，民心不再归附蜀汉。
蜀汉偏居于中国的西南地区，而西南地区又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有青羌、叟、僚、濮等民族。诸葛亮采取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政策，稳定了少数民族上层。但是少数民族仍有不时的叛乱，主要原因在于蜀汉连年的战争，加重了对他们的盘剥和掠夺。蜀汉政权大量强行征发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壮年，补充战争的兵员。在战略防御时，组织当地民族的地方武装协助蜀汉军队，以武都、阴平为例，在派驻军队的同时，还将当地的氐、羌民族“置义守，号关尉”。戍守南中的军队，也有部分是从当地少数民族招募的，蜀汉在邛都夷七个部落中征集丁壮入伍，各部落的丁壮编为一营，号称“七部营军”。邛都地区还有叟族组成的“四部斯叟军”。诸葛亮把南中万余家青羌劲卒迁移至蜀，分为五部，北伐的时候，将收编少数民族军队充实到蜀军，号称“飞军”，以增强北伐曹魏的战斗力量。
同时，蜀汉政权还大量征收少数民族地区的土特产，为战争提供物资保障。诸戎所居之祁陇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盛产马、牛、羊、麻和小麦。蜀军得其马，可以增强战斗力；得其小麦，可以免运川粮支前。而南中地区也不例外，南征时，“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征服之后，则将赋税征收变成日常规章。“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而越巂郡的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出盐铁及漆，张嶷用武力夺取管理权，并派遣官吏予以管理，“遂获盐铁，器用周赡”。
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蜀汉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劳动力和物资的掠夺，激化了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的矛盾，导致少数民族人民仇恨中央，不断反抗。“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三年春，使越巂太守张嶷平定越巂郡。……是岁，汶山平康夷反。……秋，涪陵属国民夷反。”少数民族的反叛威胁了蜀汉政权的稳定，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同时，对汉族地区的人民所征收的赋役、兵役、徭役大大增加，使许多农民破产、流离失所，人民逐渐怨恨蜀汉政权了。在姜维执政的时期内（公元247―263年），共发动了九次北伐，真可以说是“玩众黩武”，终于将“蕞尔小国”的蜀汉拖得筋疲力尽。伴随着经常而大规模的出征的不仅仅是国家军费开支的增大，更因大量农业人口卷入战争，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自耕农日益破产，益州地区的经济日趋衰弱。故史曰“是时维数出兵，蜀人愁苦”。蜀汉前期，诸葛亮“无岁不征”，但由于有稳定的后方，他又时刻注意维持经济的发展，能勉强承受巨额的军费开支。而到后期，由于宦官黄皓专权，国内政局混乱，统治者不能像前期一样“务农殖谷，育养民物”，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后主刘禅日益昏庸，生活奢侈腐化，“增广声乐、后宫”，使皇室费用大增，财政支出加大。而且，在蜀汉前期，诸葛亮“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蜀汉人民较少因为战争的沉重负担而逃离或藏匿于豪强之家以脱离国家户籍控制。到后期，一方面无法忍受国内政治昏暗、皇帝奢侈而造成的额外负担，另一方面也难以承受频繁战争所带来的沉重赋役，大量人口逃离国家的户籍控制，纳税人口大量减少。地方豪强趁机占有国家编户，分割政府财源。《三国志》载：“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示伍亡命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了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
连年的战争使大量的人民死亡，活着的民众为了供应战争的需求，不得不上交大量的赋税，并且长时间的服兵役和徭役，负担非常沉重，导致他们对蜀汉政权已经有了敌意，不愿再为蜀汉卖命。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描叙的“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的场面只是一个梦想。
可见，由于战争不断和政治腐败，人民已经承受不了沉重的赋役、徭役、兵役了，大量人口逃亡，甘愿沦为豪强的附庸，对蜀汉政权没有任何的期望了，希望蜀汉快点儿灭亡。民心背离，预示着蜀汉政权即将灭亡。
综上所述，蜀汉在先主刘备死后，人心开始涣散；社会形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心已不再思汉；蜀汉后期大赦频繁，更导致了民众对蜀汉政权的怀疑，人心在背离；加上连年的战争和后期腐败的政治，民众的负担非常沉重，逐渐不满蜀汉的统治，民心尽失，并开始反抗蜀汉的统治。民心的背离最终导致了蜀汉的灭亡。
孟子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注释：
张大可：《三国史》，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张大可：《三国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钮海燕：《从人才观上看蜀汉之兴亡》，《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高凯、郑发展、赵中祥：《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蜀汉政权之败亡――兼论刘备、诸葛亮为政之失》，《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鲁小波、陈晓颖：《从地理角度分析三国时期蜀国的灭亡》，《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9年第3期。
魏勤：《蜀汉政权兴衰的经济分析》，《闽江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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